关于孙伟铭是否“花钱买命”的探讨
关于孙伟铭是否“花钱买命”的探讨
成都醉酒驾车案肇事者孙伟铭再次站到公众面前，是意料之中的。9月5日《京华时报》消息：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9月4日上午对孙伟铭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此前，酒后无证驾车致4人死亡1人受伤的孙伟铭被成都市中院一审以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伟铭的代理律师向法庭呈交了部分新证据。检察人员在阐述出庭意见时表示，孙伟铭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应当依法严惩。但综合考虑本案的各种因素，建议法庭不宜对孙伟铭判处死刑。该案择日宣判。
各种媒体的大肆渲染中，对于事件的前因后果，公众早已了然于心。孙父在积极筹集赔偿款的过程中，其实公众已经预见到可能会出现的结果了。二审开庭前一天的晚上，电视新闻说孙父已经将筹集到的60万元交给了受害人，并拿到了受害者家属共同签署的刑事谅解书。这时候，就有观众担心：一旦因此形成改判，会不会产生“花钱买命”的连锁反应？而到开庭前，孙父将全部应对受害者赔偿累计100余万元交付。孙伟铭的辩护律师向法庭出具了收条和谅解书，并表示：“不管多少金钱都换不回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怎么赔偿都难以弥补失去亲人的伤痛。他们希望，通过赔偿给生者受伤的心灵带来一丝慰藉。希望法庭将这个情节充分考虑。”因此，花钱买命会不会成为惯例的担心就更加的强烈。
应该说，孙伟铭案一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死刑在震撼之余确实是大快人心，对于治疗“醉驾”将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但是，死刑的运用，毕竟是非常慎重的。在法律适用上来看，死刑的适用都是极其恶性的犯罪，而孙伟铭的犯罪虽然后果严重，但主观上的恶意并不是很深。不可否认，孙家在此时此刻的主动赔偿，是为求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进而在法律层次上求得允许的宽容。心灵的谅解是否成为法律宽容的基础，这点还有待于法学专家们的进一步探讨。单尽管受害者家属“仍然特恨孙伟铭，不希望二审改判”，然而毕竟他们已达成谅解的事实，所以，估计法庭将在量刑时考虑到这一情节。
那么，是不是因此将形成“花钱买命”的结果？个人认为，不能这样说。孙的行为挑战了全社会共同致力的公共安全，因此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孙父的赔偿行为并不能影响孙伟铭事故的定性，被害人的谅解也是不适用死刑的重要理由。因此我认为：不是不定罪，而是要定罪，还要定很重的罪，但法庭可以考虑量刑，有可能会取消死刑判决。
受害人家属在心底里原不原谅肇事者，这是他们情感的权利与自由，但民事赔偿的履行影响刑事量刑，却是不争之事实。谅解的价值，或者说赔偿的事实应当导致法律在允许范围内的宽容。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孙伟铭的个人财产不到40万，远远不足应对受害者赔偿的金额。如果维持死刑判决，我们获得了报复的快感，孙家还会这样积极筹集赔偿款么？死者需要抚慰，伤者需要治疗，那怎么办？所以，适度的谅解，对于民事赔偿部分还是有利的。而这个结果不可能成为富豪们动用九牛一毛就可以买命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