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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转兵》除了写敌我双方的较量之外还找到一个特别的维度，就是当时处于孤立的毛泽东，争取到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组成了一个“地下三人团”，而与当时掌握所有权利的最高三人团展开了较量。影片当中很多段落、情节主要是表现“地下三人团”与最高三人团的对垒和较量。从历史层面而言，这种对垒和较量的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从艺术层面而言，这种对垒和较量产生了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悬念：红军下一步到底往哪儿走？毛泽东的意见是否能为当时的当权者接受，从而把三万多红军带出险境？正是在生死存亡、生死选择的关键点上，成功塑造了一个当时处于政治低潮、疾病缠身，却呕心沥血，始终心系党和红军命运的毛泽东形象。



能够在剥夺所有职务的背景下，跟张闻天、王稼祥达成很多默契，通过朱德争取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最终实现战略转变，显现出了超人的大智慧、大智谋。影片对处于孤立和低潮时期毛泽东形象的塑造和表现，给了我们观察领袖人物一个新的维度。影片还有一个亮点，是对博古和李德形象的塑造和表现尊重了历史事实，也尊重了历史的辩证法。李德、博古从骨子里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看不起只读了《孙子兵法》的毛泽东。面对毛泽东的质问，气急败坏的李德甚至有拔枪的动作，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也符合影片建构的叙事情境。另一方面，李德、博古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在影片中也得到了肯定性的表现。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塑造好李德和博古的形象，才能反过来塑造好毛泽东的形象。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艺术的辩证法。
　　
　　

《通道转兵》的细节很有表现力和感染力。历史很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很多是我们后来的定位。其实当时的最高三人团，博古太年轻，李德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真正的决策核心某种意义上是周恩来。影片非常艺术、也非常智慧、非常巧妙地处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以及影片特定叙事情境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影片找到了一些独特的细节和段落，特别是场面调度和镜头的运用来完成人物关系建构及其表达。如张团长就要被抓走的时候，周恩来骑着大马过来，按照我们习惯看到的表现方式，影片一定会让周恩来下马。但影片中周恩来并没有下马，从影像角度准确地表现了周恩来在党内军内的位置远远高于毛泽东。后来周恩来主动找毛泽东征求意见，此时毛泽东在高处而周恩来在低处，巧妙地暗示了两人关系微妙变化，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