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终败在了谁的手里？
毛泽东最终败在了谁的手里？
黎 鸣
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享盛名的人物，虽然他已去世了32年，可是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他仍旧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尽管在中国政界最高位置上迄今至少已轮换了五任以上人选，可是就个人的人望而言，更不要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真实的重要性，的确没有谁曾可能真正超越了他。当然，今后的情况如何，中国人会拭目以待。
直到1976年逝世之前，毛泽东都是中国绝对最高第一人。然而，正是这个“绝对最高第一人”，当他临死前将要离开这个人世之时，他却绝对地感到了他不能不面对的最终人生的惨败：他的最终的理想、他的最终的历史价值、他的最终的家庭、他的最终的亲人，等等等等，总之，他一生为之战斗的最终的所求，全都成了一个个不能不离他而去的悖论。尽管在毛泽东的一生之中，凡他心中所有的一切有形的敌人几乎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尽管在一般人的眼里，毛泽东无疑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人，他最有权，他最有势，他最有名，他最有几乎一切人们世俗所希冀的东西，可是毛泽东心里自己明白，他最终没有成功，他最终失败了，他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努力最终能够真正超越中国历史的囹圄，他并没有真正为中华民族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他不仅没有成为开辟新中国历史时代的英雄，反而成了被中国陈旧的历史囹圄严重束缚、禁锢的囚徒，甚至还成了阻碍新中国历史时代到来的枭雄。他的将死多么让他不能心甘。临死之前的他极端地孤独，没有谁能够真正理解他，对于他周围的人们他真是失望透了，他既瞧不起他们，又不能不倚靠他们。他对他们的这种失望的程度也正如同他们的对于他的死亡将要到来的惶恐的程度。他明白，他的死将会给中国人带来更为加速的变迁（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的一生的过于自信，反而给他带来了对于死后未来中国的更加难以自信的悲观。事实上，他的妻子正是因他而成了后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个阶下之囚和国家的罪人。我想，这是毛泽东早就已经有所预料的结局，“四人帮”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自己为他的妻子及其追随者们发明的“绰号”，而这个“绰号”本身即是“不祥”之兆。
对于毛泽东，我曾爱过、崇拜过，也曾怨过、恐惧过，甚至到了最后，我还曾恨过、诅咒过，但这一切，全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漠了，而烟消云散了。因此，我不会像一些人们，继续像过去那样盲目地去疯狂地崇拜他，或者完全相反，同样盲目地去拼命地诅咒他。如此情绪化地对待历史人物，其实是出于无知，既毫无意义，也毫无价值。今天，我的再回顾毛泽东，反而更增添了一份同情，一份对于“人”的理解的同情。因为我终于知道，他最终是败在了谁的手里。而他的失败，也正是中国*曾经历史的失败，更是中华民族曾经历史的失败。正是因此，而构成了我的写下今天这篇文章的动机。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如果像毛泽东这样杰出的人物尚且遭到如此的失败，那么我们今后将怎么办？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重蹈毛泽东的覆辙不成？
如何看待毛泽东？这既是一个人类情感的问题，也是一个人类理性的问题，更应该是一个人类智慧的问题。无论怎么说，他都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言论、行为、思想，均为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留下了深深不可磨灭的印迹，而且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影响能够真正超越过他。正是因此，我要特别对于他的“失败”进行一次认真地分析。
据说，陈云在世时曾这样说过，如果毛泽东在1956年即死去，他就会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人物了。换言之，1956年之后的毛泽东不仅功不抵过，而且还过远甚焉，甚至有可能完全遮蔽了他前半生所有的大功。我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因为真正始终都在造成中国历史挫败的最深的根源还并不在毛泽东这里。换言之，即使聪明、杰出如毛泽东，他终究也莫名其妙、不知不觉地成了“鬼使神差”的“工具”、“提偶”、“傀儡”。不要忘记，我们讨论历史问题，一定要认识到，任何个人的力量都不可能是“神”的力量，任何个人都永远不可能是“上帝”，即使他多么像“上帝”。这种情景不仅曾迷惑了大量中国的庸众，有时也同样迷惑了那些自认为像是“上帝”的个人，例如毛泽东。有的时候他的不可一世的确已到了特别不近情理的地步，例如他的对于处置严重涉及国家、人民利益的巨大事件时的任性使气（典型的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的对于曾经的亲密战友们的冷酷无情，等等等等，无论如何都是很难令人理解的。人世间的任何“伟人”的力量其实也仍然是“人”的力量，而决不能视之为“神”的力量。所谓“神”或“上帝”的力量永远都只能是某种人们尚然盲目和未知的历史的合力，是社会中大多数人都参与其中的历史的合力。重要的问题在于，究竟是谁“鬼使神差”了所有的这些人们的言、行、思，特别是行为？又尤其是其中处于领袖地位的人们的行为？我的观点很明确，在中国，这个“鬼”或“神”，或“幽灵”，即是“悠久”了两千多年的孔子儒家的传统，那个充满了文明“母”劣根性的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
1956年后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竟然让陈云以及其他的人们对毛泽东做出了如此断然的判断？我们不妨最粗略地例举一下历史中的事件：
1957年，从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到反右斗争；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招展；
1959—1961年，庐山会议和三年大饥荒，据说这三年之中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目高达四千万以上，这简直相当于在中国又发生了一场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的战争性的人口死亡（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之中中国总共死亡了八千万人）；
1962—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国学习解放军，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讲得人们心烦意乱，讲得人们心惊胆战；
1966—197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朱德等相继死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从上面粗略地例举之中，大家可以看到，从1956年到1976年这二十年之中，的确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令人心灵非常沉重的历史事件。对于这些事件的发生，本文不想进行太多的分析，仅凭短短的文章也不可能做出这些分析。本文注重对毛泽东本人的分析，试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引发了上述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的心理，他的意志，他的情感等等，究竟在其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这对于我本人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我的人学的理论的分析能否获得大家的认同呢？
一般来说，任何人最大的敌人都是他自己，尤其像毛泽东这样事实上处于全国最崇高地位的领袖人物，就更是如此。那么构成毛泽东本人“自己”的成份究竟有哪些呢？
我的分析如下：
构成毛泽东“自己”的最重要的至少有如下的三个成份：自然出身的中国农民；社会出身的中国文人；精神出身的受到过西方思想影响，尤其是近代“五四”运动思想影响和苏俄马列主义思想影响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我的对于毛泽东的分析就从他的这三种“自己”的成份出发。
第一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构成了毛泽东的情感、意志；第二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构成了毛泽东的认识能力、文化手段、思维方法；第三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构成了毛泽东的奋斗目标、理想追求。前两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来自中国文化的传统，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第三种成份的“自己”主要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0.）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五四’一代*革命家大都消失了，在半个多世纪里，他们是一批在一个最古老的国家里实现最现代的革命理论的实践者。历史学家们无疑会把他们作为最著名和最重要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记载，因为他们是现代世界历史上这场最伟大最富有生气的革命的领导人，他们随后又领导了一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而又最落后的国家进行的现代变革。1949年的胜利使他们获得了政权，但却是在一个最贫困的国家里，它的人民忍受着极端悲惨的贫穷和绝望的折磨。……老一代革命家奋斗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但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无论他们在晚年怎样苦于目的和手段的分裂，但他们还是坚定地为实现他们在青年时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目标而奋斗。”（第531页）
我基本上赞同上面的描述。上面的描述之中至少告诉了读者如下的三个最重要的信息：第一，毛泽东是个“五四”时代精神的继承者，是个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理
想追求的革命者、实践者；
第二，毛泽东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贫困、文化最古老、文明最落后的中国进行他的革命活动的，这里的人民忍受着极端悲惨的贫穷和绝望的折磨；
第三，毛泽东，尤其是晚年的毛泽东追求的目标和手段之间发生了分裂。
上述的信息恰好可以与毛泽东的三个“自己”相对应：第一个信息与毛泽东的精神出身的“自己”相对应；第二个信息与毛泽东的自然出身的“自己”相对应；第三个信息与毛泽东的社会出身的“自己”相对应。
毛泽东的继承“五四”时代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追求构成了他的永远反对中国孔子儒家文化传统的生活斗争的目标，这一点在他的身上基本上终生不渝。这构成了他的提倡“双百方针”，强烈反对封建官僚主义，提出“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近期目标，提倡“巴黎公社”的社会组织原则，提倡“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民主”的“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文化精神，等等等等的初衷，关于这一点，我甚至有点相信他的确是真诚的。因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尤其作为一个站在批判历史上一切私有制的统治者的立场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的确都是一些很自然的想法。而对于毛泽东的第三个“自己”来说，这也同样是非常“自然”的表现。还有一点，且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即毛泽东事实上是当代中国人中言论、思想处于最自由状态的人，也几乎是处于这种状态的惟一的人，他的所有的“同志”在这点上都根本无法与他相比。说白了，即只有他敢想、敢说，而这一点同时也反映了他的作为一个诗人的气质。
但是到了事件发生的过程之中时，毛泽东的第二个（中国传统文人的）“自己”就开始起作用了。毛泽东的认识能力、文化手段、思维方法、知识范围等等，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仍旧处在中国孔子儒家文化传统的阴影之中，尤其在毛泽东的晚年，他基本上离不开中国古代文献，诸如《资治通鉴》、《十七史》、《二十四史》、《容斋随笔》等等。虽然作为一位“五四”时代精神的继承者来说他瞧不起孔子及其儒家，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人，他却又让自己始终浸淫在充满了儒家说教的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之中。事实上，在毛泽东的身上，已经让孔子及其儒家的“母”劣根性生了根，发了芽，长了枝，开了花，结了果。中国孔儒的“天命观”、“官方禁言论”、“极权人治论”、“情绪独断论”等等的劣根性，早就已经成了毛泽东处理几乎一切事务的“习惯”。毛泽东相信“宿命”，这可以以保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的命名为例；毛泽东相信只有官方“禁言”才能够带来社会的“稳定”，事实上，在他的统治之下，中国人基本上已经完全丧失了言论、思想、新闻、出版等等的自由权利，甚至直到今天，还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坚信“极权人治”的管理，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宪法”、“法治”的位置；毛泽东的思维是典型的“情绪独断”，用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话来说，即个人意志决定论。关于所有的这一切，全都可以举出无数的例证。最明显的例证，莫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关于“国家主席”、“天才”的争论、关于“批林批孔”，等等等等。
然而最终还在结果。结果的作用往往都受到“自然出身”的“自己”的作用。毛泽东本质上始终都是中国农民的儿子，他对其他一切出身的人们有一种天然的拒斥。这个自然出身的“自己”在毛泽东的身上是非常本质的。他的一个最著名的战略论点是“农村包围城市”，而事实上，中国*的革命原本也就是一场伟大的中国农民的革命。毛泽东是当然的农民革命的领袖。历史上一切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是以当上皇帝为其最高的宗旨，历史上的刘邦、朱元璋、洪秀全即是如此，毛泽东在不知不觉之中步了他们的后尘。在毛泽东的著名的诗词《沁园春—雪》之中：“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极其微妙地表现出了他纯然帝王的气派，自然，他也极其蔑视从前所有的封建帝王，诚如他的另一首《沁园春—长沙》词中所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也曾多次自比秦始皇。秦始皇只坑了三百多个儒士，而（我）毛泽东竟坑了三百多万之数（谁奈我何！）。这种帝王的气派从何而来？显然只能来自中国孔子儒家文化（天命观、极权人治观和情绪独断、专制观）的传统。
目标与手段的分裂，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的三个不同的“自己”之间的分裂。更说白了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劣根性与外来西方（理性）文化影响和熏陶之间的分裂，因为这三个“自己”之中，有两个均来自中国孔子儒家的文化传统。说得形象一点，毛泽东早就已经不自觉地成了孔子及其儒家幽灵的表演现代中国历史的“提偶”、“傀儡”，早就不自觉地成了孔子及其儒家幽灵的现代中国历史的“代言人”和“执行者”。
说到这里，结论已经很清楚了。毛泽东最终败在了谁的手里？从一般而言的现象上说，他败在了他自己的手里，然而他的“自己”是谁？三分之二以上是来自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是来自他的听从了孔子及其儒家的充满文明劣根性的历史幽灵的“自己”。所以，实质上，毛泽东最终还是败在了孔子及其儒家文化传统的充满了文明劣根性的历史幽灵手里。由此看来，不仅毛泽东，而且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两千多年来全）都败坏在了孔子及其儒家文化传统的众多劣根性的历史幽灵手里。
我的文章到了这里并没有结束。如果说毛泽东的“自己”都有三分之二以上是被孔子及其儒家的历史幽灵占领了，那么对于所有其他的中国人来说又如何呢？我亲爱的同胞们，难道我们的“自己”就不应该也为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担负一点责任么？批判别人、诅咒别人总是容易的，我们要不要也批判和“诅咒”一下我们的“自己”之中所残留的孔子及其儒家文化传统的劣根性呢？
说到最后，还是那一句话：不彻底铲除“悠久”了两千多年的孔儒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未来就将绝对不会有任何希望。这真正是发自我的肺腑之言，但愿有更多的同胞能够知会我的苦心！（请进入我个人的网页：www.liming1944.cn，谢谢。2008,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