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声的产生

　“没有人像葛优，在镜头前有这样一张脸。”导演黄蜀芹在电话里说起1990年拍摄电视剧《围城》时，从摄像机里第一次看葛优演戏，这个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演员就给她留下太深的印象。她预感到他将成功，不过这种成功最终还是超过了她所想象的程度。20年过去了，这张脸现在无可置疑地是中国最有票房价值的面孔——在2010年这个岁末，他同时担纲主演了4部大片里的3部，占据了内地所有院线的年底黄金档期，成为导演姜文、陈凯歌和冯小刚都要攥在手里才觉心安的票房号召。

　　与角色和解

　　仅以际遇和天分来解读他的成功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在他和电影之间，试图寻找任何观念性的呼应和连接也显徒劳。他没有受过表演的学院教育，无派无别。从王朔电影《顽主》开始，到第五代张艺谋和陈凯歌，再到冯小刚的贺岁片，他从来没有追随或抗拒过什么趣味，在中国电影走向艺术和娱乐的商业化过程中，却成了每个标志性阶段都贴合的表现载体。没有人会反对，《活着》让他成为戛纳影帝，达到了他自己可能难以逾越的表演高度。他自己也说过，从法国回到香港的时候，觉得腰杆都直了。但对于内地观众，这部从未公映过的影片获奖与否，并不影响他们和葛优“相处”的方式。在1994年以后，葛优身上好像被赋予了一种奇特的、在其他演员身上没有发生过的二元并立：在观众眼里，“戛纳影帝”是葛优获得的一个角色，而那些他们熟悉的角色才是葛优本人。

　　赵宝刚评价冯小刚电影的一段话，也许可以给我们部分解答，为什么20年来葛优一直身在巅峰：“他所有的喜剧都是温暖的，给人带来愉快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才喜欢。”这么多年，观众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无伤害性的男人形象：冷面热心，有点小坏，反应慢半拍，心里特明白。这是角色和观众一起制造出来的葛优我的野蛮女友2。角色是他的面孔，又是一道防线，将观众通常对明星所拥有的窥看愿望阻挡在现实的界域之外。有意思的是，这种阻挡通常是和善、礼貌甚至令人感觉愉快的。葛优接受采访时经常有问都答，在关于演戏的话题之外，观众甚至了解他的每一个家庭成员，熟知他和妻子的婚恋故事，认可他对父母的孝顺，同情他失眠……所有这些，反倒让葛优这么多年都可以站在安全距离之外，和观众保持着有克制的亲密。

　　为人处世是中国传统谈艺者所特别看重的。在老辈艺人里，梅兰芳是常被援引的例子：“四大名旦”里唯有梅兰芳获称“一代完人”，他艺术上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以在做人上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来成全的。葛优就属于求全的一路，用冯小刚的话来说，“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很端正”。

　　但他承认自己活得很累。“演员吧，往好里说，人说你是表演艺术家；但往最不好里说，人说你是戏子。我是这么想：如果你给自己定成艺术家，那么有人说你是戏子的时候，你得扛得住，心里能承受就成。我呢，给自己定一个标准，就是戏子，当有人说我是艺术家的时候，我也别晕了。这很重要。”他比很多同行都更清醒。

　　朋友们看葛优，对人对事有一个“敬”字。所谓“敬”，在中国的精神传统里面，指的就是精神贯注的最高状态。

　　从《顽主》之后，葛优和中国电影环境的每一次改变始终表现得贴合。当中国电影走向艺术和娱乐的商业化结合时，葛优成了各个方面都最能接受的载体。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观念性的激情和冲突，90年代的中国人接受了社会变化，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并和无力扭转的现实设法达成和解。其间中国电影文化一如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先锋性、前卫性、实验性因素在90年代急速消退，转而为现实和温和。葛优从代言消解一切的“顽主”的面孔，几乎了无痕迹地完成了转换，成为新现实处境中一代人的面孔。在第五代导演夏刚执导的《大撒把》里，葛优把日后助他立于票房不败之地的分属两个时代的角色特质成功地嫁接到了一起。凭借出国大潮中“留守男士”顾言这个角色，葛优获得了1993年的金鸡奖最佳男主角，这是他的第一个影帝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