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礼”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
“礼”是儒家学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儒学有时也被人们称之为“礼教”。然而，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尤其是毛时代，将儒学当成是封建迷信，将“礼”看成是繁文缛节，甚至是禁锢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那些倡导诞生于西方的民主法制者，也对儒学不屑一顾，认为儒学阻碍了中国人思想上的开放进步，认为儒礼禁锢了中国人的生机与繁荣。其实，无论毛左还是西右，对儒学的看法都谬以千里。中华文明的辉煌与灿烂，儒学居功甚伟。今天我们重温儒学，对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自然功莫大焉！
儒学甚为浩瀚深奥，百草止水短短的一篇帖子难以涉猎多少。可是，为了激发众人的兴致，特抛砖引玉，借着儒学热和电影《孔子》热播，简单地探求一下“礼”在现实生活中的含义与美妙。
“礼”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为人处事的言行规范，它揭示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内在规律，是为了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和社会的正常结构。从社会整体秩序来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兄兄弟弟、姐姐妹妹、朋朋友友、邻邻居居等等，各安其位各行其是，整个社会就能稳定与和谐。过去我们常常批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秩序，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可是，如果君臣异位，臣凌驾于君之上，天下岂不大乱？如果父子异位，孩子凌驾于父母之上，家庭还能和谐？将君臣关系引申到现在，其实就是上下级关系。如果上下级关系异位，下级凌驾于上级之上，相应的社会领域就必然混乱不堪。比如庐山会议期间彭大将军上书老毛时说了不少骂娘的话而成为老毛整治他的罪证之一，这其实就是未理顺上下级关系而对上级的无礼表现，老毛借机震怒并发难也就顺其自然。再比如，文革的浩劫就是下级颠覆上级、群众颠覆政府的结果，这种只忠于老毛一个皇帝而彻底颠覆所有上下尊卑关系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全国处于“无礼”的混乱状态。
过去，我们还曾经抓住“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进行大力批判。其实，在古代，君王主宰一切，他的话就是法律，他想让谁死，谁都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其实就是一句大实话，就好比现在法院宣判罪犯死刑而不得不执行一样。至于“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即便在封建社会，除了争权夺利无比凶险的帝王之家，历史上还很少听闻父亲赐死儿子的故事。所以“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最主要的就是体现了一种过去家庭的伦理权力结构，试想基于血缘亲情又有哪个父亲会狠心整死自己的儿子呢？
从“礼”的实际内涵来看，它体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尊重。比如在儒礼“君臣父子”关系中，就特别强调了臣子对君父的尊重，否则不仅导致混乱，还有可能出现祸患。别说君臣父子，就是平常人相处，相互不打招呼或不重彼此礼节，不仅容易滋生隔阂，还会因相互猜忌而出现层层矛盾。比如，一个人对你表示礼貌问候，而你无所因应不予还礼，他自然就会认为你不尊重他，轻则生闷气疏远你，重则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史上著名的“二桃杀三士”典故，就是因为晏子向三位有功武士致敬却得不到回应而怀恨在心，于是说服国王用二桃奖赏三名武士，并引发三名武士因争功不和但又怕伤害彼此的义气而接连自杀谢世。
儒礼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非常重视，所以“礼尚往来”才会成为中国古往今来的至理名言，而“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谚语又成了“礼尚往来”的最好注解。设若你对他人有礼，或者给他人送礼，而他漠然不应，你还会认为他尊重你吗？当然不会，于是接下来你就很难与之继续往来，如果心气过于不顺甚至还会报复人家。
人是很容易傲慢、自私或偏见的，在这种状态之下，人是很容易对他人无礼的，而无礼是最容易伤害到他人的自尊心的。所以儒家为避免因为傲慢、自私或偏见等恶习而滋生无礼，就不断地倡导人们进行“克己复礼”。“克己”就是克制自己那些不恰当的欲望，包括各种傲慢、自私、偏见、愚痴等等。“复礼”就是学习恰当的待人接物的礼仪，从而严格按照礼学规范要求自己，从而尽可能避免一切可能得罪他人的“非礼”之举。如果人人都能“克己复礼”，这个世界还真的就能和谐太平了。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并不总是“克己”，世界也并不总是“复礼”，所以才会灾祸连年动乱不止，这也许就是人类的本性。不过由于儒学的存在和发达，中国数千年的文明虽然战乱不断混乱不止，但相较其他文明总还是和谐、稳定、祥和的。
有人说，近二三百年，西方主宰了世界。他们没有儒学，仅靠科技、民主、法制就维系了和平发达的社会数百年，而同期的中国却日趋衰败和混乱不堪。这又作何解？其一，近代中国的衰败与儒学无关，那个时候恰恰是中国儒学社会分崩离析的时候。而传统儒学社会的分崩离析，恰恰与列强入侵有着直接的关联。自从遭受西洋枪炮的重创，中国人对自身的文明传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于是便主动拥抱各种各样的西洋学说，从而招致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和铁板一块的马列主义在神州大地上的捉对厮杀，传统的儒家学说于是更加日趋式微。
其二，儒家文明与西方的民主法制并不矛盾，前者不过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仪道德化，而后者却用法律制度来固定和保护；前者主要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让人“克己复礼”，后者却通过制度制衡和法律后盾迫使人们去遵守最起码的人类道德规范。因此，百草止水认为，儒家文明与西方的民主法制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其目的都是为了缔造一个最良好的社会秩序。比如对“礼尚往来”的理解上，民主法制侧重于对权利义务上的对等界定以及对合理合法契约合同的保护。再比如“克己复礼”，现代民主法制不过是用威力强大的法制体系，迫使人们不得轻易以身试法，从而在最低限度上保证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见，儒礼更倾向于人们思想上的自觉，而民主法制则侧重于行为上的惩戒，前者治“未病”，后者治“有病”。
然而，尽管儒学更胜一筹，可人类道德水平早就严重滑坡，所以通过“克己”治未病就失去了应有的市场，而民主法制才不得不成为对治时下人类顽疾的唯一有效药方。中国如今出现儒学复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重回过去的时代，思想顽固道德散漫的现代人是不可能“克己复礼”的，所以唯有将儒学合理内核进行民主法制化，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和长治久安才会找到出路。尽管如此，儒学在日常生活中也并非一无是处，通过将繁琐的儒礼简化以规范中国人的待人接物，将是迅速提高中国人素质和减少人与人之间日常冲突的的最好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