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本土化与台湾政治转型
［内容提要］ 台湾政治转型从一开始就与本土化联系在一起，本土化体现了岛内民众希望当家作主的民主诉求，有其正当性的一面，但本土化运动常常被岛内政治利益集团所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台湾政治转型始于蒋经国时期的政治民主化，基本上顺应了西方民主化浪潮，但到了李登辉主政后期和陈水扁执政时期，政治本土化成为他们推行分裂主义的政治工具，台湾政治转型正在被引向极端本土化方向。
［关键词］ 台湾政治 政治转型 政治本土化 “3·20”选举?
台湾政治本土化是由台湾特有的政治资源禀赋所决定的，台湾政治本土化是指通过改变由外省人主导台湾政治的局面，让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人获得当家作主权利的趋势。台湾政治转型的初始是其政治领导人在内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压力下，为求得统治合法性而作出的策略选择，后来则逐步演化为政治理念之争。台湾政治转型肇始于蒋经国时期。纵观其进程，政治本土化是贯串其中的一条主线，政治本土化促成了台湾政治转型。政治转型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行动者”是其关键因素，往往能左右政治转型的最终结果。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台湾政治领导人，借助于选举形式进行政治动员，进而达到整合和获取本土政治资源的目的，政治本土化由此而成为台湾政治转型的动因。?
从地方自治选举发展到?“政治民主化”
国民党退台后调整了统治政策，向岛内民众作出一定的让步，建立了一个不同于在大陆时期完全专制的二元政治体制。台湾的二元政治体制是由上层国民党专制独裁体制和下层地方自治选举体制构成，地方自治选举体制属于代议民选体制，参选人员以台湾本土人士为主。根据1949年国民党拟定的地方自治纲要，县市级以下地方公职在1950年开放直选，省议员先由县市议员间接选举产生，稍晚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地方自治选举体制不仅体现为权力结构的开放，还体现在权力的行使上，议会内的提案、辩论、表决、质询都是公开进行的，行政部门必须接受议会的质询和选民一定程度的监督。地方自治选举体制为台湾民众提供了一条参与地方政治的制度性渠道，台湾选民参与程度较高，省议员和县市长选举的平均投票率均在70%以上。对国民党威权统治来说，实行地方自治选举体制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开放有限度的地方选举，通过将地方政治精英吸纳进“体制内”，可以避免地方政治精英在“体制外”挑战国民党的权威，使国民党得以与本地社会维持一种比较柔性的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地方自治选举造就了一批地方政治精英，衍生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地方派系政治，国民党在利用台湾本土政治资源维护其威权统治的同时，无意之中也培育出了威权体制的掘墓人。?
由于地方自治选举关系到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基础和稳定，由于台湾本土政治力量不满足于有限度的地方自治选举，要求获得更大的政治权益，国民党总是利用立法、行政等各种力量和手段力图控制选举。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党外反对运动，其目标就是要突破国民党对地方选举的控制。党外反对运动作为一种非暴力的政治运动，伴有街头斗争、“议会”斗争、舆论宣传、选举、组党等形式，宣扬的政治主张大都渗透了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准则。进入70年代，由于国民党在与党外反对力量的政治较量中消耗了大量能量，从大陆来台的国民党上层权贵又日趋凋零，国民党上层急需进行能量补充。一大批亲蒋的本省人如李登辉、林洋港、连战等“青年才俊”分别进入党政高层。本省人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中的比例，1976年上升为18%，1986年达到45%；本省籍党员数量急增，本省与外省籍党员数之比从1952年的26∶74上升为1975年的53∶47，1985年达到65∶35。国民党党员结构和精英结构的变化，为国民党最终转型为台湾本土型政党打下了基础。蒋经国在1979年底召开的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政治民主化”方针，要求改革一切政治缺失，广纳民意，扩大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制度。并决定把有限开放上层权力结构，增额选举“中央民代”，作为以选举为中心的政治改革方向。开放选举扩展到“中央”层级，“开放地方”与“封闭中央”的二元政治体制被突破，意味着国民党将由当然执政向竞选执政的方向转变。?
在台湾，本土化体现了台湾民众要求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有其正当性的一面，但由于本土化一开始就与民主化联系起来，与政治权力再分配联系起来，因而选举成为了最能体现本土化进程的重要事件。蒋经国采取“政治民主化”方针的本意是，通过推行本土化政策，进一步满足台湾人的政治参与要求，以争取社会更大的支持来巩固政权。而党外反对力量则利用了本土化的民主性、正当性，进行省籍、族群的动员，把本土化作为打击外省势力的政治斗争工具。每当选举时，在政客们的有意挑动下，省籍矛盾就会显现出来。台湾学者认为：“台湾的民主化过程，相当程度是建构在族群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上，每次的选举不论政党还是政客为了选票，都以巧妙的包装在社会上动员省籍情结”。本土化对国民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国民党借以巩固威权统治的有效策略工具，也是导致威权体制发生危机的源头。更为严重的是，本土化背后所掩盖着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冲突，并有可能导致走向分裂主义的危险性，则是发动本土化运动的始作俑者蒋经国始料未及的。?
将“政治民主化”引到“国家重建”方向
80年代中期，蒋经国在对压制和容忍党外反对运动的成本进行比较测算后，作出了进一步政治改革的“理性”选择。1986年9月国民党默许岛内反对阵营成立民进党，1987年7月蒋经国发布解除戒严令，1987年12月宣布解除“党禁”，1988年1月宣布解除“报禁”。这一系列的政治举动虽然还属于政治自由化的范畴，破坏的仅仅是国民党的强控制体制，但却为台湾政治向进一步“政治民主化”转型迈出的关键一步。?
台湾上层政治体制由国民党当局戒严体制、一党专制体制和“宪政”体制三部分组成，当前两个体制在政治自由化中崩溃后，“宪政”体制就成为国民党维护威权统治的惟一法宝。按照台湾政治民主化的逻辑，“宪政改革”必然成为后蒋经国时代政治改革的首要目标。李登辉就任国民党主席后，围绕“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国民党内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分化为“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由于李登辉在国民党内缺乏权力基础，他不得不采用两面派策略，借推进民主化和本土化之名，行扩张个人权力和权威之实，以便加速实现其“台独”理念。李登辉为全面清除“以党领政”的旧体制，确立由他个人主导的新体制，寻求和借助于社会反对力量，择机采取了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是，与党外反对势力民进党结成同盟，召开了决定“宪政改革”方向的跨党派的“国是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引入民间的力量，彻底摒弃了大陆籍元老势力长期赖以存身的“法统体制”，明确了“总统”的权威性，并促成了两党制轮廓的出现。第二步是，通过不断的进行“修宪”，以达到削弱国民党内非主流派势力、壮大台籍本土精英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目的。从1991年至1997年间，李登辉强力主导了四次“修宪”，废除了“万年国代”，开放了从市长、省长到“总统”的所有职位的公民直选。第三步是，重建“新国家体制”，确立台湾新的“国家形态”。在完成了台湾威权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后，李登辉主导的“总统”扩权和“冻省”，去除了原有体制的二元性和大陆性，突出了现有体制的台湾性和“实体性”。?
台湾的政治体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过去长期由外省人主导的政治局面不可能不改变，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人理应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本土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本土化正在被别有用心的政客所利用，成为他们推行分裂主义理念的政治工具。“李登辉式的本土化”是一种狭隘的台湾本土化，其标榜的本土化无非有两个内涵：一是建立本土化政权。李登辉执政时期，挑动“省籍情结”。按照他的说法：“‘民主化等于本土化’，本土化就是要去掉‘外来政权”，要‘摆脱大中华主义’，‘台湾人不要再让别人管’”。李登辉借助于本土化运动的社会力量，排挤了国民党内的外省籍政治势力，推行由台湾居民不分族群，以票票等值的平等方式产生各级政府的议会议员和行政首长的选举制度，从而实现了台湾政权的本土化。二是推行“去中国化”的极端本土化路线。李登辉一上台，就急于改变国民党原有的“一个中国”政策，转而推行“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分离政策，将两岸关系定位为“一个中国，两个地区，两个政治实体分治”。为了实现其“台独”理念，李登辉急速推进“宪政改革”，提倡台湾主体意识，加强台湾历史文化教育，企图使两岸分离政策建立在“民选政府”和民意基础上，以抗拒祖国大陆的统一。他把“政治民主化”引到“重建国家”方向，实质上就是走“台独”路线。海外学者认为，在肯定本土化的正当性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它被用于“挑起台湾族群冲突，分裂祖国领土”的危险性，“本土化成为他们分裂国家的一种宝贵资源”。?
由“身份政治”恶化到“民粹政治”
2000年民进党籍的陈水扁上台。他不仅全盘接收了李登辉本土化的政治遗产，而且还采取了政治欺骗手法，打着所谓“民主、人权”的旗号偷运“台独”分裂货色，在“四不一没有”的谎言下推行“公投制宪”，使台湾政治进一步恶质化。
“身份政治”是台湾的政治生态造成的奇特现象。在威权政治时代，占台湾人口13%的“外省人”垄断着政治权力，造成不同省籍之间的关系紧张。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台湾本土化运动，就是要改变这一政治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状况。由省籍差异延伸出的意识形态分歧，在选举竞争之时容易被激化，进而形成“族群冲突”。2000年台湾“大选”时，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打出了“族群牌”，激起了本省族群的族群意识，结果使陈水扁胜选。在随后的2001年“立委”和县市长选举中，“族群冲突”又再次被挑起。不过，其后省籍、族群的划分和“身份政治”的功能有淡化乃至消失的迹象。其原因是：（1）“本省人”族群已从政治边缘逐步登上权力顶峰，最初对政治权力再分配的本土化诉求似已达到。从2001年“立委”选举后的省籍结构看，在225名“立委”中，外省籍只占35名，而本省籍有190名，已占总数的84?44%。（2）省籍、族群融合正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按人口的自然变迁，“外省人”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地下降，再加上调整户籍政策，以“出生地”代替“本籍”，“外省人”又将大幅减少。随着社会人口流动的加快，通婚和文化交流的相互渗透，原有的基于血缘、地缘与传统文化而形成的族群差异将大为缩小。?
“民粹政治”专指台湾在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时期，政治领导人利用台湾民众政治心态的固有缺陷，通过煽动民众民粹思想进而影响选举和重大问题决策的一种政治运作模式。台湾的民主政治是一种选举政治，实质上也就是选票政治。在台湾的政坛上，各种政治势力和政党人物要有所作为，越来越多地依赖“票决”，因而投票人的素质高低、理性程度和责任心对台湾的政治取向往往起到很大作用。由于受台湾坎坷的历史中形成的超乎寻常的自我意识影响，在一部分人中有浓厚的对台湾本土的“自恋情结”，在政治行为价值倾向上表现为异常强烈的宗派主义、派系政治、地方主义以及分离主义。“住民自决”、“公民投票”是陈水扁和民进党一贯奉行的政治理念，既是谋求台湾独立的重要手段，又是对抗“泛蓝”阵营与反制大陆的工具，工具性和目的性兼而有之。而岛内部分人的非理性政治心态，恰是陈水扁和民进党推行“公投”的社会基础。陈水扁和民进党为了实现其政治理念，利用执政优势精心设计议题来挑动选民最敏感神经，借机煽动民粹操纵民意，从而获得政治认同以及选票。在2004年的“大选”中，岛内朝野两大阵营在“公投”问题上的合流，标志着台湾政治已经恶化到“民粹政治”。?
从本次“3·20”选举看台湾政治转型的趋向
在200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陈水扁虽然通过不正当手段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得以连任，但由他一手操弄的两项议题：强化“国防”和“对等”谈判，因领票率分别为45.17%和45.12%,投票人数未达总投票权人数的一半而遭到否决。这次选举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主要是由于“泛蓝”阵营缺乏广泛的吸引力，台湾许多中间选民才改投民进党的，并不是因为选民们支持陈水扁及其政策。反对“公投”和“台独”本是“泛蓝”阵营一贯的立场，但在陈水扁大打“公投”牌的选举攻势下，也不得不表态对“公投”的策略性支持。“泛蓝”阵营加强“本土论述”，实际上是在“国家定位”及台湾前途等问题上进一步向“泛绿”靠拢，以致于在选举中失去了本色，这是其失票的最为重要因素。这次选举有相当一部分选民用拒领“公投票”的方式，反对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公投”，然而回过来又要投陈水扁一票，这是台湾政治的奇特现象，反映了台湾选民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这次选举结果既反映了台湾选民理性化的一面，同时又表明台湾政治在继续向本土化方向演进。
虽然这次选举因“枪击案”使蓝绿双方最后得票数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但陈水扁50.11%的总得票率，与1996 年的9.98%、2000年的39.30%相比，确实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陈水扁执政四年的政绩乏善可陈，四年来台湾人均GNP没有增加还略有减少，经济增长率由1999年的5.42%下降到2003年的3.24%，失业率由1999年的2.92%上升到2003年的4.99%。其所取得的经济成绩还都与大陆经济交往有关，因为与大陆贸易存在巨额顺差，台湾的外汇储备增加较快，由1999年的1062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2066亿美元；又因为大陆承接了台湾转移的传统产业，使台湾经济结构调整比较顺利，形成了以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不可否认，陈水扁善于“拼选举”，这次选举充分利用了手中掌握的执政资源，以“本土”与“非本土”、“爱台”与“卖台”来划线，不断炒作族群、省籍议题，抓住了台湾选民政治心态的弱点。在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台湾民众抱着改变政治地位的强烈愿望参与了政治运动，“本土意识”、“台湾优先”等政治理念比较容易为他们所认同，他们对政治现象的判断以及投票表现出较明显的非理性特征，容易成为“政治利益为主导的政治团体”的操纵对象。?
台湾选票政治的性质，决定了选票成为执政合法性的惟一基础。民进党打出“公投牌”原被认为是基于选举的考虑，通过这次选举充分表明，“公投”已经成为陈水扁顽固的政治理念。在未来陈水扁四年的执政期间，陈水扁将会强力推行“公投”这一直接民主形式，台湾政治转型正在被引向极端本土化方向。政治转型一般分为“民主转型期”和“民主巩固期”两个阶段，台湾的“民主转型期”处于威权体制时期，经历了“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两个次级过程，“民主巩固期”阶段的政治转型就是将“政治民主化”取得的成果制度化的过程。考察台湾的政治生态以及政治本土化进程，台湾政治转型现进入了“直接民权制度化”阶段。在这个阶段，各种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和政治游戏规则都在发展变化之中，出现极端的政治现象有其存在的土壤。而台湾民众的政治心态可塑性较强，一旦政治情感的非理性宣泄让位于冷静的判断和理性的选择后，他们关注的重心将转向关系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随着台湾政治文化重建的完成，“‘台独’这种与岛内民众根本利益相悖的极端政治现象将呈逐渐式微之势”，台湾政治转型将向理性化、本土化的方向演进。?
由于台湾民众的日趋理性化与台湾当局的政治理念日趋极端化，未来在两岸关系上将会产生强烈的碰撞，台湾政治转型的趋向仍将取决于台湾民众。?
收稿日期：2004.08.10?
作者简介：孙肖远，江苏省社科院政治学所，210013。
(责任编辑：张远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