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

——人体器官买卖调查
　　2.5万元，为了这笔在北京城仅能买到一两平方米房子的钱款，杨念付出了自己60%的肝脏。

　　15万元，为了杨念那60%的肝脏，晚期癌症患者谢有生（化名）的家人四处举债。

　　全国每年150万名需要器官移植患者的等待催生了一个本不该有的行业——人体器官买卖。而2.5万与15万元之间的巨大利润空间也造就了一个本不该有的群体——人体器官买卖中介。

　　供体遭遇15万卖肝钱只拿到2.5万

　　被豢养数月等候买家

　　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民政局对面的一栋居民楼，一套简装的三居室里住了十几人，他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最大的不过25岁，他们来这里都有着同样的境遇——家穷、缺钱，他们也有着同样的目的——卖肝（肾）、赚钱。19岁的杨念也来到了这里，成了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名。

　　杨念是被一个叫王占伟的人带来的，那是他最初的联系人。在决定卖器官赚钱后，杨念在网络上认识了王占伟，咨询了器官价格——卖肾4.5万元、卖肝4万元。并没有想好卖什么的杨念先行来到了河南郑州，成了王占伟手中所谓的供体。但半个月后，王占伟称其医院关系断了，就将包括杨念的供体们都转给了在鹤壁淇县一个叫杨世海的人。
　　供体群居免费吃住玩


　　淇县位于郑州、北京之间，离两个城市都不远，但生活成本却要低很多——一个三居室一年的租金2800元。杨世海从朋友处借了2万元，开始供养供体，以备在北京寻找买家的合伙人刘强胜“召唤”。供体们在这里免费吃、住、玩——怕供体们等待的日子闷，杨世海还“人性”地买了两台电脑，供他们打游戏。这里的伙食标准也不错，据称每餐都能有几个肉菜。供体们也算自由，白天可以四处闲逛，到了饭点回来，即使中途反悔也可以随时离开。

　　对于供体，中介也不是没有选择。新来的杨念就被带着去医院做了检查，血型、身高、体重，再看看有没有传染病，身体健康的留下，不合格就走人。据介绍，AB血型的人一般不要，因为AB血型的患者较少，中介们都怕养了白养。

　　造假证变患者亲属

　　在杨世海处没住上几天，杨念就等来了买家。北京的刘强胜来消息说，有一个癌症患者谢有生需要换肝。杨念便只身来到了北京，在刘强胜的安排下住进了一间地下室。和杨念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另外三个供体。经过体检配型，杨念成了那个将要为谢有生献肝的人，他与刘强胜谈妥的价钱是3.5万元。很快，杨念住进了医院，接受一系列的器官移植手术前的准备。

　　根据相关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必须是捐赠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为了让杨念变身为谢有生的侄子，成为合法的捐赠人，刘强胜让谢有生的妻子马上回老家开具叔侄亲缘证明，而其他的身份证明则由他一手操办——路边无数的造假小广告使这成为异常简单的事情。一个多星期后，顺利通过医院审查的杨念进了手术室。十几个小时后，杨念的肝已剩下40%。
　3.5万酬劳费只剩2.5万


　　然而，拿钱的过程却远非手术那般顺利。在术后将要出院时，杨念仅仅拿到了2.5万元，其余的1万元从此没了下文。而杨念不知道的是，肝的受者谢有生为此付出的却绝不仅仅是2.5万元，而是15万元。谢有生先后给了刘强胜4万元和5万元两笔钱后，又被讨6万元，“他说不给钱就把我们废了。”已难承受惊吓的谢妻只得四处借款筹钱，但他们知道供体拿到4万元，“后来我们知道刘强胜只给了人家两万五，特别生气，但也没办法。”

　　杨念的遭遇还没有停止，为了拿回自己应得的1万元，其再次找到刘强胜，只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刘强胜叫来的二十多人。惨遭追打的杨念无奈报警，同时也“成就”了北京市首起人体器官买卖案。据海淀检察院邱检察官透露，该团伙成员的落网已牵带出数个人体器官买卖团伙。现警方正积极对其犯罪事实进行查实。

　　生意火爆中介两年养190个供体

　　买卖信息铺天盖地

　　在百度搜索上敲入“寻肝源、肾源”一词，数万条信息扑面而来，留下的QQ号、手机号不胜枚举，甚至有公司形式出现对此进行操作。他们不仅寻找愿意售卖肝、肾等活体器官的人，同时也广而告之向所需患者提供各配型的肝源、肾源。记者在与多位器官买卖中介联系后发现，他们有着一套规范而明确的要求，业务也已形成一条龙服务。

　　承诺提供全套证明

　　对于肝源、肾源的供体，他们大多都要求男性、身高170厘米以上、体重115斤以上，年龄30岁以下。并且，血常规、肝功能、乙肝五项、彩超等基本检查要全部合格。几乎所有中介均表示会承担供体的食宿费用、基本检查和配型检查费用、往返路费以及其他生活费用，有的更承诺除了应得报酬外，出院时还将为供体们向患者申请数千元不等的红包。记者联系到的一位在江苏做“业务”的中介小王称，其两年间养过190多个供体，做成的“生意”有30多个，“手里的供体多，成功的几率就高。”

　　而对于需要器官源的患者，他们亦提出种种“人性”的提示，对于供体的选择、患者的责任、如何过伦理关等都有相关解读，其服务之周到让人瞠目。一名远在沈阳的中介告诉自称为亲友“找货”的记者，他们三四天即可找到配型合适的供体，“并且我们会为您准备一两个备用供体，供体出院后与患者两不负责，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同时，我们还会提供一套完备的亲属证明材料，免去您的后顾之忧。”
　18万元包办器官移植


　　据记者向北京两家获准器官移植的医院咨询，目前若想进行肝肾移植手术，患者通常要排队等待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具体等多久就不知道了，得看情况。”而肝源、肾源的价格在10万元左右。而民间非法买卖的人体器官似乎也在这个价格上下。江苏中介小王给记者的报价是18万元全包，其中包含了供体器官、体检费用、医生红包、身份证明等相关手续，其甚至声称可以帮助安排医院，“我会带四五个供体去。”对于器官的费用，记者提出质疑：“医院的正规渠道也才10万元，你们也卖10万？太高了吧？！”对此，小王不屑地表示：“医院那是死人的，我们提供的可都是活人的，质量能一样吗？”

　　原因分析器官紧缺催生地下产业链

　　供需矛盾：150万患者仅万人手术

　　业内人士透露，我国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主要有三种，死刑犯捐献、亲属间活体移植以及脑死亡和传统死亡之后的自愿无偿捐献者。器官移植的供体不足是个世界性问题，在我国这个人口大国显得尤为突出。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介绍，我国每年有约15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只有1万余人能进行器官移植，供需矛盾突出。

　　器官移植实践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技术与规模都得到迅猛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临床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器官移植第二大国。但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核准权，每年被处死的犯人大大减少的境况，以及捐献者需书面同意等措施的推出，使得尸体器官移植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巨大的缺口遂催生了活体器官买卖的“地下市场”。在这个黑市中，供体、受者、中介、医院，似乎无不是获利者，他们密切配合，各担其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

　　而与此同时，境外人士的中国器官移植旅游却火热一时。曾经成为国外患者救命之所的天津第一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2006年时创造出一年完成600多例肝移植手术的纪录，其中来自美国、日本、沙特等国家的外国患者就占到了一半以上。而去年的一则“17名日本人在中国通过旅游方式接受器官移植”的消息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随后，卫生部即责成相关部门对此事展开调查，同时表示器官移植应优先满足中国公民。
　　欲捐无门：光办手续就一个月


　　今年初，一个父亲举债13万元捐献儿子器官事件又让人们陷入重重迷雾。去年11月4日，王宝田17岁的儿子突遭不测，为了能挽救其他的生命，王宝田决定捐献儿子的遗体和器官。然而，这条路困难重重，繁杂的程序和手续让捐献在一个月后才得以实现。王宝田为此负债13万元，而儿子的器官也因长时间用药维持生命体征而功能受损，最终不得不被医院放弃。

　　一面是供移植的器官紧缺，一面却是欲捐无门。中国器官移植的尴尬处境，催促着捐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法律盲点：无器官买卖罪名

　　在大多数国家，人体器官的买卖及其相关的商业化操作都有着相应的罪名和量刑，如英国《人体器官移植法案》规定了人体器官买卖的犯罪，日本《器官移植法》规定了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罪、从事人体器官买卖中介罪以及为获利而非法为他人实施器官移植罪等四项犯罪。

　　而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完备法律，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2007年5月才开始实施。该条例遵循八大原则，包括自愿、知情同意、公平公正、技术准入、非商业化、自主决定等，并对移植机构实行准入制。据了解，目前我国获准进行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已由曾经的300多家缩减至160多家。但对于人体器官的买卖行为，该条例虽然明确禁止，刑法中却并没有直接针对此一行为的罪名。“翻阅了整个法条，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更加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北京市首例人体器官买卖案的公诉人邱志英告诉记者。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非法经营罪处罚较轻，与器官买卖的社会危害性不相适应。我国应制定相关器官买卖罪名，并规定最高刑期为无期徒刑的刑罚，才能实现对买卖器官犯罪的最有力打击。
　　延伸阅读：


　　器官移植黑中介调查：巨大需求滋生地下黑市

　　4月8日刊发的《器官买卖“黑市”调查》一文，揭露了器官移植黑中介猖獗的状况，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近日，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器官买卖中，黑中介内部的犯罪和因黑中介诱发的犯罪也屡见不鲜，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背景提示

　　据有关权威部门调查统计，我国每年因病需要器官移植的大约有150万人，已成为器官移植需求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国家，而合适的“供体”仅能满足其中的1%，有时甚至连1%都不到。庞大的“器源”需求，稀少的“供体”，不仅使黑中介暗中滋生，也使得这些器官“掮客”得以在器官买卖“黑市”恣意游走，大赚昧心钱。在巨大的“蛋糕”面前，黑中介“内部”的生死争斗和因非法器官买卖诱发的犯罪，也让这个“地下黑市”频现令人惊恐揪心的一幕。

　　第一幕 “肾头”在医院门口火拼

　　“真像是港台动作片中的镜头。”作为“肾头”(肾移植中介)王波的朋友，小曲回忆起2009年3月23日下午6时发生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交大一附院)门口的那场血案，至今仍惊魂未定。

　　“我知道王波那几天做成了一个‘单子’，当天是来收钱的。我们一起在医院的停车场前聊了好长时间，到下午6点，我提议出去吃饭，没想到事情就在片刻间发生了！王波出门后拦了一辆出租，坐进了副驾驶的位置，我拉开后车门，正上车时就感到后背好像被人用刀砍了一下，回头一看，四五个20岁左右的小伙拿着刀围住了出租车。我就向东跑，一口气跑出50多米远，看见没人追我，就在原地定了定神，扭头一看，王波已躺在医院门口的地上，右腿裤子被血浸透，后来我把王波放在那里去叫医生。王波因失血过多休克，没进急救室人就去世了。我和王波的爱人联系上后，赶快报警。”

　　向王波下手的人叫王超，也是“肾头”，两个人是生意上“水火不容”的死对头。

　　今年32岁的王超，是陕西省城固县的一个农民，在天津参加了一次“培训”后就专做起器官移植掮客。2008年3月，他来到西安，基本固定在交大一附院“跑单”。2009年1月，王超和王波联系到了相同的患者和同一个肾源供体，互不相让，由此结下了“梁子”。
　　“干我们这行的都知道王波比较横，”王超说，“当天我们在网上对骂了起来。2009年过完年后，我听郑州一个同行说有人找我，留下了手机号。然后我就打电话，对方竟是王波。他约我在西安市北郊太华路的一家超市门口见面，到了超市门口，王波几个人把我打了一顿，之后，我的几个朋友也过来了。后来我们又到茶楼谈，王波提出，我要是在交大做一个单子，必须给他1万元提成，我看他带的人比我们多，就同意了。”


　　被打后，王超忍不下这口恶气。他让同伙吴小军找人教训一下王波。吴小军随即联系了表哥谢二龙。谢二龙又找到杨铁康、吴刚等四五个人。王超分两次先付了他们“工钱”5000元。

　　考虑到王波出行有时有七八个人跟着，吴小军的行动安排得很周密。吴小军提前住进了医院对面的宾馆，将大门口的情景一览眼底。案发前一天，王超已摸清王波当天可能来医院收钱，告诉了吴小军。吴小军等人分好工，准备下手。

　　3月22日下午6时许，吴小军看到王波和小曲坐进出租车后，通知吴刚，吴刚和杨铁康等5人提着刀冲到出租车旁。吴刚拿刀先砍小曲，小曲向东跑了。吴刚回头和伙计拿刀砍坐在副驾驶的王波，把他的裤子砍了十几个口子，见王波躺在血泊中，他们乘车向南跑了。

　　法医鉴定，王波全身多处创口，系被他人用锐器砍伤左大腿致左股动、静脉离断引起急性失血性休克而死亡。案发后，王超、吴小军、谢二龙、杨铁康相继落网，吴刚等3人仍在逃。

　　2010年3月，西安市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上述4人依法提起公诉。

　　王波“较劲”的对象远不止王超一个人。和王超在天津参加过同一个“培训班”的许楠，也主要在交大一附院“跑单”，和王超算是同一“阵营”。王波对许楠出手更狠。2008年12月底，许楠找好的一个供体被王波派人直接绑走了，王波让供体离开西安。许楠知道后就去找王波，求王波让他做完这次，自己以后再也不进医院大门了。王波同意了。2009年2月底，王波知道许楠还在干这行，就四处找他，扬言要收拾他。许楠感到害怕，就让吴小军找两个人，把王波收拾一顿。吴小军同意帮他找人。但后来许楠嫌他找的人要钱太多作罢了。

　　火拼的事发生后，“肾头”出门都多了份安全防范意识，大的“肾头”也从此多雇了几个保镖。
　第二幕 少年受骗卖肾换来3000元


　　西安市未央区检察院检察官李虎年见到17岁的西安少年王鹏(化名)时，他蜷缩在床上。面对办案检察官，王鹏的母亲李女士显得异常激动：“我儿子才17岁，好端端的右肾就没了，一只肾最后才落了3000块钱！”

　　2009年年底，李女士来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儿子王鹏被骗到重庆摘除了右肾。而真相是，王鹏右肾被摘的起因是换钱打游戏。

　　如果说迷恋游戏“充实了”王鹏的青春，他的肾也被自己“游戏”掉了。

　　2009年5月的一天，王鹏在西安北郊某网吧打游戏时，认识了一个叫解小永的男子。由于沉溺于网络游戏，父母又不多给钱，王鹏手头拮据，窘境被解小永看在了眼里。解小永对王鹏说：“我听说去兰州卖肾能赚大钱，一只肾就可以卖4万元，你愿不愿意去？”年少幼稚的王鹏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几天后，二人到达兰州，通过中间人“杨姐”，王鹏认识了刘文。

　　第二天，王鹏被人领到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查身体、抽血样、做配型，之后，王鹏的配型资料被放到了网上一个专门QQ群里，等候购肾对象和配型结果。

　　经过一番“网晒”，王鹏的“资料”与重庆一个需要换肾的患者朱某很快配对成功。2009年8月初，王鹏接到刘文的电话，让他去重庆做肾移植手术。重庆那边的接手人，一个叫蒲自军，一个叫刘辉。王鹏事后回忆：“他们确实是一条龙服务，专门搞这个的，速度快，效率高。”

　　王鹏被送到重庆后，刘辉和刘文谈好中介费以及给供体的钱数，一共6.5万元。刘辉总共收取患者朱某12万元。事后，蒲自军给刘文妻子马春梅账号上打了2.5万元。这一单生意，扣除给医院的换肾手术费用，刘辉和蒲自军各拿走了1万多元。

　　王鹏在医院做手术住了3天院，刘文和妻子马春梅一直叫跟班的何小雨看守。出院当天，蒲自军在医院附近银行取出4万元交给王鹏。这时，身体虚弱的王鹏想的第一件事仍是上网，但拿着鼓鼓囊囊的4万元现金不方便，于是便从中抽出3000元，其余3.7万元放到了何小雨的手包里。作为黑中介“跟班”的何小雨，每单生意下来分的钱最少，拿着这么多的现金他怎能不动心？等王鹏上完网回到招待所，何小雨已不知去向。

　　一只肾仅换来3000元，王鹏蹲在山城的街头埋头哭泣。

　　2009年11月，刘文因涉嫌其他卖肾案在重庆被批捕。今年1月，刘辉、蒲自军、马春梅、何小雨先后被西安警方抓获。3月2日，4人被西安市未央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批准逮捕。（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