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思温：绅士与农民——理解中国的关键
雷思温：绅士与农民——理解中国的关键
雷思温 2006年7月13日 08:23 21世纪经济报道
城市不但没有与农村建立起良好的互惠关系，反而以剥削农村的方式两败俱伤。而解决的出路只能在于重新恢复城乡关系，使两者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互相补充。
严格说来，费孝通先生这一本新译为中文的著作应取名为《中国乡绅与城乡问题》。所谓“中国绅士”，在费先生看来是指那些地方上的退休官员或官员亲属，或受到过简单教育的地主。这些“绅士”(China's gentry)即士大夫阶层。他们主要分布在中国农村，所以称呼他们为乡绅更为准确。而费先生研究中国乡绅问题也并不仅仅是出于知识社会学的兴趣，而是力图以中国乡绅为出发点来探讨中国的城乡问题。
费先生认为，乡绅与学者－官员阶层虽然联系密切，但两者仍然相当不同。中国的乡绅并不拥有实质的政治权力。皇权与绅权之间的博弈，使中国乡绅练就了一套既可以逃避被皇帝随意支配，然而又可以接近权力来源的高超政治手腕，而施用这些手腕的重要立足点在于乡绅管理下的地方农民。老百姓－乡绅－皇帝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模式最基本的三个层面，乡绅也因此起到了连接国家成员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桥梁作用。
在本书第二章《学者当官》之中，费先生认为，传统政治结构最显著的特点乃在于政治权力与伦理权力相分离。地方乡绅并非只是些贪图权力金钱的政治走狗，他们心中还存在着另一个更高的价值尺度，即道统。所谓“乡绅”之“绅”，是指受过一定教育，具有基本礼节和品格，而这些乡绅所受到的教育便来自儒家。孔子认为天下无道，便不必出来做官，等天下有道，才应该进入政治权力系统。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乡绅的政治理念。在中国乡绅阶层里，虽然现实的政治地位使他们获得了很多好处，但他们仍然能够对现存政治状况进行反省和批判，也就是说，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模式之中，政治权力并不具有最高的正当性，它与更高的以延续道统为目的的伦理权力并不完全重合。这多少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的乡绅可以维持当地的治安与礼乐教化。
然而随着传统中国的土崩瓦解，乡绅被当作剥削者而全面打倒了。打倒乡绅之后，需要建立起崭新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之中，如何确保国家对个人并不是单方面的压制，并形成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双轨”政治模式是相当关键的。费先生的“双轨”理论在本书中首先运用于对中国乡村基本权力结构的分析。
费先生旅居美国多年，深知西方人看待中国充满了误解。比如在很多人眼里，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到个人和家庭单方面的管理，然而中国仍然拥有一套系统的约束君主的方式。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思想，其次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一套自下而上的轨道。在这个轨道之中，中国的地方乡绅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中国传统权力结构中，顶端是中央政府，而底部则是地方政府，其领导便是乡绅阶层。中央的命令往往只能下达到地方政府，而具体的落实和执行都由地方政府负责。乡绅阶层由此而获得了对中央政府权威进行限制的能力。类似于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理论，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游戏规则并不都是按照中央政府来进行的。在皇帝和老百姓之间，还有乡绅和地方上选择的制定乡规乡约的权威人物。这些人可以凭借其威信不执行不合理的中央命令。所谓“天高皇帝远”就是指在地方上，老百姓和乡绅们形成了自治组织，从而有效地抑制了中央权威的肆无忌惮。但费先生同时指出，这一自下而上的轨道已经随着保甲制度的建立而毁灭了。
分析中国乡绅并不是费先生的目的，任何对中国传统的研究都首先来自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传统中国在遭遇现代化时，究竟该如何形成一套崭新而有效的国家运转模式，迫在眉睫却困难重重。从这个角度看，在本书的后半部分，费先生把目光移向城乡问题就是情理之中了。因为城乡问题同样是对乡绅问题的进一步深化。在很多人心目里，现代化就是城市化。近一百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和政治权力模式的重新建构，已经逐渐瓦解了乡绅阶层。然而出乎很多人的乐观意料之外，费先生认为，在他写作本书的19世纪40年代时，中国所建立起的大城市并不算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它们并没有发达的工业，完全不能自足，反而需要农村的大力扶持，结果连上海这样的都市其社会作用也不过仅是一个通商口岸而已。城市不但没有与农村建立起良好的互惠关系，反而以剥削农村的方式两败俱伤。而解决的出路只能在于重新恢复城乡关系，使两者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互相补充。具体而言，大城市需要发展工业，而农村需要土地改革。
在最后一章里，费先生回到了对知识分子的分析上，只不过这时分析重点指向了随着城市化运动而新生的一代知识人。与矛盾突出的城乡关系一样，新生的这一批知识分子和学生在知识结构和社会功能上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动。传统的乡绅阶层立足于农村，其所思所学最终落实于乡间工作，然而新一代的知识人都受过城市的现代西洋教育。他们无法再回到农村去。这并非仅仅因为农村落后，而是他们所学到的“新知识”完全不能运用于乡村之中。这从另一个方面加剧了城乡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人和土地的腐蚀”。
费先生所分析的这些问题已经过去了五十年。然而，这些问题并未随着时间的远去而消失，相反它们在新时代里以相似或不同的面貌不断重现。五十年前的费先生曾经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在于“新的领导和改革”，而对于今天来说，如何在城市化过程当中，重新建立起立足乡村的农村生产与教育结构，使其不过分依赖于城市，并努力寻找稳定的“双轨”政治结构将是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