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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宪政为何失败?专制不肯放权,唯有革命

清末宪政为何失败?专制不肯放权,唯有革命



  
清廷改户部为度支部,内设田赋、漕仓、税课、库藏等十个司。这是度支部库藏司官傣的合影
日俄1904年至1905年为争夺中国北方领土的控制权,爆发了一场战争。战争最为吊诡之处在于,作为土地所有国的清政府发表声明说,对双方将表示中立,中方不会参战。这场战争除了土地之外,看起来与中国似乎再无关系。但是它对中国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对于中国政局的震动,甚至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历次对外作战的影响,并最终发生了瓦解满人统治的清末宪政运动。
维新的悲剧
若要详细考察清末的宪政运动,起因还要追溯到之前的1894至1895年。中日之间发生了一场海战,清政府花费巨资打造多年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如海潮般涌入内地,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淮军招架不住,也一退再退,丧师失地,以致京畿震动。万不得已,清政府只好委曲求全,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不但放弃了在朝鲜的固有权利,赔了大量的银两给日本政府作为战争损失,还割让了台湾列岛,使其沦落日寇手中达五十余年,诚为惨烈之极。李鸿章一手经营的淮军经此一役也告瓦解,他的声望也受到打击,被国人痛骂。
此战如此惨痛,却仍然未能使清政府统治者在制度革新上达成一致意见。保守派的某些想法让今人思来犹觉不可思议,譬如吏部主事叶德辉《郎园书札》中尚讲道,“今人动言日本变法,骤至富强,不知日本幸遇我惜兵爱民之中国耳。向使以区区三岛,抗行于穷兵黩武之俄法间,吾知成败之数且有不可逆睹者矣。”意思是说,中国的战败不过由于是礼仪之邦,政府爱惜士兵百姓罢了。何况胜败是兵家常事,倘若日本与穷兵黩武的俄国法国相战的话,恐怕就终究要失败了。叶德辉是清末的学术大家,士绅阶层的精英分子,他的思考仍然是这样,又遑论无知无识的芸芸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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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国内也存在激进的派别。他们在朝野之中的议论激发了士人阶层的危机意识。康有为趁了这样的机会,以公车上书的方式振臂呼喊,进入到清朝统治的核心区,用鼓动当时的皇帝光绪变法的方式希望达成变革。康有为资历威望一点也无,虽为举人但本质上仍不过相当于一介布衣,这样的变动,在当朝并无先例。这在某种程度上充分说明,变法革新虽然不能成为中国思潮的主流,但至少不是一个突来的想法,否则远在深宫的光绪帝如何会急迫的选择这个有些不切实际的维新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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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多年来游历四方,对海外的思潮和制度有大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融合中外,发愤著书,维新变法的思考由来已久,在民间学界名声犹大,此次变革不过是理想照进现实罢了。康有为心怀天下,寻求急速变法,在参政期间上书甚多。但论起来,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以君主立宪之议最为紧要。后来的学者较少说起康有为政治改革所启到的积极影响,可至少这一点开了清末立宪先声。他对光绪上书说,“今欧日之强,皆以开国会行立宪之故。皇上翕受嘉谟,毅然断行,此中国之福也,生民之幸也。请即定立宪为国体,预订国会之期。”又批评当时的专制制度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熟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者,自然之数也”,以此点明政体的变化和宪政建立的方法。康又亲自拟定了方略和实行的步调,按后来的程序来看,这一方略与清末成就的宪政主张又几乎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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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康有为书生参政,虽然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却仍然本着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态度,在执行中激进自傲,毫不考虑当时的朝野局势,最终的道路几乎是注定了的。作为主导的光绪皇帝固然深为嘉许,但却无兵权在握,无异于一个有着泥脚的巨人,甚至是一个孤零零的深宫人质,掌握实际权力的慈禧太后却恨康梁入骨,这维新变法的路子走了百多天,就被强行终止了。康梁出逃海外,谭嗣同等六人死在菜市口,这一次虚拟宪政的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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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的变化
康梁的宪政虽然没有成功,但不能说毫无作用。百日维新以后,民智大开,加之内忧外患,晚清满族政权就更在风雨飘摇之中了,这种趋势加重了社会要求宪政改革的各项要素。一九零零年,慈禧太后又因为一个消息的失误,以为洋人要重新扶植光绪帝,盛怒之下借义和团运动攻击东交民巷洋人使馆,造成八国联军突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之际,携光绪帝穿民服逃至西安。民情于此,竟然瞬间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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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九零五年,江苏的名士张謇致书袁世凯时,说法更加激进,他隐晦的希望袁世凯携兵进谏,以求立宪改造中国的制度。他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无补救之益也。”这在当时虽然没有变成现实,但却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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