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街头，来自垤玛乡的孩子正在乞讨。
朱批福家崭新的小楼在村里格外显眼。
在垤玛乡，孩子躺在地上睡觉是家常便饭。
记者深入垤玛乡调查，贫穷使乞讨盛行，不劳而获思想一直延续
对于红河“乞讨乡”的形成原因及解决办法，调查显示：38.5%的网民认为是社会因素造成，23.1%的网民觉得是心理因素导致乞讨盛行，只有15.4%的网友认为，是经济因素导致这样的局面。
在网友看来，要解决该乡的乞讨问题，关键是要完善家庭功能，发展教育事业，救助边缘化的未成年人，其次要加大国家资金和社会资本在农村脱贫中的作用。
深夜，一名小女孩站在贵阳街头，手里拿着饭盆，低声抽泣。因为她连1毛钱也没有讨到，回到家会被父母罚站。
她来自红河县垤玛乡。和她一样在贵阳街头行乞的20多名孩子也一样来自垤玛乡。贫穷的村落从来不曾如此被世人所知悉和关注，除了这次——它被冠上了“行乞乡”的名号。
是什么造就了“行乞乡”？行乞真能致富？这里的人真的喜欢行乞吗？
现象
一家人的贵阳行
2月13日晚10时，朱批福一家三口终于回到垤玛乡牛红村的家，结束了他们在贵阳的15天“旅程”。
牛红村小学旁，一栋崭新的两层楼房正是他们家，这栋外墙刷上白色石灰的房子在牛红村土坯瓦房群中先得格外显眼。
朱批福一家都不太愿意说起在贵阳的这15天。这些天来，村长、乡长和媒体记者多次来访，似乎让他们的脸上挂满羞愧。
很多人都以为朱批福一家是去贵阳行乞。其实，37岁的朱批福在贵阳给人擦皮鞋，2元钱一次，每天能赚到30多元。妻子和女儿一开始在公园附近捡破烂，每天也有30多元的收入。
10多天后，朱批福的女儿朱燕（化名）在公园遇到一个比她稍大的姐姐，一问竟是同乡。姐姐问朱燕：“你怎么不去要钱？”朱燕说：“我怕要不到。”姐姐对朱燕说：“你跟着我去，我教你，肯定能要到。”姐姐对朱燕说，白天可以在公园里玩，晚上到酒店门口就可以要到钱。
朱燕说，第1天，她要到10元，第2天要到14元，第3天20元，第4天，涨到30多元。然而，第5天凌晨，朱燕一家在旅馆睡觉时，被警察叫了起来。一家人被带到贵阳福利院，然后又被带到救助站。在救助站住了1天，他们房门被锁，上厕所也有人跟着 。
第二天晚上，他们被从救助站“放出”，直奔火车站，登上了回家的火车。2月15日，牛红村小学已经开学。读六年级的朱燕也到了学校，一切如常。但当天下课，同学们开始嘲笑朱燕：“你怎么不去乞讨？还来学校干什么？”
朱燕开始争辩：“我不是去乞讨，我是去捡垃圾。”但同学们没有理会她的辩解，第二节课后，仍然嘲笑着她。
朱燕的成绩很好，曾是班长。最让她难过的是，不仅仅其他同学嘲笑自己，就连从前和她最要好的同桌也开始对她凶了。朱燕说，班上的老师没有多说什么，但因为她外出乞讨，被老师罚将一整本语文课本背下来。
2月16日早上，朱燕以肚子疼为由向老师请了1天假，其实她并没有肚子疼。“我回来以后，就不想读书了。”朱燕说起自己行乞的经历时，头埋得很低，眼眶发红，声音越来越细。然而，说起这句话时，却突然把声音放得很大，显得理直气壮，哪怕她刚刚还说想读大学。
对于朱批福家的房子，外人一度以为是靠行乞的收入盖的。朱批福一家认为很冤，为了盖这栋房子，朱批福负上了8万元的债务。
“向银行贷款3万元，我伯伯借了4万元，我爷爷借了1万元。”朱燕用哈尼话问过爸爸后，转过头来用普通话对记者说，房子是2009年4月落成的，盖房没请过一个工人，所有活都是朱批福夫妻俩做完的。朱批福的大哥在河口，朱批福夫妇俩常在河口帮人收香蕉或打零工，多年来攒下了1万多元。
朱燕说，不久前牛红村一些人跟朱批福说，到贵阳可以做生意挣大钱。于是朱批福带着妻子和她来到贵阳。到了才知道，村里人所说的大生意是擦皮鞋和捡破烂。1300多元，这就是朱批福一家在贵阳15天的收获。他们说，去贵阳的初衷，不过是想挣点钱把欠债还上一些。
经历了这次的事情，朱批福不想再上贵阳。他说，可以像以前一样，到河口或者元江打点散工。
调查
饿出来的“行乞乡”
虽然朱批福并非为乞讨而北上贵阳，但很多行乞人员出自垤玛乡是不争的事实。2月11日，贵阳记者和警方调查发现，贵阳的22名行乞儿童均出自垤玛乡，此前的2月6日，昆明市官渡警方对辖区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排查，带回36名流浪乞讨人员都出自垤玛乡。
于是，垤玛乡被冠上了“行乞乡”的名号。其实，垤玛乡外出行乞风气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了。
垤玛乡地处红河、元江、墨江三地交界，是一个遥远的哈尼族山寨。随处可见的泥坯房，躺在地上就睡觉的孩子，路上随意跑动的黑色小耳朵猪，这一切无不显示着这些村庄的贫穷。
1987年开始，因为粮食不够吃，垤玛乡许多人纷纷外出乞讨。“那个时候，每年人均口粮才150公斤， 人均年收入才114元。”垤玛乡现任乡长唐斗们说，垤玛乡外出行讨最多时甚至多达数百人。
“没办法呀，肚子饿没饭吃，不出去乞讨就会被饿死。”有村民这样说道，那时候的行乞叫做“讨饭”。村民隔三差五跑到周围的思茅、元江、红河等地讨点粮食，平时仍在家干农活。
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打工潮并没有影响到这个偏远的山村，至今，村民仍然以在家种地居多。随着杂交水稻、杂交苞谷的推广种植，村民们的收益开始增多，越来越多的村民已经不用再靠到外乡行乞来吃饱饭，行乞的风潮渐渐衰落。
虽然行乞风潮大不如前，但仍有部分人常年在外行乞，垤玛乡河玛村的段牛沙就是其中之一。在贵阳警方对流浪行乞人员的排查当中，还没有查到段牛沙，他已经跑回家了。
段牛沙家里有一栋3层的楼房和一辆摩托车，在村里人看来已经算富裕。他有3个孩子，大儿子有智障，为此他拿到第三胎的准生证。如今，女儿段萍（化名）已经上初一。同学们都知道，每年寒暑假，段萍的父母都带着她和弟弟到外面乞讨，但因为她能买得起大家都买不起的糖吃，穿的衣服也是班上最好的，所以所有同学都没人敢笑话她。她的同学也从她的口里听到一些行乞的细节：如果她每天讨不够100元钱，她就会挨打。
段牛沙的小舅子朱哈生也带着妻子和3个儿女在贵阳行乞。朱哈生的二姐朱哈依、妹妹朱哈农一家也都在贵阳行乞。像段牛沙家庭这样的多个家庭一起外出乞讨的现象在垤玛乡并不多见。外出行乞的人，多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父母在寒假、暑假带着自己的子女外出乞讨，大多像朱批福一家三口一样分工合作。当然，也有一些人成为儿童乞讨的组织者，夫妇二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另外还带上几个别人的孩子，朱燕在公园所遇到的姐姐的父母便是如此。
措施
家长带孩子外出须报告
屡次接到公安机关核实村民身份的电话以后，垤玛乡乡长唐斗们极为恼火。联系上在外的村民后，唐斗们发出限制令：在16日以前必须回到村里，不许再外出行乞，如果16日还没回到村里，那么村里的一切福利和优惠措施都将从他们身上消失，甚至还要惩罚。
这个限制令非常有效，50多名在外行乞的村民全部在规定时限内回村。
在唐斗们看来，近几年村里经济一直在发展，温饱已经不再是问题。在现在的垤玛乡，外出行乞已经是没有必要的事情。唐斗们说，通过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该乡的粮食从一年一收变成了一年两收，亩产量基本上能够达到600公斤，而新发展的6500亩冬季蔬菜种植基地，每亩的年产值上万元。“如果一个家庭有三四亩水田，每年收入五六万元根本不是问题。”此外，茶叶的种植、核桃、龙胆草及草果的种植也能为村民带来不少的收入。唐斗们说，如今垤玛乡人均年收入可以达到3600元以上。
“这是受当年行乞风潮的影响，不劳而获的思想在作怪。”唐斗们说，今天村民们外出行乞与当年因为吃不饱饭外出行乞的性质已经截然不同。
为了阻止垤玛乡的大人带着孩子出去行乞，垤玛乡1月30日出台了一个《垤玛乡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还成立了一个“垤玛乡流浪乞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唐斗们表示，以后垤玛乡将采取严厉的措施，限制大人带着孩子外出行乞，包括跟家长、跟学校的老师，甚至是跟班车的司机签订协议，一旦发现大人带着孩子外出立即报告，家长要能证明孩子要到哪里去做什么才能给予放行等。
发现这个“行乞乡”也许并不是坏事。虽然“行乞乡”这个名号并不好听，但也让大家看到了这里的贫穷。红河州委宣传部部长伍皓
(微博)日前发微博关注了垤玛乡，表示要建立一个垤玛乡行乞儿童专项救助基金，并从根本上系统解决垤玛乡的贫困问题。
官方的关注，或许是垤玛乡的一个转机，我们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垤玛乡将脱去“行乞乡”的帽子，以一副崭新的面孔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记者 庞瑞珍 摄影报道（云南信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