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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双硕士基金研究员袁健死了。  

　　在北大读书期间曾是班级成绩第一名的他，在离开校门后，职场考试的第一次“末位”就把他给击倒了。他选择了轻生。  

　　去年刚毕业的袁健此前在融通基金试用，没有被留下，后进入大成基金。  

　　据了解，业内多家基金均采用末位淘汰制度。应届毕业生进入公司后一年进行答辩，通过的留下，否则就离开，而且实行PK制度，一组4人留下3人，淘汰率达25%。“行业排名后1/4下岗，后1/3留岗观察”是考察基金经理的通常准则。随着市场竞争越发激烈，下岗的不仅是年终考核不合格的基金经理，就连服务于投资的研究员，也有一套内部考核机制。不少基金公司10%左右的研究员在春节前丢了饭碗。  

　　虽说基金行业竞争残酷，末位淘汰甚至被扫地出门是常有之事，但在接到公司正式给予的解聘通知后，袁健同学还是无法调整自己的抑郁情绪，3月3日刚完成工作交接，第二天就决绝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相信袁健一定知道，这一跳，他会离开这个世界，他会离开他的亲人，他的生命会从此消失。  

　　我相信，一个人要不是绝望到了极点，他是绝对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生命的。  

　　我相信袁健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他一定是在“生存或毁灭”这个必答之问题前煎熬了很久，但因为不能忍受“末位”之耻，他最终抉择了“死即睡眠,它不过如此!倘若一眠能了结心灵之苦楚与肉体之百患,那么,此结局是可盼的!”  

　　袁健就这么毅然决然地走了。  

　　去年，宾语的廉政空间在一篇《百年北大：狼狈不堪的2009》博文中曾说过，北大沦为“悲大”，不能不说是中国高校最大的“杯具”。  

　　事实上，这几年，百年北大就像是一个茶几，上面确实摆满了“杯具”。  

　　与袁健同年毕业的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介经营管理方向研究生贾昊，师从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系主任谢新洲。读研之后,他的生活中频频出现压力和挫折:代写论文、免费家教……除了这些,曾经允诺继续攻读其博士的谢新洲,又“爽约”不允他报考。此后,贾昊先后在两个单位实习,做了很长时间的廉价劳动力,但最终都因为“满员”,无法如愿就业。直到其结束生命的一周前,一家单位终于接受了他。而这家单位交给贾昊的第一份工作,就让他连续三天不眠不休。  

　　6月28日,终于完成任务的贾昊来到单位上班。走到单位楼下时,他接到谢新洲的电话。谢新洲要求他回学校,周五、周六、周日三天紧急帮其做课题。他实话告诉导师自己要上班,太累,导师就辱骂：“你真是个废物！”当晚（2009年6月28日），贾昊从高楼跳下，当场身亡。  

　　贾昊死后，网友们纷纷发帖，认为他是被导师给逼死的。但在媒体采访时，新闻学院抛出了与北大在应对世界大学排名时所抛出的“不作评论，只想做好自己的事”一样的论调：“学校暂不便回应。”  

　　北大不愿回应，在北大读书的另一名学子，却再一次用“毁灭”自己来延续着“悲大”的“杯具”：  

　　在贾昊跳楼自杀的阴影还萦绕在人们的心头时，2009年11月25日中午，有“神童”之称——16岁考入北大、硕博连读的北京大学物理学院07级一名在读博士研究生，却在宿舍内触电自杀，再次让全国震惊。  

　　不到9个月时间，就有三名北大硕士生、博士生、双硕士，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  

　　令人痛心！  

　　令人揪心！！  

　　令人忧心！！！  

　　北大可以不回应，北大也从来不屑于对社会上的“闲言碎语”作出回应，但“悲大”接连发生这样的“杯具”，却不仅仅是“悲大”之悲。  

　　北大是一所人文综合院校，是一所百年名校，早在1917年，蔡元培由欧洲回国接任北大校长后，就给中国大学定了一个恒久的调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人也一直以此为傲，并作为优良传统来捍卫和发扬。  

　　但在当下的大环境下，北大已经少了蔡元培时的诚实率真，多了虚伪矫饰；踏实研究学问已经OUT，热衷仕途、金钱至上成了很多人的追求。  

　　百年北大的光鲜不在，思想消极而且是丑闻不断：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铭铭抄袭事件；北大教授编著的《操作系统教程》因抄袭被教材作者孟女士告上法庭；“北大男生杀害同学案”；从北大走出去的范美忠更是“脚底抹油天下羞，谁人不识范跑跑”。  

　　令人不齿的是，范跑跑事件发生后，北大不是以师长的宽厚和育人者的教育情怀与自己的学生站在一起反省，而是慌着与范美忠划清界线，惟恐把屎沾在了自己身上。  

　　范美忠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在光亚学校开除范美忠后，北大人文学部历史学系党委书记王春梅接受采访时称：“我们以有这样的学生为耻辱！对学校(指四川都江堰光亚中学)开除他，我们表示赞成！”然后又说了范美忠在学校时的很多不是，说范美忠表现不怎么样，毕业离校后曾经在网上将他所认识的北大的老师轮流骂了一遍。不好好学习，对老师也十分不恭敬！  

　　王书记还举例，北大虽然是名校，但不是说名校就没有不好的学生，北大有优秀学生，也有不合格的学生，“这正如社会主义国家仍有强盗小偷一样，虽然学校学生不争气，我们很痛心，但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使劲往国人的眼眶里灌着苍蝇。  

　　去年以来，北大的丑闻大戏更是一出未落幕，一出又热映：“著名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王益受贿案，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对上访人员的侮辱丑闻；官员子弟“保研”丑闻；北大医院“临时医生”害死北大医学教授丑闻；季羡林大师故居被盗丑闻......有悬疑，有探案，有“凶杀”，有爆笑。  

　　但对于北大发生的丑闻绯闻乃至“杯具”，北大大多选择了沉默。  

　　这还是亿万学子心目中的最高学府吗？这还是国人信仰和道德方面的神圣之地吗？这还是元培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殿堂吗？  

　　我们承认，接连发生的北大学子自杀事件，有教育体制的弊端：只重升学，忽视素质教育；只重分数，忽视对学生的心理引导及健全人格的培养。应试教育让他们变得呆板而缺乏创造力，教育流水线批量生产让他们成为模式化人才。  

　　有自我期许与现实的过大落差：“北大”已不再是保证饭碗的通行证和立身安名的铁券丹书护身腰牌......但固执的北大难道不该为接连发生的学生自杀事件沉痛反思并给国人一个说法吗？  

　　北大屡现硕士、博士、双硕士自杀事件，清华为何没有？

　　诚然，随着科技的发达，企业需要越来越多有理工科背景的学生，而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理工科的头牌院校，毕业生找工作自然更“适销对路”些，而且薪水也高，北大作为一所人文综合院校，所受禁锢自然大于理工院校，所学难为现代企业所用也在情理之中。另外，若以所学的专业为标准，则是理工科的理性多一些，学文的则感性多一些。理工科学生具备更强的理性意识，具有适应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有逻辑思维,辨证思维，形象思维的能力；有一定的批判意识和尊重客观的务实思维方法；能理性地处理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发生的各种问题。这是文科生相对欠缺的。

　　但北大是否尽职尽责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冷漠的“悲大”还要杀死多少学子?北大，该向清华学习什么？  

　　就要结束本文时，从网上看到一篇网友撰写的《出师表·80后传》，全文如下：  

　　夫80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逮高等学校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硕博相继，数年乃成，负债十万。觅生计，十年无休，披星戴月，秉烛达旦，蓄十万。楼市暴涨，不足购房，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抑郁成疾。医保曰，不符大病之条例，拒赔。乃倾其所有，入院一周病无果，因欠费被逐院门。友怜之，赊三鹿一包，冲而饮，卒。  

　　这篇《出师表·80后传》，我们不能把它当成笑话来听。因为，“硕士之死”正在我们的神圣殿堂里上演着现实版，连续剧。  

　　而“硕士之死”、“博士之死”、“双硕士之死”，不只是北大的“杯具”，而是中国考试制度下的悲哀！  

　　读死书，死读书，最终把活人读痴读呆读得百无一用甚至读死自是情理之中的事。“问剧哪得悲如许，为有源头是死结在。”  

　　“悲大”之悲，乃中国教育之悲。

　　【观点】：笔者的朋友爱莲者MM认为，韩愈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如今的北大，可能授业了，却丢失了“传道的精神”。授业是“术”的层面，传道是“道”的层面。作为北大这个中国人文最高学府，为何也被这个时代种种庸俗价值观拖进“术”时代，而与“道”疏远了。我想，没有“道”的“术”是短命的、易碎的。

　　希望北大及还不如北大的只售“术”不传“道”的诸学府反思一下，何谓“师者”？你们占据着为现在及未来中国选拔、培养、输送精英人才的学府，是否可以暂时离开时代之喧嚣片刻，去仰望一下“道”之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