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星的美

1958年夏，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建国10周年大规模庆典的事情，考虑到届时将邀请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政要来华，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兴建一座有特色的高级国宾馆。同年10月8日，中办主任杨尚昆通知外交部“中央授权外交部办理此事”。“此事”非它事，是一个真材实料的巨大建筑群哟！而且时间已不到一年，如此紧迫，怎么得了？！
    好在当时中央各部委(包括外交部)的许多负责人都曾是从硝烟炮火中拼杀出来的指挥员，对党中央的指示均视为如山的“军令”。担任过兵团政委的副部长姬鹏飞立即把任务交给了当时的部总务司司长杨琪良。
    杨琪良何许人也？10年前他还是人民解放军一野二师的副政委，是参加过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各重大战役的一员猛将，新中国刚一成立就奉命脱下军装穿上西装，出任驻波兰共和国的第一任政务参赞。现在，由他这个当年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文装解放军”来挑头抓总，方方面面都觉得放心。
    尽管只有十一个月的时间，杨琪良和那些军人出身、正值盛年的外交官们，仍然觉得底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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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
国宾馆建在哪里？经过专门小组勘察择址，初步拟定两个方案。一个是东郊，一个是西郊，就是如今早成了市区的古迹遗存的钓鱼台地区。两方案各有优劣，最后由中央拍板确定选择了后者。毛泽东同意这样的意见：建在西郊，客人们下了飞机必经长安街天安门，可以看到古典也可看到现代，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留下直观印象。人，总是先入为主嘛。
中央选定的这个地区确有个古钓鱼台，始建于辽金，清乾隆年间修缮扩建。庭园中心那个“养源斋”是清乾隆四十三年竣工的行宫正殿。虽然此处早已荒芜，但毕竟有参天古树，有仅仅住着五六户人家的大片地，还有北方城市难得的水面。包括古钓鱼台在内的这片荒地共44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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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全面负责北京迎国庆布署建设的彭真同志听说外交部相中了它，于是大笔一挥——“全部划归外交部”。杨琪良笑道：“是划归国宾馆。我们只是把这里弄得漂漂亮亮，也为北京造一处新景点嘛。”
    钓鱼台国宾馆的主设计师，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师张开济。与选址时如出一辙，设计也是两种。一种是建一幢高级饭店。那时还没有星级饭店的概念。如果有，恐怕不会低于5星。另一种就是脱胎于江南园林风格的花园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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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中国接待各国政要之处，这种别墅要秀美但不能婉约，不能搞成小家碧玉，在赏心悦目的同时又非常大气。军事生涯和外交生涯，使新中国这批外交官有一种独特的审美。正是这种审美观在建筑风格的研究与争论中占了上风。人们最终选择了后者。在这种总体设计思想指导下，决定建15幢接待楼。但照顾国外习俗，在编号上不设“1”与“13”。
钓鱼台国宾馆每幢楼都要形成独立的庭院。考虑未来接待外宾规模各有不同，各座楼的面积又各有不同，分为大、中、小三类。不过，主宾个人用房的规格质量却完全相同，这体现出既要实事求是，又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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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台的建设施工与后来被称为“北京十大建筑”的工程完全同步。然而，同步就意味着紧张：建材紧张、电力紧张、机械紧张、人手紧张……特别是在那些将显示中国品味和华贵风格的内饰用品的生产制作上，本来就不具备优势，现在更是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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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钓鱼台国宾馆工程的组织者决定向全国求援。他们奔赴上海，订制各类家具家杂；奔赴天津订制地毯；奔赴苏州订制丝绸织料；奔赴景德镇订制餐具工艺瓷器；奔赴广州订购红木……全国的能工巧匠虽然并不在施工现场，但正是因为他们，中国的国宾馆才能如此长久的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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