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为什么改革开放
《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是著名作家鄢烈山先生提出来的。这问题显然是事关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一度成为媒体上热烈讨论的话题。
当初为什么要改革开放，鄢先生在文中说：在改革之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们“吃不饱、穿不暖”, 认清了毛泽东时代的方向和道路“此路不通”、“死路一条”, 因而才“痛下决心、另谋出路”等等。这种回答正是右派们二十多年来重复了千遍的老调，它越来越没有多少人相信，然而如今仍然出现于某些精英的话语之中，足见谣言诽语流传之深固！
这里清楚显露：一些右派精英所讲的“改革开放”，完全是对毛泽东时代的道路和历史的一种否定的理解，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离经叛道，而并非通常讲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正是这种“改革”大受争议的问题之所在。
“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请哪位站出来说说那时是怎样濒临崩溃的好吗？人民“吃不饱、穿不暖”？请摆摆究竟有谁在改革之前的七十年代有挨饿受冻的经历吗？
好在时间刚过二十八、九年, 当初的事实人们并没有忘记。
（一）
谁都知道, 改革开放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此会于1978年年底结束,主要是解决思想和政治路线问题, 而各项经济改革的方针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以农村“分田到户”和“放开搞活”为首先），实际上是八十年代的事情。那么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状况如何呢？究竟有无有人所说的什么“濒临崩溃”、“停滞不前”、“普遍贫困挨饿”、“无路可走”的现象？
事实是：自从六十年代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之后, 中国经济一直就是迅速发展的, 再没有发生过挫折。文革中的1967年、1968年虽然曾出现过连续下降，但在此后的1969年、1970年GDP增长又分别跃升至16.9%、19.4%，创新中国历史上增长最高纪录。正是在六、七十年代, 我国建立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农业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根本改造了落后的生产条件，为实现水利化、机械化、化肥化、电气化打下良好基础。正是那个时期, 中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永平, 在许多领域进入了先进行列、成为能够发射“两弹一星”、制造核潜艇、电子计算机的世界第三科技大国。从1965年至1979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由1716亿元增至3624亿元，翻了一番还多，以年均递增6.8％的速度增长。从1950年至1978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7.3%。社会积累率每年达30%以上，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 经济增长更加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
仅以1977年和1978年为例, 两年中GDP增长分别达到7.6%和11.7%。两年中钢产量增长55.3%，原煤增长28%，原油增长19.5%，发电量增长26%，化肥增长6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6%，对外贸易总额增长53.7%，财政收入增长44.4%。1977年全国6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1978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7.8%，达到30475万吨；1979年又比上年增长9%。1977年至1979年两年全国农村社员收入增加19.4％，（其中来自集体的部分增长14.6％）等。1978年社会积累率达36.6%。主要经济指标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长，为新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所无有！
事实清楚地说明, 在改革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驰进了快车道, 而且比较全面和稳定。即使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也承认：当时“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 几年来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试问：有何根据说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濒临崩溃”、“停滞不前”、“无路可走”？有人如果对历史无知, 可以去调查广大老百姓和有关历史上的资料, 岂容信口胡说, 谣言惑众？什么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当时没有企业破产或不景气, 没有工人下岗失业, 没有发不出工资, 没有通货膨胀, 没有银行不良资产, 没有内债外债, 工农业产品产量和财政收入都大幅度增长, 请问，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濒临崩溃”？
从人民生活情况看, 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 城乡就告别了饥饿, 生活逐渐好转。“文革”时全国红卫兵“大串连”，实行吃饭不要钱, 走到哪里吃哪里, 在全国城乡谁见到过有挨饿受冻的现象？中国的农业生产在六、七十年代一直是持续迅速增长的, 就连《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承认：“文革”时期“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据统计：从1965年至1979年全国粮食产量由19445万吨增至33211.5万吨, 年均增长率达3.5％, 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684斤, 这比2003年的人均670斤的数量还高，当时中国的粮食产量自给率己达到了95%—110%。人们知道, 从撤销人民公社之后的1984年至2003年，19年的时间全国粮食产量才增加了2338万吨, 即由40732万吨增至43070万吨， 年均增率只有0.3％, 这还不到改革前的的十分之一。这说明在八十年代改革之前, 中国的粮食及其他一些农产品产量己不短缺，中国人民从总体上己经达到了温饱。虽然没有多少人富裕，但何来有什么“普遍贫困”、“吃不饱、穿不暖”的现象？
鄢先生还说： 当初的改革是“1700万知青大返城逼出来的”, “计划经济根本无力安置这么多的人就业”。这种说法竟达到是非颠倒、神经错乱的程度。请问：1700万知青的就业问题难道不完全是由计划经济时期安置的吗？计划经济下有任何人下岗失业吗？相反, 九十年代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之后, 各种不能就业的人、包括众多的大中专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 其数量难道比当年的知青还少吗？在目前，即使有人再想到农村去务农，但还有地方接受吗？
事实清楚说明，当初如果不搞这样的改革、仍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集体道路和方式发展下去，那么结果只能是：国家经济总量比现在还要高得多，实力更加强大，人民生活提高、变化更大。尤其是，那将是一种没有贫富分化、下岗失业、社会不公，没有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没有大量贪污腐败和黄毒赌、黑恶势力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发展，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早就可以实现了。— 只不过是“资改派”当时不让按照那种道路和形势继续向前发展、不给它发挥优越性和继续发展的机会而己！
回顾历史, 还应该看到：当初的改革并不是广大基层群众所自发发起的, 也不是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而是由权力上层中一部分人和精英所发动和设计的。出于对毛泽东路线完全否定的一种政治心态而举事的。改革的每一步前进也都是由上层领导和少数精英牵着鼻子走。诸如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全面市场化、以及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用人制度改革等，这样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有哪项不是由精英们所设计和策划？有哪项听取过基层工农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又如农村“分田到户”, 除了有小岗村农民的要求外, 对于全国95％以上的地区来说却一律是强制性地硬压推行的, 更不用说其他一系列损害工人农民权益的事情了。
当然, 这样说决不意味着当初不必进行改革或者说人民群众反对改革。因为社会主义事业总是在不断改革创新中前进的。远的不说, 仅以六、七十年代为例, 六十年代的“调整”方针, 管理权限下放、“鞍钢宪法”的提出、加强“三线建设”；七十年代 以“四三方案”为中心的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开展对外交流的高潮等, 难道不都是改革和开放吗？事实上, 广大人民群众（包括草民本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都是热烈拥护和支持的, 其原因, 一是出于对党的领导的相信, 二是确信改革开放能够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 使人民共同富裕。总之是从积极、进步意义上去理解，大家都希望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更快地好起来。改革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
然而，官僚和精英阶层利用改革又干了些什么，这却是最需要回答的。虽然大家、上下都主张改革, 但是权贵阶层与民众，知识精英与工人农民所怀的心思、意图难道是共同的吗？
看吧：改革一开始, 有人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说要“让先富带后富, 最后实现共同富裕”。这就等于把大多数工人农民抛在一边, 让少数精英和能人先富。他们早就“等不及了”。— 纯朴善良的人们相信了这一承诺, 盼望着“后富”的到来。
八十年代初, 一场以“专业化”、“知识化”为中心的组织人事制度改革, 把各级、各行业领导班子更换一新, 官僚权力阶层完全精英化, 工农干部们被淘汰出局。紧接着, 什么职务津贴制度、高薪养廉制度、各种福利补贴、职称评聘制度、学位制度、奖金制度等等，各种特权等级制度都相继恢复和建立, 一系列“改革”的好处纷至沓来, 无不都是属于管理和精英阶层的；然而对于广大工人农民来说却只有瞪眼看的份！
这还不算, 尤其是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 使大量工人下岗失业, 社会主义几十年建造的“铁饭碗”被砸。即使退休制度也实行等级差别，企业职工退休金数不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三分之一。新的管理制度改革, 使管理层与职工的关系变成老板与雇工的关系, 前者年薪数十万, 而工人月工资只有数百元，而且动辙有被炒鱿鱼之险。精英们还厚颜地向工人阶级宣称：你们是“旧体制的产物, 要为改革作出必要的牺牲”！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经过20多年的创业和发展，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与当时实际相适应的经济、政治体制。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曾长期实行全民义务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学费低微，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上不起学的；建立了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城市职工及其子女都享受公费医疗，农村82%以上人口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群众看病花钱很少。城市职工住房虽然狭窄，但却决没有任何房费（房租）之忧。还有健全的困难救济、社会保障体系等，整个社会人人平等、资源共享、生活安定，到处有集体的关心和帮助，人们无后顾之忧。各项事业蒸蒸发展向上。在广大劳动群众看来，那是多么好的制度、多么好的人际关系、多么好的社会风气！然而，对于当时无有任何特权和既得利益可享的一部分权力阶层和精英们来说，他们感到不满意是毫不奇怪的。所谓“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普遍贫穷”、“没有个人发展空间”之类，完全是他们的概括。因而，必须借“改革”给予“彻底打破”和废取！
通过经济改革，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被分割，大量公共资源成为少数人暴发的手段，大批工人农民失去生产资料和劳动致富的机会。经过所谓住房制度改革、教育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 社会公益事业统统被“产业化”、商品化, 这使大多数工农群众买不起房、看不起病, 承担不起孩子的高昂学费, 失去了原来的一切社会保障和福利。严重的压力己被普遍称为新的“三座大山”。
例如：据有关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九十年代我国的卫生医疗费用只覆盖20%的人口，其中80%的公费又是为以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全国农民有87.4%完全是自费医疗，有48.9%的患病群众应就诊而未就诊，有65%的应住院而未住院。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在1989年曾减少到只有4.8%，1995年才恢复到15%。有79.1%的农村人口和44.8%的城镇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险。（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9月19日报道）广大工人农民中出现不少“一人得病，全家返贫，几代人还债”的现象。如此的医疗贫困、如此的医疗服务体制不公，在全世界还能找到多少例子！人们知道，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卫生医疗就成功的解决了城乡广大群众看病难的问题，有许多传染病被消灭，曾为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而到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医疗服务总体水平却在全世界排在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居倒数第四位！这同今天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远远不能相称。这种改革究竟是发了谁、损了谁，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难道不是被客观事实所证明了的问题吗？
有那位精英能站出来摆摆你们究竟为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带来哪些利益和幸福好吗？二十多年过去了, 你们何时兑现“共同富裕”的诺言？无怪乎工人农民越来越发现自己有被忽悠的感觉。
然而，在改革精英们的话语里，改革总是正确、成功的，他们是厚颜“不会言败”、“醉死不认那壶酒钱”的。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他们不惜拿广大工农群众、弱势群体的命运作赌注，简直称得上是“良心”丧尽。
面对新的形势和问题，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全面小康、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特别注重解决社会不公、贫富差别悬殊的问题，进一步拨正了改革的方向。近几年来，党中央在维护受损害的工人农民、弱势群体的权益，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贫困问题，减少民负，大力推行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制度，解决广大群众看病难、上学难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深得群众拥护。温加宝总理精辟地讲：“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
其实，当前一些新的措施和做法，诸如建立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广大群众看病问题，减免学生的上学费用，首先改善困难群体生活，抑富济贫，实现社会公平等，这也正是在毛泽东时代所长期实行并取得成功、而被“改革”所废弃的东西。新的“三座大山”完全是“改革”所带来的。实践证明，解决现实中国的问题离不开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但在右派精英那里，除了僵化、虚假的“深化改革”的口号，还能再使出什么忽悠人的新招呢！在他们的话语里，改过去是“改革”，改过来也是“改革”，反正他们怎样做都叫“改革”，再也说不清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改革”了！
（二）
右派精英总是喜欢拿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和生活水平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从而得出毛泽东时代“普遍贫穷”、“经济失败”的结论。
然而这种对比所犯的一个低级性错误是：它抹去了一个根本前提 — 两个时代之间相隔20多年的时差，即拿新中国刚建立二、三十年时间的发展同目前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相比。犹如让一个小学生同一个状年人对比体力大小一样，多么荒唐可笑！
右派们为什么不看看近30年来全世界各国又有了多么大的发展？尤其是算一算如果当时不搞这样的改革、仍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集体道路和方式发展下来，至今又将会达到什么成就？
人们知道，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很多年份的GDP都以百分之八、九的高速度增长，其年均增幅比毛泽东时代高出一两个百分点；然而，其中如果算上环境资源破坏的严重损失，算上投资失误、金融不良资产以及贪污腐败和犯罪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巨大成本，其真实的发展速度难道能达到改革之前吗？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受急功近利、“偏面发展观”的影响，盲目开发，疏于管理，官商勾结，私人业主私开滥采等，致使自然环境和地下资源破坏严重，全国江河湖海被污染，森林被砍伐，野生动植物品种、数量大量减少，水源干涸，沙漠不断扩大等等。有许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永远不能再恢复!这种破坏和损失如何计算？谁来承担责任？无怪乎意大利《亚洲新闻》载文称：“中国污染损失等于30年经济发展的总和!”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仅在“七五”到“九五”期间的投资决策失误率就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4000-5000亿元。又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整个地方政府的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其中仅全国乡镇政府债务就达2200亿元)，而且大多数都属于隐性债务。(《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9期)这种改革和增长中的损失、代价如此之大，它又能抵消多少GDP增长呢？
当人们反思20多年来的精英改革、全面看待这期间的经济发展时，实在看不出比毛泽东时代的那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人为本、有计划地开发利用资源、注重保护环境、勤俭节约、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发展有何更值得炫耀的！精英们的改革，究竟是促进了还是延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从科学发展观来说究竟是解决的问题多还是增添的问题多，这还真是一个需要给予认真总结的问题哩！
改革精英们经常以生活水平上的提高作为炫耀。然而二十多年了, 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到底提高了多少，倒是值得正视的。据国家统计, 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是2600元, 这其中除去少数农村大户所占的大多数份额, 对于70％的农民来说, 人均年收入不会超过2000元, 即每月合160多元。这种收入水平，在当前还能维持住基本的生活需要吗？据有人测算：由于物价上涨、开支加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等因素，现在的2000元综合看不抵三十年前的一百元。试问：这种生活水平究竟比改革前提高了多少？
右派精英制造了所谓改革前“普遍贫穷”和“挨饿”的谎言，尽管他们重复千遍，但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最终也成不了真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正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工农业基本建没和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变，广大群众摆脱了贫困和饥饿，消灭了旧中国普遍存在的讨荒要饭和“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状况，使大部分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有高度安全感和公平感。尽管有人极力宣扬改革前的贫穷, 但在那时至少找不到任何人讨荒要饭、流离失所的现象吧！没有看不起病、孩子不能上学的事情吧，更没有卖儿卖女、妇女卖身的事情吧！尽管现在改革发展了20多年, 但是仍不能消除贫困，却又产生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有大量的乞丐、流浪者在城乡到处出现, 买卖妇女儿童和被逼卖身的现象也在各地都有所见。更不必说有多少人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的事情。这样的事实难道可以抹刹得了吗？
当初，改革家曾许诺二十世纪末消灭贫困。然而世纪之末过去后，中国的贫困人口按政府公布的数字却仍有5000多万（农村3000多万，城市2000多万）。而且由于物价上涨、居民开支不断增大、医疗和学费昂贵等原因，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人口返贫。人们知道，中国目前划定贫困人口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865元，即每月72元。这个标准如此之低已至不足维持人的生存条件。而国际上规定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是每日生活费最低1美元，如果按此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将在2亿以上。（参阅吴忠民《中国有多少贫困人口》，2003年5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右派精英还有何颜面否定前人！
在改革前的中国，的确存在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城乡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同现在不能相比。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20多年时间，整个国家尚处于创业、投入、物质短缺的阶段，而且全国上下大家都同样艰苦奋斗，没有多少人称得上是富裕；然而目前的贫困却是发生在建国之后半个多世纪，整个社会物质财富充足，一部分人挥金如土、过着奢侈淫靡的生活，是“朱门酒肉臭”之下的贫困。这两种贫困完全属于不同的社会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