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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研究的是法律、规则、秩序、社会生活，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观察这个社会的机会，我又处在这个法律事件的核心位置上，我当然不会放弃，我要将这个法律图景全部展现出来，或许这样，才会有更大的社会意义。”———王进文 |
一位清华博士的维权样本
本报记者 龚海
□蔡宇丹
从唐福珍到王进文
11月29日，成都金华村唐福珍去年自焚抗强拆的现场，如今已成了一条街道。
当地人不愿回想那一刻，但今天，我们在这里回溯。
在唐福珍之后，还有武汉农民自学阿凡达，自制火炮两次打退强拆队；歌星谢娜父母遭遇强拆，甚至还有贵阳城管强拆公安局大院。最新的消息是，一位同事说，他父亲家马上也要被拆迁了，他不知道该找谁说理！
无人能逃避，所以我们关注。这是一个发自本能的追问：如果有一天，拆到我头上来了，我该怎么做？
清华博士王进文的维权之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无论拆还是不拆，补偿还是不补偿，补多少，都要在法律的框架上进行，“我绝不私了”。
这种维权之路，包括众所期待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先期透露的细节，也是希望公民在遭遇强拆时，去法院“民告官”。
但正如宜黄基层官员“慧昌”所说，“老百姓习惯选择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而且的确只有这样才有效果，这和几千年前的拦轿告状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老百姓不愿打官司？为什么“慧昌”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为什么唐福珍之后一个个拆迁户自焚，却依然挡不住强拆的推土机？这一年间，围绕拆迁发生的一系列焦点事件，或血腥的、或怪诞的，或勾心斗角的，让民众关注到其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地方现实。
“在干部以GDP论英雄的考核制度下，他怎么办？如果不发展经济，不发展工业，不发展城市建设，他负责的地区就不会有财政收入。没有财政收入，就没有解决矛盾问题的基本手段。干部职工，包括老师的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个官怎么当？没办法当。”
这是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宋亚平，一位做过改革派官员、如今是体制内学者对地方强拆冲动的见地。
怎么通过制度性的改革与建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获得社会公众所期许的公平与效率。本期周刊封面故事，选择观察王进文这样一位清华博士的维权之路。
王进文这样说：“我研究的是法律、规则、秩序、社会生活，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观察这个社会的机会，而我又处在这个法律事件的核心位置上，我当然不会放弃，我要将这个法律图景全部展现出来，或许这样，才会有更大的社会意义。”
历史早已告诉我们，中国每一点点进步，总是在博弈中艰难前行。
对社会而言，有那么一小步，是由一位学究气十足的法学博士生，在艰难地践行着。
11月24日晚，王进文坐在记者面前，清瘦、白皙，两鬓有白发，戴黑框眼镜，牛仔裤配皮鞋，很博士味儿。
7天前的凌晨，潍坊老家的房子被推倒，在清华大学读法学博士的王进文随即在网上发出一封公开信，言辞激烈，网友纷纷转载。24日下午，王进文老家的官员来到清华大学，找到了他。
“他们终于能和我坐下来交谈。”他语气激动，向前伸着脖子……这是他与当地政府官员第一次面对面接触。
拆迁，公开信，清华博士。
从一开始，这件事就具备了足够吸引人眼球的噱头。
第一步：发送申请信息公开函
这是一个典型的博士宿舍，王进文在地上摞满了大捆大捆的书，涉及历史、哲学、法制史、思想史等多个领域。
“这都是读研后的，大学前的书一本也没救回来，全埋了。”在老家仅剩的一堆瓦砾下，他看到了曾用过的《刑法学》教材。
他原本正在潜心研究中国法制史与思想史，并联系出国申请事宜。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计划随之打乱。
王进文的老家在潍坊市潍城区西关街办北三里村。据王进文说，11月17日凌晨，他家的房子被推土机推倒，并被立即清场，家具衣物粮食全埋在废墟里，家里为他明年结婚准备的棉被也未能幸免。
这是一个涉及全村2000余人的城中村改造项目，拆迁从3月初已经开始。
“我一直非常镇定，以为我家万万不可能被拆。”王进文说。
因为拆迁的诸多信息没有公开，谙熟法律的王进文就向潍坊市的相关部门发送了申请信息公开函。最终，他只收到了一封潍坊市发改委于5月18日做出的书面答复，其它部门均无回音。
潍坊市发改委在答复中写道：“潍坊市发改委尚未对潍城区北三里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核准。”
“得不到市发改委的立项批准，自然也就拿不到拆迁许可证，拆迁更是无从谈起，而从发改委立项到拿到拆迁许可证至少得半年以上时间。”王进文放下心来。
3月份，他还曾通过朋友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给当地街道办、村委会送达了律师函，咨询相关信息，同样没有回应。
他很自然和熟练地走各种法律程序，为自己争取权利。
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整个拆迁工程的推进。10月8日晚，拆迁现场发生流血冲突，有村民被砍伤。10月15日，王进文接到家里电话，称房屋四周被挖出了壕沟。11月2日，家里的窗玻璃被砸碎。11月17日，家被拆了，地基也被挖了，所幸家人没事。
从3月26日至此，王进文回了11趟家，甚至考博的当天上午，他才从老家匆忙赶到北京。这期间，他没有见到当地政府的人，没有见到开发商，也没有见到合法的拆迁协议。
最根本的，“没有拆迁许可证，整个拆迁都是违法的。”他把潍坊市发改委的书面答复当做一张王牌。
第二步：发布公开信和他们“讲政治”
“我已经走了法律渠道，但就是没有回应，也没有人和我谈赔偿。”王进文说，往往是法学毕业生，才感慨学法学无用。
房子被拆当天，他写了封公开信。
没有博客、不泡论坛、平时钻研学术、对网络了解不多的他，以群发邮件的方式把信传了出去，随即被众多网民转载。这封信同时还被他寄往潍坊。
有法学院的同窗看到网上传播的公开信后很是惊骇。平日外表斯文、一副学究气、连吃饭都要把眼镜摘下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边的王进文居然也能写出如此文辞的公开信。
“他们只讲政治，那我就给他们讲政治，迫使他们给我讲法律，这是我的策略。”在公开信中，王进文谈知识分子精神、谈强拆引发的恶性事件、谈城市化、谈干群关系、谈政府形象、谈机关作风、谈法制环境，连篇累牍，慷慨激昂。
这封公开信的影响迅速扩大。在某直辖市检察院工作的朋友告诉他，他的信已被该院内部系统网站全文转载。家在浙江的同学告诉他，浙江老家的拆迁刚刚被紧急叫停，疑似要先等待他这件事的处理结果。而远在海外的校友则告诉他，他的案例刚刚上了哈佛的课堂。
有人担心他会走极端。但他说自己不会，他还是想走法律途径。
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通过公开信，促使政府官员能和他面对面地谈，让事件的解决回归到正常的法律渠道。
如果还不能坐下来面谈，他就要坚决地进行下一步，再公开一部分资料。
王进文的书柜里堆满了北三里村村民寄来的材料，有的还未来得及拆封。事实上，从3月份到现在，作为村里难得的法学博士，他充当了村民的法律顾问的角色，为他们提供各种
法律咨询。
“城市里的工人讲政策，而农村的村民是最讲法律的。”王进文说，他们录像、录音、拍照，保留下很多证据，把洗出来的照片还包裹得严严实实，寄到他宿舍。
第三步：谈判，但不接受私了
11月24日，来京多日的潍坊政府官员到清华的校园里找到王进文。
在法学院会议室里，双方谈条件。
王进文拿出证据———村民寄给他的一张张拆迁现场的照片。那里面的场景，连一旁斡旋的学院老师看了，都默不作声了。
最后，他递出了一份草拟的初步解决方案。
这份解决方案中提到，关于父母的财产他会寸步不让，他家的房子203平方米，暂时估价30万元，在照价赔偿的基础上，加收3倍的惩罚性赔偿。
对于这个3倍的惩罚性赔偿，王进文认为，故意损害他人财物怎么能照价赔偿呢？这不是纵容侵害吗？这种惩罚性赔偿有精神赔偿的因素在内。因为是私下的协议，只要法律不作禁止规定即可。
此外，王进文还特别提到了关于书的补偿，那些被推土机撅起后，连同砖头倒在百米开外的书籍，“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这些书值多少钱？”
那里面包括他上大学时的刑法教材，也有市面上几乎绝迹的中华书局1981年版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同样，8个月来他为此事的奔波、付出，也要索赔，“一块钱不嫌少，一百万不嫌多。”
“他们觉得值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我没有异议。”王进文说。
坐在一起谈判，就算是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王进文一再纠正，寻求法律手段并不仅限于对簿公堂。
但就在11月24日晚，自称是该拆迁地块开发商的人给他打来电话，意思很明确：赔偿损失房屋138万，私了。
下午才回到正常的法律渠道上来，几小时过去，事情的解决似乎又要回到另一种途径上了。
“我当然希望他们给我赔偿得越多越好，但我要表明我的态度，该拿的我会一分不少，这是我的权利。而我也不想通过他人的不幸与他们讨价还价，鼓胀我的钱袋。”
他摊开一份递交给来京会面的潍坊官员的初步解决方案。
138万显然已经高出了他120万的要价，但王进文不接受私了。
即使赔偿，他也要政府把房屋赔偿款交到自己手里，并说明该款项的来源。
这个方案现在要解决的只是被拆房屋的赔偿，王进文的手里还捏着土地使用权证，真正的拆迁补偿还没开始。
“我会把所有过程予以公开。”不过，他也相信地方政府的处理能力。
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锡锌：
拆不是问题，问题是权力被滥用
本报记者 龚海
近日，久不见动静的《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新拆迁条例）再起风声。
半个月前，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还表现出对立法进程的不满：“一年过去了，中国没有哪一个行政
法规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将近一年时间没个说法的。”
早在唐福珍死后的第二个星期一，他就和4位同事一起上书全国人大法工委要求修改拆迁条例。一个月内，他们接连被国务院法制办和全国人大法工委邀请就修改拆迁条例座谈。
总有难点，立法进程一拖再拖，王锡锌不满这种闭门立法，“应该把利益分歧点，意见的分歧，还有对这些意见怎样考虑的过程本身也作一种适度的公开，让民众也了解主要是哪些不同的意见，在立法上有哪些阻力，有哪些难处。”
谈新拆迁条例>>迟迟不出台，阻力在于利益难以调整
阻力到底在哪儿？
“利益，土地收益这一块的巨大利益方主要是地方政府。地方，特别是城市管理者，有的时候可能是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把土地作为最紧缺的资源拿到手里以后，靠征地卖地来获得巨额的财政收益，甚至可以很好地进行寻租。”
正是对复杂利益难以调整，才让王锡锌觉得立法会如此审慎，“这没有错，涉及利益调整，太仓促的话会很麻烦。”
不过他还是觉得应该进一步公开立法的信息，这样“大家反而心里更有数，更容易理解”。
因为没有权威信息发布，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新拆迁条例何时会出台。
这一年里，王锡锌接到大量来信，他还在积极推进拆迁征收制度的改进。
“现在好多地方都在搞土地储备，但没有说出个理由来，只是说要搞土地储备。而实际上，好多土地储备是用来做商业开发的，某些地方就靠征地卖地来获得财政收益。”王锡锌觉得，明确拆迁征地是否为公共利益很有必要。
他认为，“规定哪些是公共利益，哪些不属于公共利益，这样在实体上就可以把公共利益界定得比较清楚，同时也通过一些程序来确定是否是公共利益。比如旧城区改造，不太好界定是不是公共利益，就启动民主程序，比如90%的人同意了，那就属于公共利益。”
王锡锌认为，现在对公共利益的认定机制还不太完善，比如没有用来讨论是不是公共利益的有效的程序和平台，“公共利益很可能被滥用”。
谈成田机场“钉子户”>> 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人利益要让步；在商业利益面前，我不满意你就不能拆
界定了公共利益，一切问题似乎可以理出个头绪。
作为行政法学者，王锡锌强调征收程序要能体现民主、公开、参与和救济的原则。比如说，把某个地方的城市功能规划一改，由居住区改成商业区，就得拆迁，就得征收。他认为，假如说征收在规划阶段就已发生，那么规划的调整就应该有公开民主的参与，“否则的话，财产权很难得到保证，到后面只是个规划的执行了。而对征收的决定部分，可以向上级或者法院要求审查，到底是不是真的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他同样关注补偿的公平合理问题。王锡锌一直倡导一个公平的定价和公开的定价程序，而不是政府单方面定价，或者被征收人定价。
王锡锌并不担心“钉子户”的问题。他坚持认为，强制执行在任何国家的法律中都有其存在的合理空间。“我始终认为强制执行本身不是问题，我们现在出问题的是，这种强制执行的权力被滥用。”
“强制执行并不是要采取暴力威胁、要株连，假如说某一个征收是公共利益，那么所有权人不合作，最终就是强制执行，这是必然的。这种强制性假设没有的话，那后果是很难想象的。”
日本成田机场的建设因为“钉子户”抗争四十余年，工期拖延了十几年，至今未完工，机场跑道因为“钉子户”驻扎支离破碎，建设费用翻了数倍，并且无法提供夜间起降，因为这会“影响‘钉子户’们休息”。
对于这一案例，王锡锌说：“这是公共利益形成机制的失败，其实在这个个案中，你可以说政府尊重私有财产权，但你也可以说，这其实是政府逃避一种服务公共利益的责任。如果公共利益得不到实现，那你界定一个公共利益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如果是为了非公共利益，比如房地产开发，你要拆我的房子，就必须与我谈判，我可以向你提出很高的要求，甚至也可以漫天要价，你是为了商业目的，如果我不满意你的补偿标准，那你就不能拆我的房子。这不涉及政府补偿。”王锡锌作了补充。
对法律认定为公共利益的，王锡锌赞成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如果仅仅是商业开发，“那么钉子户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钉子。”
新拆迁条例在阻止和控制暴力拆迁上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可以判断的是，在现有的司法制度没有改变之前，新拆迁条例根本也没有办法涉及司法体制的问题，“一个城市的拆迁很可能是当地政府甚至是党委决定的，法院到底有多大可能去发挥审查制约的作用呢？”王锡锌心存疑虑。
谈农民“被上楼”>>大城市拆迁快搞完了，更大的挑战在农村
在关注拆迁条例的修改时，王锡锌接到许多农民的来信。
“我觉得城市化进程到今天，拆迁问题中最突出最集中的领域仍然是集体土地的征收，宅基地呀，地上附着作物呀等等。”王锡锌说。
一方面，在湖南等省份，出现过违法征地，土地增减挂迫使许多农民“被上楼”，有些地方甚至出台了以土地换户口的政策；另一方面，农村土地、宅基地、地上房屋的权属流转，在法律上尚有诸多限制。
即便新拆迁条例出台，集体土地的征收也并不在该条例的规范范围内。
这让王锡锌开始反思土地管理法所规定的现行的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关于征收补偿的标准，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在土地征收后，必须防止那种表面城市化，就是不能把土地拿走了，仅仅给农民一个居民这样的称呼，要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培训、就业等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农民一旦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生产资料。”
“城市，特别是主要大城市的房屋拆迁，现在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新的挑战其实来自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周边的集体土地，有关宅基地房屋的征收补偿问题。”
我的经验不可复制这是最大的不幸
自始至终，王进文都表现得底气十足。
房子突然被拆只是打乱了他原本设定好的针对违法拆迁的一整套司法程序。但很快，他就修正和更新了自己的思路。
“我现在不得不感谢我自己，感谢我受到的教育。”王进文站起身，摸了摸宿舍里堆成山的书，“多亏读了这么些书。”
王进文庆幸这封信带来的影响力，“是一个个网民帮助我，让公开信没有沉下去，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等到明年，王进文身处的这所学校就将走过100年。“这里是清华大学，这里还是北京！”他跺了下脚，指了指脚下这片土地，不假思索地说，在全国范围内，北京的拆迁是做得最好的。
他承认，“博士也弱势”，但他是清华博士，还能自食其力地解决自己的温饱。
“是我绑架了清华！”他哈哈大笑说，他的这封公开信正是打上了“清华”的烙印，别人才在网络上注意到他，并把这个符号放大。
王进文研习了十年的法律，他还有一帮从事法律工作的同学朋友愿意给他提供帮助，保证他每一步行动不出闪失。
“谁也付不起这个代价，”王进文说，“我在这所全国最好的法学院接受法律教育，如果我输了、失败了，那就显得法律特别没用，法律就是个悲剧。”
“我不但绑架了清华，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还绑架了法律。”他的冷幽默迭出。
他很自然地联想到有相似遭遇的同龄的那位复旦博士，“发生在复旦，肯定出不了中国，他的事情不了了之。”
有网友回复他：“奉劝政府下次拆迁的时候，多花点儿精力，先去查查拆迁户中有没有清华的……”
“我有能力为自己维权，这很幸运，但我的经验不具有可复制性，这又是最大的不幸。”王进文承认，自己的情况比较特殊。
“这与个人学识有关，我毕竟是学了10年的法律。”他见识过村民们粗糙的维权方式，他们不知道农民如何进行城市人的身份转变，没想到养老保险的事，就将土地使用权证上交了。他们只能寄出一张摁了手印的联名信，里面还夹着错得有些离谱的汉字，文风更是粗鄙不堪。
公开信发出后，几天内，王进文就接到了全国各地若干陌生人的求助电话和短信，请求他帮自己维权。王进文很无奈，他再次写信，信中说：“我没能力帮你们解决问题，但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使应该被更多的人知道的事情被更多的人知道。”
“求助的人中，有小商小贩，有工人，还有博士。”王进文话中有一些忧虑。
“我现在也只是一个泥菩萨，过不了河，但只要过了河，就会变成卒子，一直往前冲。”他甚至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写出这样一封公开信来。
“我研究的是法律、规则、秩序、社会生活，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观察这个社会的机会，我又处在这个法律事件的核心位置上，我当然不会放弃，我要将这个法律图景全部展现出来，或许这样，才会有更大的社会意义。”
“想想，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啊。”这勾起他作为法律研究者的狂热，他要把所有材料，那些拆封的、未拆封的、自己整理搜集的、别人寄来的，统统当成档案保留，“这可以在将来做反思性检讨。” 本报记者 龚海
“我在这所全国最好的法学院接受法律教育，如果我输了、失败了，那就显得法律特别没用，法律就是个悲剧。”
“我不但绑架了清华，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还绑架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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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0月，云南昆明“钉子户”赵兴家，因为拒签拆迁协议，一夜之间，赵家房屋周围被人挖出了一条四五米深、七八米宽的“壕沟”。 |
强拆交锋
本报记者 鲁超国
去年年底，唐福珍自焚，“强拆”震痛了全国人的神经。
“强拆”成为今年的热词。尽管唐福珍死了，“强拆”的推土机并未停下轰鸣。现实的问题是，强拆事件为何频出？这种背景下，新拆迁条例却迟迟不出台。
唐福珍自焚一周年之际，本报记者来到事发地成都市天回镇金华社区，试图顺着这一脉络梳理一下，唐福珍走后的一年，那些被拆迁改变的生活和未曾改变的现实。
11月29日，唐福珍自焚一周年忌日。
成都市天回镇金华社区。连接北新干道和川陕路的市政道路金新路已经建成，宽阔的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呼啸而过。
这片地方原来叫金华村。社区居委会对面的马路边上，是一片建筑废墟，已经被杂草掩盖。两支红烛、几炷香插在地上，旁边有几颗红枣和糖果供品，还有一地灰烬，以及鞭炮碎屑。显然，有人在这里刚刚祭奠过。
一年前的11月13日，这片废墟还是一栋三层小楼，唐福珍站在楼顶，为了抵抗强拆，点火自焚。11月29日，唐经抢救无效死亡。
她的死并没有改变房屋被拆的命运，政府部门将其定性为暴力抗法。唐的数名亲人或受伤入院或被刑拘。
四川成都———
金牛村村民：你说一年2000块钱够干啥的？
事情过去一年了，村民都不愿谈论唐福珍了。
“这么长时间了，还说她干啥子呦？”一名倒垃圾的60多岁老汉一听“唐福珍”的名字就连连摇头。
记者按照当地村民指点，找到了唐福珍丈夫胡昌明哥哥的家，打听胡昌明的情况，结果也只得到“不认识”、“不知道”几个简单的回答。
“政府最后具体怎么解决的，可能只有胡昌明知道，连他的兄弟都不知情。”一名本地村民说。
“出事之后，我们这附近还有几个正在强拆的地方都保住了，直到现在还没拆。”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说金牛区城管执法局那个被撤的局长为啥又官复原职了？他到底有没有错啊？如果没错，为啥要撤？如果有错，为啥又官复原职？”这个村民嘿嘿一笑，“自焚？嘿嘿，自焚能改变什么呢……”摇摇头。
大部分村民生活没什么变化，门口多了一条宽马路，“平时出门方便了些。”
马路两边，餐馆和修车、洗车的门头房居多。马路边上还有一个健身休闲广场，一名河南籍女子领着孩子在玩，“以前都到镇上去耍，这里修了路后发展起来了，就到这里耍。”
她和丈夫在此租房做生意，她很羡慕当地的居民，“靠马路的一个小小的门头房都能发财，我们老家有十几间大房子，平时都空着没人住，没啥价值。”她倒是希望自己老家能像这里被拆迁，招来了人气，手里攥着补偿款，还能坐收房租，就不用背井离乡跑大老远做生意了。
天回镇街道金华社区门口挂着几条大红条幅，大门两边墙上是宣传栏，其中有一个是“农转非及土地补偿、租赁、承包等情况”的介绍：“我市区2009年对企业土地费的收取按每亩2000元计算，并在年底按2000元/亩及时兑付给本社区居民”。
“你说一年2000块钱够干啥的？修路的时候占了很多土地，绿化带算租用不是征用，没有补偿，一年也是只有2000元的租金。”一个村民抱怨说。
“上面的政策都是好的，只是下面怎么执行就不一定了，上面提出‘土地承包30年不变’，现在呢？”对于即将出台的新拆迁条例，这个村民并不抱太大乐观。
宜黄“慧昌”———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唐福珍自焚事件在强拆的悲剧中既不是一个开始，更不是一个结束。
网友“暗香微度”总结了2008年———2010年的“十大恶性暴力拆迁事件”：
2008年，辽宁本溪，拆迁户张剑不满廉价补偿，强拆过程中，张剑刺死拆迁人员被判刑。
2010年6月，武汉东西湖区惊曝一位史上最强的“抗强拆户”杨友德，为抵制开发商的非法强拆，自制“火炮”进行抵抗，上演现实版《阿凡达》。
2010年9月10日，江西宜黄县发生强拆事件，罗志凤、叶忠诚、钟如琴三人自焚，两死一伤。
还有网友根据强拆相关报道制作出了“血房地图”。
宜黄事件发生后，2010年10月12日，财新网上刊出了化名为“慧昌”的一位宜黄基层官员的文章。这篇题为《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的文章，抛出了“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论点。
文章认为，“只要地方发展、只要城市化没有停止，强拆工作就依然要进行下去……“
无独有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于11月1日发微博，称在江西万载县讲课时号召不要拆老百姓的房子，县委书记陈晓平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结果于建嵘怒罢饭局。
于建嵘称，“今天中国的发展，再不能以拆迁为发动机了。宁愿发展慢一点，也要把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放在首位。拆迁可以拆出政绩，可以拆出高楼，拆出超级富豪，但拆走了民心，拆走了这个民族的未来。就算为了公共利益要拆迁，也要有公平公正的司法来解决。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发展。”
江西万载———
陈晓平：没有一个官员希望“强拆”。
于建嵘的微博，让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戴上“强拆”的帽子。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万载县一商店老板笑着说，最近几年，万载城建变化很大，发展很快，要打造成绿色生态文明宜居县，“都是拆迁的功劳。”
“万载县没有发生一起强拆事件，也没有发生过因为拆迁造成越级访，更没有暴力抗拆、自焚事件。”事发后，万载县城乡规划局局长丁梓青11月4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丁梓青的副手、万载县城乡规划局副局长辛冬生正在负责万载县西屏山公园建设，他用自己的亲身工作经历证实万载没有强拆。
西屏山公园项目是一个纯公益性项目，通往公园要修一条道路，需要拆迁88户居民。
第一个拆迁通知下发后，基本上是石牛沉海，“刚开始老百姓没看到规划图，他们不相信啊，后来通过政府下发文件、媒体宣传，并且还立上了公园规划图，大家都相信政府是在干一件好事，就有很多人同意了。”
“领导要求我们至少到拆迁户家里跑6趟，实际上，我们得跑十几趟。”辛冬生觉得，工作难度最大的就是拆迁工作，“我们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为啥就没有记者从这个角度来写写呢？”
4户居民至今没拆，本来宽阔的马路突然被挤窄了，显得很不协调，“本来项目今年9月份就该完工了，现在整个工程才完成了大概60%。”
“其中一户只占用一段围墙，我和他家私交还不错，为了做通他家工作，我多次上门，就连今年中秋节，我都是提着礼品到他家过的。男户主说，再不签字都不好意思了。拆迁协议已经签字了，但是阿姨不同意。按说我们完全可以强拆，但我们没有那么做，直到现在还在做他们的工作。”万载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梁星耀说。
“没有一个官员希望‘强拆’。”陈晓平11月4日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称，他当时说的那句“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是有语境的，“当时我和于教授（于建嵘）探讨的时候，说国家要建一个军事基地或者导弹基地，但是一两户居民不拆，那还建不建？如果国防不强大，恐怕连你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没饭吃喽。”（详细报道见本报11月6日B5版《“我很尊重于教授”》）。
“对于一些涉及国家公益事业需要、能代表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建设项目，在所有法律程序走完、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如果还有钉子户，那怎么办？什么都应该有个底线，什么都不能突破法律的界限，不然，靠什么治国？”
在陈晓平的话语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就是“党”、“国家”、“政治”和“大局”。
万载县很多政府干部也认为，陈晓平任职这几年是万载飞速发展的几年。
而宜黄官员“慧昌”在《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中也谈到，“宜黄近5年的变化超过前10年，近10年的变化超过前20年……宜黄的发展变化是近年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慧昌”在文中称，“强拆并非地方政府所愿。这里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发展成本的问题……搞城市建设需要进行大量的拆迁，如果迁就被拆迁户的利益诉求，大幅度提高拆迁补偿标准，政府肯定吃不消。”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亚平既从过政又从过商，他在自己的调研报告《统筹城乡发展的另一个视角》中认为，强拆事件发生血案即使对直接领导人问责，“仍然不足以阻挡地方政府前赴后继地照旧大拆大建的坚定步伐”。
他分析“纵容与助长这种‘虎胆’行为的深刻原因不外乎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二是‘以GDP论英雄’的干部考核制度；三是多层级政府间很不完善的分税办法。”
除了体制原因外，还有现实层面原因，“没有财政收入，就没有解决矛盾问题的基本手段。干部职工，包括老师的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个官怎么当？没办法当。”
他认为要从根本上避免这些问题，就必须通过制度改革。“这就对政府自身的职能转换和政府的行为方式，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武汉“钉子户“———童家至少想要三千万
“强拆并非地方政府所愿。这里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就是发展成本的问题。”“慧昌”称。
“唐福珍家的房子投入了700多万，当时他们提出了800万补偿要求，政府可能只给200多万”，一知情村民说，“相差太大了，让谁都不会答应啊。”
武汉农民童贻鸿在抵制强拆过程中，被当地警方告知，他“把一个人砸得昏迷不醒”，童贻鸿选择进京自首。拆迁方给了童家1000万的补偿，了解内情的村民向本报记者透露，童家人想要至少3000万，“甚至夸口要1个亿”。
“钉子户”产生的理由大都是“补偿达不成协议”。
“其实大部分居民还是希望拆迁的，拆迁和强拆是两码事，不要把拆迁妖魔化。”陈晓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说。
万载县西屏山公园项目涉及88户居民拆迁，拆迁户王安安说，“刚下通知的时候我们是真不相信，而且也没有说补偿评估价格。后来出了评估价之后，我们觉得太低，大家都相互观望。后来政府的人来了好几趟，就近给我们安排宅基地，现场办手续，新修的马路直通家门口，而且在家门口给建个公园，确实对我们老百姓有好处，也就同意了。”
但是还有四户没同意，“今年的补偿价格比去年高了，他们想让政府按照今年的补偿标准给。如果政府答应的话，那也应该给我们这些配合拆迁的村民一个说法。”他觉得政府不会也不应该为了4户“钉子户”而得罪他们这84户。
而童贻鸿一家人在为达不成补偿协议苦恼的同时，该地区的520户拆迁户，正在为回迁房的建设延期半年而苦恼，其中有300多人联名写信给当地政府，表示“绝不能因一户未搬迁，影响了500多户向往美好生活的信心”。这些拆迁户的联名信里甚至开始威胁政府，“如果童家的不公平要求得到满足，我们全体村民将集体上访”。
宜黄官员“慧昌”称，“被高涨的地价和房价吊足了胃口的农民，做梦都想依靠政府征地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这种情况下，要政府与被拆迁户就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可以说难于上青天，于是被征地户、被拆迁户越级上访告状便成为常态。而地方政府为实施地方发展战略，强拆更是在所难免，或者说不得已而为之，否则，一切发展免谈。”
而宋亚平认为，现在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很便宜地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征过来，马上以高出数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盖成房子。然后，开发商又以更高的房价收获巨额暴利。这自然使大众觉得，征地拆迁的结果，总是在为富人创造大发横财的机会。
“如果社会不公平、不正义的问题不解决的话，发展越快，问题越多，危险越大。等那时候再来解决公平正义问题，就晚了。”宋亚平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