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结束，一本书的开始 精华
又是一年了，真快！不知不觉，自己又长了一岁，又老了一点，现在的年龄，老起来还不是那么的明显，远未到度日如年的地步，只是这年与年的交替，似乎更能让人产生过多的感慨，报纸上，电视上，网络上，反正是各种媒体，都在忙着总结一年的收获，评个十大事件、十大国内新闻、十大国外新闻、十大风云人物如此等等，看着人们仍然热衷于鲁迅曾经痛斥过得十景病，真是不知道这个社会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在踏步走。
媒体们忙活媒体的，人们也有年终算账的习惯，除了算算收支是节余还是负债外，不同的人还有自己不同的算法，老年人算的是健康帐，中年人算的是事业帐，青年人算的是感情帐，少年们呢，他们的帐都是父母在算，只管享受或者承受就可以了。
想想一年来的事情，好像没太多值得记住的，忙忙碌碌的一年，也是平平淡淡的一年，彩票没中，股票没涨，大概就是物价有点让人心跳，专家说了，这不是全面的通货膨胀，俺不知道“全面”是啥标准，就知道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是牛市，与切身感受比起来，专家的话就当是放了个屁。
既然没的说，那就说说书吧。
《胡适口述自传》看完两个多星期了，这是今年所读书当中比较有价值的书之一，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两个人的精彩”，一位是胡适先生，另一位则是唐德刚先生，这两位，一主讲，一副讲，原本该是胡适先生的一言堂，一路看下来，却是两个人的对口“相声”。
谁说书本没有生命，一本好书的生命力甚至要比某些人来的旺盛些，书籍是时间的记录，就像是钟表上的刻度一样，这本书是一点，那本书是一点五分，一个个的人，一桩桩的事，粉墨登场，把历史在你的面前又重演了一遍。一本书牵着另一本，勾肩搭背，好不亲热。
读书真是很有意思，唐德刚先生在1979年说，“总之自胡适之先生以后，‘红学界’值得一提的二世祖、三世祖，以周汝昌用功最勤，发现也最多，但是胆子也最大”，而在2005年，刘心武横空出世，其胆子比之周汝昌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先生还认为，他那个时代搞红学的人有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很少有“作家”，“所以‘红学家’们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云云，而刘心武正好是位正宗“作家”，只是唐先生当时见不到后辈作家的红学成就，否则，不知他老人家的心情会精彩成什么样子。
所以说读书不但是看作者写，还要想点作者写不到的、想不到的，这种读者自己的“狗尾续貂”，也是极有乐趣的事情。
人与人之间要排辈分，书与书之间也是这样，知识是积累下来的，一代接一代，这种传承甚至要比人的遗传来的更为明显，在《胡适口述自传》当中，胡适讲到自己对“儒”字的考证，1934年，他提出来在孔子之前“儒”字就已经被使用了好几百年了，“儒”，“是殷民族里主持宗教的教士”。
而我第一次知道“儒”不是孔子发明的，是在两年前钱穆的那本《孔子》中，钱穆在说明这个论点时，论据同胡适的也相同，就是孔子说的那句“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你看，原本以为没有什么联系的两本书，在这里找到交汇点了，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提供这种机会的当然就是读者了。
最近正在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看到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因而我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我试着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胡适，实际上我读的关于胡适的书就两本，一本是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另一本就是《胡适口述自传》，就我肤浅的认识，胡适至少部分的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这从当年他给王世杰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来，“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独立说话，其实就是不带“偏见”的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胡适自己政治主张已经决定了他的基本主张，但这种不一味的迎合某个集团的做法，仍然显示了胡适作为一名（古典）知识分子的自觉。
书里的人物大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每本书好像都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着或明显或隐晦的联系，那些贯穿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丝线，讲述的不但是历史，也可能会成为我们将来的现实。
书与书之间，书与人之间，书与社会之间，就是充满着这些既神秘又迷人的物质，无法触摸，但确实存在，一本书的结束，就像是一个生命的完结，他在读书人的思想里留下了独特的生命痕迹，给我们打开了一个观察世界的新视角，透过这个新视角，我们可以发现过去从未发现过的奇异之处，这是书籍给这个绝大多数人的平淡世界的礼物。
同样的，我们开始本新书的阅读，就是开始了另一个生命的旅途，等待我们的又是一个别样的风景，令人期待的新奇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