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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乌有之乡网站《中华主义》栏目,刊载了岳德常同志的题为《*人与闻道者》的文章（以下简称岳文）。岳文认为孔孟之道、宗教、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法则,是“道”。然后,岳文表述这“道”的重要,表述掌握了这“道”的人（即“闻道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岳文要求*领导核心应是闻道者, “*应当是闻道者的组织，一个引导教育人民群众闻道的组织。”我认为,岳文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对宗教、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创造历史中地位等问题上的认识既违背马克思主义观点,又与历史事实相违背。

纵观岳文,超阶级看待问题是其根本缺陷。这导致他无视社会是由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组成的事实,从而使他看不到贯穿于整个社会历史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就看不到社会上不同学说是为不同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事实,看不到剥削阶级及为其服务的学说要维持旧的社会制度法则,看不到被剥削阶级及其学说要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法则, 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法则的事实。总之,岳文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所以他看不到各种学说间本质区别,只能用抽象的、含糊其辞的“道”来将不同本质的、相互对立的学说生拉活扯的捆在一起；同样,他也看不到存在剥削的私有制社会和消灭剥削的公有制社会的社会制度法则完全不同,却含糊其辞的说着看不出阶级本质（从而看不出哪些阶级要维护,哪些阶级要推翻）的丛林法则和人类社会法则（即所谓和谐法则）。例如,岳文在开始部分就写道：“各种宗教，各种大的哲学学派，我所指的是儒家、道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包括马克思主义，其核心都是对私有制的否定，都是对丛林法则的超越，坚守着人类社会所应当遵守的法则,以往的人们称之为‘道’，由于它与丛林法则相对立，所以我们也将其称为和谐法则。”并说孔孟之道和宗教“其学说的精髓都是让人从丛林法则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获得真正的自由，脱离动物界而成为真正的人，并进而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我们知道,宗教这一种意识形态,是现实在人们意识中的荒诞的、虚幻的、歪曲的反映。恩格斯写道：“任何宗教都不是别的,而是那些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的反映”（《反杜林论》三联书店1954．410）。所以,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来说,宗教是错误的,与科学是相对立的学说,也是与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学说。

从宗教的社会作用来说,在宗教的整个历史长河中,除个别时期有革命因素外（例如,基督教在其产生的初期,就含有奴隶、贫民对奴隶主和富有者的仇恨的革命因素）,宗教起着反动作用。这种反动作用表现在它们都许诺给被剥削压迫者虚幻的“天上”的安慰,并要求其在地上予以服从,安于被剥削、被压迫状况。这有利于剥削阶级利益,所以剥削阶级极力培植、支持和利用,用宗教作为从精神上奴役劳动者的思想武器,当做巩固剥削阶级对劳动大众的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列宁在谈到宗教的社会作用时写道：“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马克恩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一切现代的宗教和教会,所有一切宗教组织,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用来捍卫剥削制度和麻醉工人阶级的工具。”（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53．230～231）岳德常同志脱离阶级分析, 脱离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这一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把作为剥削阶级奴役群众手段和在人们意识中的荒诞的、虚幻的、歪曲的反映的宗教,与维护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指导工人阶级等广大劳动大众为反对剥削、推翻剥削社会的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笼统地说儒家学说、宗教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坚守着人类社会所应当遵守的法则”。

在这里,岳德常同志对宗教的描述与革命导师形成鲜明对比。革命导师直指宗教的本质和反动作用；而岳文不揭示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儒家学说、宗教和为被剥削阶级指明解放道路的马克思主义的各自本质,反而掩饰其本质区别；岳文不揭示人类社会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组成,不揭示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不同从而各自要求的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制度法则也完全不同,反而说为维护剥削社会服务的儒家学说、宗教和指导劳动群众砸碎剥削社会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坚守着人类社会所应当遵守的法则”。因此,岳德常同志对不同质的事物作错误的混淆。

马克思主义对宗教进行了严历地批判,那么宗教的实际历史是否符合岳文所说：宗教坚守“和谐法则……其学说的精髓都是让人从丛林法则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获得真正的自由，脱离动物界而成为真正的人，并进而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本有许多例子,限于篇幅只举一个）来看看产生了“基督文明”的基督教实际情况。

从1198～1216年在位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开设异端裁判所（也称宗教审判所）开始,到1908年教皇庇护十世把罗马最高异端裁判所改名圣职部为止,野蛮的宗教审判所在欧洲各天主教国家横行几百年。宗教审判所“旨在镇压一切反教会、反封建的异端,以及有异端思想或同情异端的人……审判秘密进行,并用严刑逼供。被告如悔罪,则判处监禁,并没收其财产；如拒不悔罪,则判处火刑,交由世俗当局执行,名之曰‘不流血的惩罚’。……西班牙异端裁判所成为维护和加强专制王权的工具,活动尤为猖狂,不仅用来镇压异端,而且用来迫害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世界历史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269）伟大的意大利科学家和思想家布鲁诺即在威尼斯被宗教审判所逮捕,在狱中八年,受尽折磨,最后于1600年2月17日在罗马被处以火刑烧死。宗教审判所不是偶然的、几年乃至十几年的错误,这是几百年的残酷黑暗。在这漫长的残酷黑暗中,看不到岳文讲的宗教坚守的和谐法则,也未见到岳文所说构建的和谐社会和人性。

与岳德常同志对包括基督建的宗教的“学说的精髓都是让人从丛林法则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获得真正的自由，脱离动物界而成为真正的人，并进而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称赞相反,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认为基督教压迫着人们。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对封建意识形态发起全面批判,企图使人们的思想从传统偏见、神学教条、基督教会和专制政权的压制下解放出来。”（《世界历史辞典》330）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在反抗封建专制时,对他的国家信奉的宗教――天主教就深恶痛绝。伏尔泰“认为天主教是罪恶的根源,其教义是卑劣欺骗的产物”（《世界历史辞典》239）伏尔泰根源一说我不同意,因为私有制才是罪恶的根源,但天主教教义卑劣欺骗却是客观的。这类教义根本不具备把人“解放出来，获得真正的自由……并进而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宗教也是资产阶级实施社会压迫的工具,而教会则是奴役劳动群众的机器的一部分。新教教会和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在世界各地支持反动政权。天主教会的中心――梵蒂冈,不仅在世界各地传播伏尔泰所说的卑劣欺骗的教义,是个精神上奴役百姓的中心,它本身还是一个很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实体。它是许多大银行、工厂、饭店等企业的所有者或共有者。所以,与岳文关于包括基督教的宗教的“核心都是对私有制的否定”说法相反,现代史上的梵蒂冈关心的是如何保护作为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被劳动大众所推翻,为此它积极支持颠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等一些东欧国家的剧变中,梵蒂冈是出了大力的）,积极支持帝国主义侵略以镇压各国革命。

在二战后的许多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如意大利、西德、葡萄牙等）,天主教政党和靠拢天主教会的政党都是些最保守、最反动的政党。如果说社会党等还同意对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一些改良的话, 天主教政党则是最顽固捍卫资本主义制度,拒绝改良的保守政党。而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二十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大肆向社会福利等劳动群众斗争才取得的社会改良成果反攻倒算,欧洲天主教政党（如德国基民盟等）则积极支持这种反攻倒算,并是这种向劳动大众获取得一点经济成果反攻倒算的急先锋。
岳文还写道：宗教、孔孟之道等坚守的“这个法则，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它是天地间的一脉正气，它是专属于人的法则，产生于人性的深处，代表着人性进化的需要”。岳德常同志抽象地、超阶级地谈论人性本身就是错误。另外他忘记了物质决定意识,,忘记了宗教、孔孟之道作为社会意识表现形式的社会学说,是对社会存在（客规的或歪曲的）反映,忘记了由思想理论、政治、法律等组成的上层建筑由当时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因此他只能说宗教、孔孟之道等坚守的“这个法则……是天地间的一脉正气……产生于人性的深处”。也就是说,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他忘记了,这些学说的阶级性不见了,这些学说为社会上那些阶级服务不见了,这使他自已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

岳德常同志还写道：“人类的所有苦难都是来自我们人类自身。未闻道的人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也不知道集体的利益，他们把人的智力用于动物的目标，用于丛林法则，于是便制造了各种灾难，把自己推向毁灭。为了结束这种苦难，所以就需要有闻道者出来总结教训，教育人民，在社会生活中培育和谐法则，启发人们闻道。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都是最高尚最完美的人，是盗来天火为人类照明的普罗米修斯。这样的人虽然很少，但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却最大，他们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着人类文明进化的方向。”岳德常同志抛弃阶级观点,抹杀了私有制社会里的阶级剥削和压迫,抹杀了剥削压迫给广大劳苦大众带来的无限苦难,却说什么“人类的所有苦难都是来自我们人类自身。未闻道的人们……制造了各种灾难，把自己推向毁灭。”由于岳文说“要有闻道者出来总结教训，教育人民”，又说闻道者人数很少,而闻道者是不会制造灾难的,所以,岳文分明是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是非闻道者并“制造了各种灾难，把自己推向毁灭。”这样,剥削阶级的罪恶不见了, 剥削社会是产生罪恶的根源被掩饰了,劳动大众反而成了罪恶的根源,劳动大众制造了自身的苦难。这是对社会历史事实的歪曲。这很符合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经济学在群众传播的主要训条之一，是“民众应该把自己的灾难归咎于自己”。

岳文称闻道者是“最高尚最完美的人，是盗来天火为人类照明的普罗米修斯。这样的人虽然很少，但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却最大……代表着人类文明进化的方向。”。既然人数很少的闻道者“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却最大”,那么他们就是人类文明历史的主要创造者,他们决定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在这里,岳文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讲述着唯心主义历史观：广大劳动群众“制造了各种灾难”,他们是被动的、消极的力量,他们不是创造历史的主要力量；闻道者（时尚的话叫精英）是创造历史的主要力量。亿万普通劳动大众,他们本是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大规模人民运动、革命和解放战争的参加者,但在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中,他们遭到忽视乃至粗暴的诋毁并被历史边缘化。

资产阶级社会学和历史学贬低和忽视劳动大众的作用,这是劳动大众在剥削社会所处屈辱地位的反映。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学者、还有我国包括主流经济学家的“精英”们就力图在劳动大众中培养精英崇拜（可喜的是,在我国,精英崇拜己被广大群众打破 ,主流经济学家等所谓精英在民众中已成过街老鼠）, 接受孔孟之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图使广大民众接受精英散布的有利于资本的荒谬学说, 使资产阶级剥削劳动大众的社会永世延续。而岳德常同志的闻道者崇拜,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精英崇拜观点。

岳文抛弃阶级分析观点还表现在用含混模糊的闻道者与未闻道者的矛盾和斗争,代替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岳文写道：“整个历史便是闻道者与未闻道者的矛盾斗争史 与把历史看作是阶级斗争史相比较起来，把历史看作是闻道者与未闻道者的矛盾斗争史，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常识”。“闻道者的组织经常地遭到未闻道者的破坏”。闻道者用通俗的话来说精英,未闻道者则是与精英相对的普通大众,也就是说, 岳德常同志认为社会历史不是阶级斗争史,而是精英和普通大众的斗争史,而且他还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普通大众是错误的一方。不过,我认为这不符合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常识,可能孔老二等自以为是的圣人、高人、精英会认为这是常识。当然,现在在媒体上,常有主流经济学家这些精英和大众的争论,但这种精英和大众的斗争是表面现象，由于精英是维护资本的利益,为资本辩护,所以这种斗争的实质仍是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阶级斗争,并且在这场斗争中,正义在劳动大众一方。

综上所述,岳文在宗教性质、学说的来源、人民和个人在创造历史上的地位、历史是否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看法,是岳德常同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观点, ,轻视广大劳动群众创造物质财富的创造性劳动,看不见广大劳动群众所实现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这也说明,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在认识社会、确定事物性质上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