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官即不许发财”（杂文）
“作官即不许发财”（杂文）
（作者 虞 丹）
转载按语：有报道称，日前吴毅付总理在一个高级别的干部大会上首次公开披露自己包括保姆费在内的十二万元人民币的年收入。这位即将全退离任的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为党为国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铁娘子”，並在这次讲话中正色诘问与会者：“你们有誰敢说，你的收入不比我高？有谁敢说你没有自己的别墅？”特别令人振奋和崇敬的是，吴付总理还在会上有的放矢地正告与会者：“希望你们只拿自己该拿的报酬，不该拿的钱一分钱也不能沾！”这一信息在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网民中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人们无不为之拍手叫好！正因为吴副总理率先垂范，正气凛然地说出了广大人民群众想面对高官厚禄者说上两句，而又不可能有机会说的心里话；正因为吴副总理的这番话重申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当官不发财的宗旨和原则，彻底否定了在我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的“升官发财”这一所谓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笔者从陈年的剪报资料中找出这篇相关内容的杂文转载于此，供大家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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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吉鸿昌将军亲书七个字，烧在细瓷碗上，分送他所领导的军官，期望他们每饭不忘七字箴言：“作官即不许发财”。从语言形式来说，这是吉鸿昌将军独创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从思想内容来说，它渊源有自。
闲暇无事，又有考据癖，于是致力于考证“作官即不许发财”一语的渊源。终于发现提出这个问题的老祖宗，却是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马克思主义的大师，相信从唯心主义的粪堆中能找得出珍珠。董仲舒的粪堆中确是如此。
话说汉武帝即位七年后，召集全国各地推举来京的文学之士，征询如何革新政治的方针大计。年方三十九岁的中年学者董仲舒共被征询三次。他起先讲了一些祥瑞、灾疫之类虚无缥缈的话。后来，由于汉武帝求言的诚意一次次升温，鼓起他说真话的勇气。到第三次策问时，他便指陈时弊，侃侃而谈了。
他揭露了“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的高官，“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既无权力又不富裕的老百姓当然争不过。于是，高官之家“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无已。”所谓“畜其积委”，财富的积累日益增加；所谓“务此而无已”，即贪欲不见底，无止境。
董仲舒在指出了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后，提出了稳定政局的对策：“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食禄者”即吃国家饭的公职人员，不应该、不许可兼营私人工商业发横财，同老百姓争利。
董仲舒还讲了一个故事给汉武帝听。他说，从前鲁国宰相公仪予下班回家，看见妻子织帛，生了大气；吃饭时吃到自家菜园种的葵菜，又生了大气。公仪予说：“我已经有了俸禄，足够养活全家，怎么又去同织妇、园工争利呢？”历史上有无公仪予其人其事，不必探究。纵令出于虚构，又加上夸张，其目的无非是进谏汉武帝以古代贤人为鉴，认识到地位越高的人，榜样的力量越大。“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老百姓总是跟着走。“尔好谊则民向仁而俗善。”作官的人爱好仁义，官凤正，民风也正。“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作官的讲究发财，官风坏，民风也坏。
在全国大权集中于中央，中央大权又集中于君主的制度下，君主没有千手千眼，非倚靠官僚辅佐不行。廉明的清官是政治稳定的因素，腐败的贪官则是政权颠覆的因素。汉武帝可能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虽有听言的雅量，却没有采纳食禄者不与民争业的政策。
不管皇帝接受与否，“食禄者不与民争业”确是挺有生命力的观点。先作官后发财，是官僚政治体制从母胎中带来的古代“艾滋病”。郑板桥就说过：“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挣取金钱，造大房屋，多置田产。”民国时，吉鸿昌将军提出“作官即不许发财”，既简练，又通俗，实为针砭之言。
前些年“经商热”、“公司热”流行时，一位地委书记沉痛地说：“不清廉就不要从政。你要当公仆，就别指望比别人富有。不当公仆，你去挣你的钱，合法就行。”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来说，建立将近六十年的公仆政治体制，如今却遇到官僚化、市侩化势力的侵蚀，这难道不是一场灾难么？！（注：原文有所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