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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反对浮夸风的有关讲话

毛主席反对浮夸风的有关讲话

毛主席反对浮夸风的有关讲话

右翼们道听途说的张冠李戴制造混乱、颠倒黑白。近20多年来,竟然冒出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公然说:毛泽东不知道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硬要把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按在毛泽东头上,胡说什么浮夸风是毛泽东鼓吹起来的。他们的公式是:大跃进搞浮夸,浮夸风就是大跃进。岂不是要故意把水搅混?

现将毛主席反对浮夸风的有关讲话整理出来以正视听。

1957年1月27日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话中,毛泽东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  

1957年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中毛泽东又谈了《关于农业问题》,指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  

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讲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 “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和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个县委书记,不看农民的情绪, 腊月二十九 还让修水库,结果民工跑了一半。”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3页)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4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7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页)。毛泽东还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103页)。

1958年11月初关于兴修水利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1958年11月2日开始至10日(1958年10月25日金门炮战刚告一段),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他强调:“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 、“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毛泽东1958年11月21日和23日在会上作了讲话。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明年 3000 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 1959年钢产量为 2700-3000 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这篇名为《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 、“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  

他强调:“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 
 
1958年11月23日,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

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

他还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压缩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仍然偏高。但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1958年11月25日,毛泽东还在《一个教训中》强调:“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1959年3月,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肯定抵制共产风的瞒产私分现象,鲜明地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以上讲话均可见《毛泽东传1949-1976》,二十二、纠'左'的努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

1959年4月29日,毛利用党内通信绕过某些人的阻挡,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还是在一如既往地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行着艰苦不懈地斗争呢! 1959年12月27日,在《对部分地区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情况材料的批语》中,毛泽东批道:“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强调: “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  

仅仅一周后,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就又在《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中指示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中央在一九六○年三月下旬将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2],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再次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特别提请注意: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的节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在北京召开。】又强调:“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 、“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 【注:人祸的说法不是右派自命的刘少奇勇于自揭问题的情况,而是毛主席先提出来的。】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发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讲话中指出:“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11]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参加中南局的小组讨论会,向会议主持人金明发问:“金明同志,你说是猪聪明一点呢?还是人聪明一点呢?”金明自然回答:“还是人聪明一点吧!”毛泽东摇摇手说:“不尽然,猪一头碰到南墙上,过不去,他知道退回来,有的人就不知道退回来!”“吴芝圃同志,你离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十万八千里哟!”(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时,吴芝圃都在场,他不可能不了解毛泽东反对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风的坚决态度。但是,吴芝圃却在河南一意孤行。)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刘少奇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毛泽东反对浮夸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简介)
http://www.gov.cn/test/2008-06/05/content_1006428.htm


坏事他人干的,好事记自己
毛主席是浮夸风的始作用者,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他搞的,
钢铁产量问题上逼周恩来写
检查是他干的,现在咋成了
反浮夸风的好人呢?
坏事他人干的,好事记自己
帐上.
毛主席反对浮夸风的有关讲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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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反对浮夸风的有关讲话(2)
帖子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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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第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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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当时的中国人毛病太多,对毛主席的警告麻木不仁,结果如何?后来为自己的不尊重科学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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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徐水经验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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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徐水经验的否定

1958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开始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

10月中旬,毛泽东到天津视察,听取了河北省委的汇报。当听到说徐水是“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还当即要求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到徐水进行调查。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又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关于在河北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尽管对徐水的成绩说了很多肯定的话,但也指出了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由于有些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低,只强调军事化、纪律性,而忽视对社员的思想工作。他们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简单命令,遇事很少和社员商量。特别在处理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存在一些虚假现象。据公社干部反映,由于县里布置任务都是又急又多,下面的干部感到压力太大,因此工作中的虚假现象不少。县里和各公社对于粮食的预产估计,也多半大于实际产量。报告还提出了几个值得研究的口号。在商庄人民公社庆祝国庆节的大会上,公社党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这些口号公开在社员大会上宣布是不合适的,因为有些口号不够实际,有的则在提法上就不够确切,喊出去,到时候实现不了,会给群众造成不好影响。过去这个县就曾宣布1958年9月争取成为文化县,而现在文盲还是不少,实际上没有实现。毛泽东看过这份报告后,没有急于批示,而是将它带到了郑州。

10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听取了刘子厚对徐水调查结果的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刘子厚汇报了一亩甘薯亩产不过2000斤,徐水有关方面却说可以产8000斤,还有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以供参观等弄虚作假现象。毛泽东对刘子厚能够如实反映情况很满意。针对当时徐水县已宣布为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毛泽东说:“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毛泽东还指出,交换问题要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部分是调拨性质,一部分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在分配问题上,毛泽东反对把什么都包起来,指出“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要把劳动力多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家具可以不归公”,私人间的债务不能“共产”,“废除了,两方面不舒服,借钱的觉得对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这些账,我看还是以还为好”。在汇报到家庭生活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就没有五行了。”毛泽东最后谈到党的领导和干部作风问题,强调指出:“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10月29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徐水工作。会议指出了徐水县共产主义试点过程中,在政策、作风、领导方面出现的问题,并责成保定行署专员杨培生将省委指示和地委意见,向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做了传达。

11月2日至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郑州举行(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徐水进行了批评:“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称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所有制即大集体所有制,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同全国全民所有制不能混同,人民公社的产品不能调拨,同国营工厂不同,如果混同,就没奋斗目标了。现在不少干部对此模糊,如果有人说不是,就说是右倾。”“我国商品不发达。……现在有些人总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他提醒大家:“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以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8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毛泽东对徐水的工作进行了批评,说他们是“急急忙忙往前闯”,并批评了徐水的浮夸风:“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

11月10日晚,郑州会议结束。毛泽东把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又重新读了一遍,心情非常沉重。他将报告批转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写完这段话,毛泽东觉得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毛泽东对徐水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11月27日,河北省委和保定地委派出工作组协助徐水县解决共产主义试点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11月27日到12月25日,张国忠代表县委检讨共产主义试点中出现的问题,并先后召开几次县委会议总结经验教训。12月31日,徐水县委向省委、地委递交了检查报告,标志着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终结。从1958年9月中央派人到徐水抓“试点”,到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仅维系了4个月便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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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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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1958.08.27 版次:3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编者按: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

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粮食单位产量从百斤到千斤,是个质变,从千斤到万斤,是更大的质变;这样高产量,从措施来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但在具体执行这些措施中就有许多新东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们的干法是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不给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闹“胃病”。看来,农作物的肚子大得很。这里的单季玉米、谷子丰产亩,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达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万斤,化肥(主要是土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数地达到五百斤,是否已经吃饱喝足还难说,但决不过分。过去不少人认为一亩旱作物只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烧死庄稼,损害土壤,这种看法,很显然是有片面性的。这里干部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够的水和一定的有机质肥料相配合,一亩地(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没危险,并且完全必要。同时,水随肥涨,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关键。足水、足肥还必须和深翻相配合,这一点在寿张特别突出,也是他们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展开万斤运动的决定环节。根据寿张的经验,要搞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质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这样作,土质很好不要改良、单是松土的土地也要这样作。他们的丰产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尺半左右,他们认为不超过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就可以放手密植。这一点在谷子的种植上表现得特别清楚。过去种谷子一步三安苗,一丛丛的,每亩只留苗三万多株。现在他们的谷子种得像麦子似的密,基本不间留,一般在十万株左右,丰产田二十万株到二十六万株,而穗子决不比过去小。很明显,没有深耕和足够的水和肥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础上放手密植(当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们的“田间管理如绣花”,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万斤运动能否普遍推广而不局限于小块土地试验,在水利已基本解决的条件下,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肥料;二是劳力。他们解决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产到每亩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80%。而土肥主要是靠劳力换来的,所以中心还是劳力问题。

到底一万斤粮食要多少劳动日?到底一个全劳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我们粗粗算了几笔账,很难答复,原因是弹性大得很。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亩产多少有关系,比如许多社原来计划亩产双千斤,每亩需用三十个工(单算田间和积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设。以前亩产二、三百斤时,一亩十五个工左右),现在指标增到万斤,使用原来的工具,每亩地也不过六、七十个工。就是说,产量增四倍,用的劳力不过增一倍;单产愈高,用的劳动量愈相对的少。这是一种情况。另一方面,还决定干劲的大小和工具的优劣。据对几个社的了解,亩产指标万斤粮(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万斤,管理如绣花。一亩地需用的劳动工,以正常的劳动强度,使用原来的工具(铁轮车加木轮手推车、畜力水车)计算,至少要七十个工;如果对工具加以改良,实现滚珠化,有五十个工就够了;如果鼓足干劲加上夜战,工具改革的彻底些,还用不了三十个工呢!说来说去,是不怕指标高、措施大,就怕没干劲和不改良工具。寿张每人平均二点六亩地,每个劳力平均六亩地,单算劳力账,要大搞万斤亩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办到了。他们的钢铁姑娘或钢铁姐妹,住到田间,专管高额丰产田,每人平均还需要管二亩地呢!他们今年的计划实现了,平均每人就能生产六、七万斤粮食。看来,只要干劲鼓得足足的,加上积极改良工具,普遍搞万斤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办不到的事。

关于工具改革,从这里看,当前主要是运输和深耕的问题。现在的深耕只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强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解决深耕工具还是个大问题。对运输问题,我们也算了一笔账:亩产万斤粮,如果需用七十四个劳动日的话,其中翻整土地和浇水各占6.6%,田间管理占10.8%,收获入仓占12%,而运肥、施肥就要占64%,后两项费工大主要是运输用工多。解决了运输问题,劳动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20%—30%。实现了滚珠化将解决很大问题。不过目前铁轮大车对道路破坏得很厉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运输工具大为减色。现在高唐县有的社用旧胶皮和破鞋底代替铁皮改装大车,既减轻车的重量,又保护了道路,还腾出很多的铁(一辆铁轮车的铁皮约百余斤),一举三得,值得重视。我们想,如果全华北能在短期彻底消灭了铁轮大车,作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减省劳力,对改变整个农村面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作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既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多种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决肥料不足的一个好出路。这里过去种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两年来因扩大玉米和地瓜,被挤掉不少。这里的地瓜和小麦矛盾也不小,地瓜种植面积占耕地45%,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要占90%,80%的地瓜茬要种麦子,小麦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晒干,这两项重活挤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顾此失彼。从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种植,是个必须及早注意的问题。

目前下面对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劲头是很大的,但对收获后如何保管,普遍没有准备。我们问乡社干部和群众时,最初他们都是“粮食多了还怕没办法?”“那由国家买吧!”经过算细账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亏不可。这一点,我们已向县委讲了。    

刘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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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的作者刘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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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的作者刘西瑞——
乃刘少奇之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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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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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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