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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神话的虚假之处
　　《宋史》中的《岳飞传》，实际上是根据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岳飞死后几十年为他撰写的私传《鄂王行实编年》所改编，根本没有什么可信度，这个道理就好比前次毛泽东的孙子在媒体上宣称是他爷爷领导取得了二战胜利一样荒唐。

　　该传记中记载的很多“史实”都已经被考证出是杜撰伪造的，如：绍兴十年（1140）七月十四曰宋金颖昌大战，岳飞部将王贵在《王贵颖昌捷奏》中说杀敌“五百余人”，而岳珂杜撰为“杀敌五千”，而这实际上就是岳家军对金军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而这次战斗中“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里这个“夏金吾” 也是岳珂自己杜撰出来的，根本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

　　所谓的“兀术遗桧书”也是岳珂自己杜撰出来的，也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是条孤证，而且也不符合情理，因为跟秦桧订约的是金国主和派大臣挞懒，不是兀术，兀术是死硬主战派，正是他杀了主和的挞懒与南宋重开战端，故不会无缘无故地遗书秦桧求和；

　　而所谓“岳飞以五百骑破金兵十万”（其实光看这个数字对比就知道是胡编意淫）的“朱仙镇大捷”，经考证，历史学界认为根本不存在，纯属岳珂杜撰出来的，所谓一天连发十二道金牌催岳飞回师也是戏剧化的描写；（见邓广铭《岳飞传》）

　　所谓“岳飞大破拐子马”中的“拐子马”，并不是岳珂胡乱编造的用链子连在一起所谓“连环马”，只不过是“两翼而出”的侧翼骑兵而已，是宋人的一种俗称，这个经考证早就已有定论。这段事迹的描述也早有人指出纯属谬误。清康熙皇帝就说过，女真人没有马批铁甲的习惯，当时女真人也没有如此生产能力，更荒唐的是，把几匹马用链子连在一起，马跑起来就很容易摔倒，这都是没有骑过马没有军事常识的人胡乱猜想。其实只要自己想想就能明白，骑兵的优势就在于机动力和速度，把几匹马用链子连在一起，不仅起不到加强攻击力的作用，反而导致速度的下降，这都是不合情理的。

　　岳飞也不是什么百战百胜，如《金史.王伯龙传》中就记载“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金史.完颜昂传》也记载“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东平有兵五千，仓卒出御之。时桑柘方茂，昂使多张旗帜于林间，以为疑兵，自以精兵阵于前。飞不敢动，相持数曰而退。”“昂举兵以为声援，飞乃退”。《金史.仆散浑坦传》记载“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拒。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金史.完颜宗秀传》记载“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亳、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

　　而《宋史》站在宋的立场，就一味吹嘘宋军的战绩，败仗隐而不提，这都是中国史家的通病。

　　另外，史书上动不动就说岳家军杀敌“数千数万”，甚至如上文提到的“以五百骑兵破金兵十万”的胡编，除了上面澄清了的伪造之外，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偷换概念的问题，实际上，岳家军在大部分战斗中所歼灭的敌人，并不是真正的女真“金兵”，而只是“伪齐”政权的“伪军”，以及被金兵抓壮丁来的“签军”，这种“签军”，只是作为一次性使用的炮灰性质的部队，用来在交战时挡在前面消耗对方的箭石，是从汉人老百姓中抓来的壮丁，蒙古人后来也经常使用这种手段。甚至很多都不算是军队，连“签军”的名义都没有，所谓岳家军的赫赫战功很多就是靠杀这些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本民族的“签军”和“伪军”建立起来的。大家应该记得，当时“金兵”中有人称岳飞为“岳爷爷”，这些人就是“金军”中的汉人“伪军”“签军”部队，这是当时汉人的口语。从情理上来说，女真金人也根本不可能去称呼异族敌人而且是自己手下败将为“爷爷”。

　　还有，岳飞的军队也劫掠百姓，见诸于很多史料。如陈亮的《中兴遗传》就有记载。《三朝北盟汇编》也记载：岳飞部将韩顺夫攻讨曹成时“辄扎营解甲，以所掳妇人佐酒”，结果大意之下吃了败仗，岳飞大怒之下“尽诛其亲随兵”。

　　还有岳飞所谓的《满江红》一词，也是明代人伪作，写作年代不早于明代中叶，此事史学界早有定论。该词从未出现于宋元人的任何著述中，即使是岳飞子孙收录的家集里，也没有收录，连相关记载也没有，一直到了明代才突然出现在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也是伪作。词中“踏破贺兰山阙”就是一个破绽。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贺兰山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而金国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岳飞不可能以在西夏境内的“贺兰山”来比喻攻打金国黄龙府的志愿，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实际上是，明代北方鞑靼族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有学者推测“踏破贺兰山阙”是王越或者王越手下文人所作歌颂胜利的诗词。

　　还有，岳飞的性格也不是象大家想象的那样和蔼可亲，他的舅舅就是被他亲手杀掉的，而且是亲手挖出心脏。虽说是他舅舅作乱在前，但是这手段也太狠了一点。另据《三朝北盟汇编》记载“先是飞在洪州，与江南兵马钤辖赵秉渊饮，大醉，击秉渊几死”，和别人喝酒，喝醉了就打人，差点打死，可见脾气很暴躁。

　　岳飞对下属也很苛刻刑峻，他的一个幕僚出于好心为他向上表功，他为了刻意显示自己“无私”，就找借口把别人打了五百鞭子。他手下的士兵仅仅因为拿了别人一缕麻线捆缚马草，就被他小题大做斩了首，这种借别人脑袋来树立自己权威的作法跟曹操的借粮官的人头来稳定人心和割发代首的阴谋手段是性质完全一样的。

　　岳飞手下部将傅庆，想去投奔南宋另一支军队的首领刘光世，岳飞知道后就杀了傅庆。

　　岳飞跟同为抗金力量的友军也经常火并，如刘泾,与岳飞同为统制，有人向岳飞告发，说刘泾阴谋吞并岳飞的军队。岳飞先下手为强，杀了刘泾，吞并了它的军队。

　　其实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岳飞为了扩充实力是有点不择手段的，岳飞以及他的“岳家军”是很带有点军阀性质的，他的“岳家军”相当于是一只私家军队，如果任由他的势力坐大，很难说他不会演变成唐代的藩镇割据，这也是他受到赵构猜忌，导致被杀的重要原因。

　　崇拜岳飞的人都是叶公好龙，所谓距离产生美，如果你真的跟他生活在一起，你也许就不一定还会喜欢他了。

一个人的舞

乡下乖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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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七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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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内杀破狼

有学者推测“踏破贺兰山阙”是王越或者王越手下文人所作歌颂胜利的诗词------那么“壮士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是不是说明这首词是汉代的呢！！哈哈。古代的人消息闭塞，基本依靠口口相传，一件事情经过几个人的嘴早就变了本质。史料这个东西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楼主居心叵测啊

忧忧情

“虚假的岳飞神话”是某败类拼凑的流毒无穷的荒谬帖子！断章取义，指鹿为马，恶意引导，是在刻意歪曲史实，不择手段地抹黑岳飞！其中错漏百出，现其文驳斥下:一、“该传记中记载的很多“史实”都已经被考证出是杜撰伪造的，如：绍兴十年（1140）七月十四日宋金颖昌大战，岳飞部将王贵在《王贵颖昌捷奏》中说杀敌“五百余人”，而岳珂杜撰为“杀敌五千”，而这实际上就是岳家军对金军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而这次战斗中“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里这个“夏金吾”也是岳珂自己杜撰出来的，根本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　　　　关于这点，可参详在下的文章：颍昌之战，究竟杀敌是五百还是五千？　　　　　　　　颍昌之战，究竟杀敌多少？　　　　关于颍昌之战，是岳飞北伐最大战绩之一，然而，关于其实际战绩如何，史家多有疑惑。一种说法是该役杀敌不过五百余人，另一种说法却是杀敌五千余人。究竟实际情况如何，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杀敌不过五百余人的出处，在于《王贵颍昌捷奏》，里面如此记载：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今月十五日，据本司中军统制、提举一行事务王贵申：“依准指挥，统率诸军人马，於颍昌府屯驻。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穎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这里捷奏原文，是清楚地写明“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也就是说，杀敌不过五百。而岳飞之孙岳珂在《金佗粹编》中却如此是写道：　　　　　　郾城方再捷，先臣谓臣云日：「贼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颖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贵。」既而兀术果以兵十万、骑三万来。於是，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虏阵自舞阳桥以南，横亘十余里，金鼓振天，城堞为摇。臣云令诸军勿牵马执俘，视梆而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进。自辰至午，战方酣，董先、胡清继之。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侮、汉儿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这里提到“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究竟哪个准确呢？是不是岳珂故意美化其祖，夸大其词呢？　　　　其实这个不难分辨。让我们好好看一看这份王贵那份捷奏吧。　　　　捷奏里面提到金兵大体情况——“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也就是说，金兵这战，有高级将领六人（兀术、韩常和四个万户），中级将领三十余人（三十多个千户）。一场大战下来，究竟情况如何呢？捷奏里面写得清楚：“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也就是说，颍昌之战，金国高级将领折损六分之一，中级将领也是如此。这样一来，问题来了。　　　　须知古代交兵，可不是像演义那样兵对兵，将对将，而是士兵的大混战。通常来说，由于高级将领都在后方指挥，很少出现在战争中当场阵亡的现象。正常来说，将领阵亡比例，是远远低于士兵阵亡比例。而在这场颍昌之战中，却出现一个奇怪现象。将领阵亡率高达六分之一，而士兵呢？只是“约五百余人”，竟是“马军三万余骑”的六十分之一！这个比例，无论如何都不合乎情理的。相反，岳珂的记载是“五千余人”，这个六分之一的比例，和金国阵亡将领的比例相符，这显然是合情合理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当时金国那严厉的军法，可约知这场大捷的规模。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避戎夜话》中提到金兵有所谓的“同命法队”： 　　　　　　“每队一十五人，以一人为旗头，二人为角，三人为从，四人为副，五人为缴。旗头死，从不生还，还者并斩，得胜受赏亦然，故谓之同命队”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也同样提到金兵的军法： 　　　　“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伯长战死，什长皆斩。负斗战之尸以归者，则得其家赀之半。” 　　　　根据上述的两个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金国，假若主将战死的话，他的手下，除了拼死杀败敌人之外，就别无选择。否则的话，打了败仗回去，等待他们的唯一下场，就是“皆斩”！　　　　既然有一名万户、五名千户战死，根据军法，那他们手下都面临皆斩的厄运，所以这上万人马自然只有死战一途了。而要打败这批近乎死士的兵马，不给予其重大杀伤，他们断然不会撤退的。既然如此，如果只死“五百余人”，能让这万人撤退么？　　　　　　《三朝北盟会编》中《岳侯传》，虽不知是何人所作，但由于《传》中称高宗为“上”，称岳飞为“侯”，一般认为这《传》写于高宗退位之前。里面虽然没有详细描写颍昌之战，却详细记载了一份岳飞在绍兴十一年反对议和的奏折，里面如此记载道：　　　　如臣提兵深入虏（改作北）境，颍昌之战，我兵大捷，虏（改作金）众奔溃，潜入汴京。当时，若得戮力齐心，上下相副，并后一举，大事可成。”　　　　在这里说得清楚，岳飞认为“颍昌之战，我兵大捷”，导致金兵大败，若只是杀敌五百的小胜，岳飞如何会拿这个颍昌之战作为反对议和的根据呢？须知当时投降派当权，岳飞有一丝一毫地破绽，都会给政敌攻击。如果颍昌只是小胜，岳飞断不敢在奏折里提出的。　　　　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也在《鄂国金佗稡编》卷八校住中认为：“一次激烈之鏖战，不可能仅杀敌五百人，应以「五千余人」为准。”　　　　如此看来，这颍昌之战，当应以杀敌五千人为妥了。　　得以留存下来的关于北伐战事的岳飞奏章以及南宋朝廷答复岳飞奏章的诏书无疑是研究岳家军北伐战绩战况的最为可信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岳飞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北伐，留存下来的捷奏最多。《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岳飞捷奏有《复颍昌府奏》、《陈州颍昌捷奏》、《郑州捷奏》、《漫独化捷奏》、《复西京捷奏》、《龙虎等军捷奏》、《复南城军捷奏》、《郾城县北并垣曲县等捷奏》、《小商桥捷奏》、《河北颍昌诸捷奏》（据奏捷内容推知，“颍昌”乃“孟州”之误）、《王贵颍昌捷奏》和《临颍捷奏》，《鄂国金佗稡编》卷19还有《鹘旋郎君捷报申省状》，共计十三份，记载了这次北伐的十七次战斗。但是由《鄂国金佗稡编》收录并留存至今的这十三份捷奏却不能完全包括岳家军绍兴十年北伐的全部战绩，以下举几个例证加以说明。《宋史》卷29《高宗纪》载：（六月）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①复蔡州是岳飞率主力北上的第一战，却无捷奏传世。《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载：（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② 排蛮即裴满，是女真人的姓③。孙显败裴满千户之战，也无捷奏传世。此外，《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和《宋史》卷29《高宗纪》的记事说，六月十三日丙辰，牛皋在京西败金兵。京西即京西路，具体的州县不清楚。牛皋在京西路败金兵的这个战役也同样没有捷奏传世。由此可见，岳飞的第四此北伐也同前三次一样，得以流传后世的捷奏决非完整无损，而是残缺不全的。有些战役的捷奏已经佚失，又有些战役，例如往后还要介绍的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虽有捷奏传世，但反映详细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所以仅仅根据尚存于世的这些残缺不全的原始资料，当然不可能全面详尽地描绘出岳家军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的辉煌战果。我们只能依据现存的文献史料，尽可能作一番去伪存真、辗转推理求证的考订工作。" ①《皇宋十朝纲要》卷23也有同样的记述。《金佗续编》卷4有《复蔡州因奏贼虏之计大合上意奖谕诏》。《会编》卷205《淮西从军纪》：“（岳）飞取蔡州。”《金佗稡编》卷9《遗事》：“马羽守蔡，苏坚守西京，赵秉渊守淮宁，皆有干城牧众之功。”可知岳家军复蔡州后，由马羽驻守。 " ②《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丙寅也记录此战，但不提金将是排蛮千户。 " ③参见陈述先生《金史拾补五种》第83页。" 补注：上述注释中所引的书名《会编》系《三朝北盟会编》的缩写，《要录》系《建年以来系年要录》的缩写，下同。郾城之战发生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七月。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当时探知岳飞孤军深入并亲驻郾城（今河南郾城），于是就率女真主力骑兵突袭，企图一举摧毁对方的中枢神经，接着就发生了岳家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郾城大捷。现将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6中留存的岳飞郾城捷奏摘录于下：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贼酋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鏖战数十合，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至天色昏黑，方始贼兵退，那夺到马二百余匹，委获大捷。“盖天大王蔡里，名完颜宗贤”⑴。据叶梦得说：“伪盖天大王等二人则在濬、滑，以主签军。”⑵ 盖天大王原来担任金兵的后方留守，这次在郾城上阵，说明完颜兀术自顺昌败后，已得到了增援。这里并没有说杀死敌兵的数目，因为这份捷奏其实是在战斗刚结束之时立即上报的，叙事简略，由于“天色昏暗”，当时甚至连战场也尚未清点，战果也来不及统计，但是我们可以从夺到战马二百余匹这里得到一些启示。事实上，当时岳家军步兵破敌所用的武器是麻扎刀、提刀、大斧，这些武器，显然对马容易造成伤害，而且这个混战时刻，夺取战马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简单地说，要对抗金兵骑兵的不断进攻，岳家军步兵应该采取步军密集阵型。这种密集阵型，很难有空隙给士兵外出捉马。事实上，在那种混战的情况下，如果步兵不伤马而只是想打倒马上之人，将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当步兵得马之后，为了保存马匹，必然会退出战线。这种混乱状态，正是兵家之大忌，无论如何，都是应该制止的。岳家军素来以纪律严明著称，而且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要抗击持续来攻的金国骑兵，当然更是不可能做出随便夺取敌人战马的行为，否则肯定会大溃的。此外，根据后世戚继光对抗北方骑兵经验总结的兵书《练兵实纪 练营阵第八》中这样记载： “法云：射人先射马。马仆，贼自败。往时只因爱他马，要得；活获，故难取胜。你们看贼马头有三尺，人在马上高又五尺；我步兵冲在马头，尚有马头、马前足相隔，贼刀三尺，岂能到我身上。我只将众军联作墙般一堵，密密一字向前，用我长刀大棒砍打马头、马腿，马伤跌倒。此时贼被跌落，身方未转，就用大棍劈头打下，无有不死者。你杀得贼败，首级每颗偿银五十两，甲衣杖那件不是便宜，何必要马？况一贼有数马，我欲杀者，贼身下所骑一马也。大势一败，以后马匹那个不是你的？若临阵不先砍贼马与牵取贼马者，俱斩首。千、把总以下故纵，同罪。砍伤马匹，战毕即于营前烧熟代饭。生存好马，俱与冲锋之人。以十匹为率，只抽一马与收马者，余皆均散。”尽管岳飞和戚继光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战争的原理是相同。同时以岳飞的杰出军事才能和岳家军的军纪严明，兼之当时对阵的金兵主要是精锐的骑兵，而岳家军则是骑兵和步兵的组合，很显然，在正面对抗强敌骑兵冲击的凶险战场中，岳家军的骑兵要不断地冲杀敌方的有生力量，是不可能在混战中去夺敌人的战马的，而岳家军的步兵更是不可能被允许（当然也不会）在列阵与敌人奋战厮杀的间隙去夺取敌人战马的。所以岳家军所缴获的这些战马，显然是在金兵败走、战斗快要结束之时，才有机会夺取的。而在与女真骑兵混战厮杀的战斗过程中，岳家军兵士实际所杀死和破坏的马匹，其数目显然将十分庞大。那么，大约数目是多少呢？ 《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十年）统制官侯信统押忠义水军并诸项官兵，前去河北经营贼寨。八月七日，过河，于中条山札寨，探得山北栢梯谷口有金贼大寨，正当河、解两州要路。初八日夜，劫破上件贼寨，杀死蕃贼二百余人，捉到女真、汉军二百余人，夺到鞍马二十余匹。至天明，探得有解州同知女真亲作天使，会起河、解两州及诸处蕃贼共约七千余人骑，於初十日早摆拽三头项前来。信率本部官兵向前迎敝，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千户一名，毛毛罕头领数人，其贼退走。活捉到五百余人，战马五十余匹，器甲七百余副，弓、箭、旗、枪甚众。”宋军统制官侯信率兵夜袭金兵兵营杀死二百人，活捉二百人，这才“夺到鞍马二十余匹”，而在另一次战斗中，与金国骑兵“血战数十合”之后，“活捉到五百余人”，这才夺得“战马五十余匹”。很显然，根据当时的情况，在战争中夺取战马比活抓人困难得多了，基本上是十比一的比例，更不用说还要加上杀死杀伤的比例。按此推断，在郾城大战中，岳家军至少要收拾掉两千名以上的金国女真骑兵，才能夺得这两百匹战马。值得注意的是，金兵多是重骑，一旦失去战马或者战马受伤，就基本失去战斗力，基本可以算作死亡或者躺在地上不动。也就是说，金兵的绝对损失，应该在二千骑兵以上，这里还不包括受伤的人数。根据战斗的惯例，负伤人数应该远多于死亡人数，估计不下三千。据此推断，在郾城大战之中，估计金国女真骑兵死伤至少在五千人以上，约为其参战主力骑兵人数的三分之一，称得上是伤亡惨重。 但是为什么岳飞没有在给南宋朝廷的捷奏中写明是斩获多少敌兵呢？高宗在答复岳飞捷奏的第二份手诏中说：“览卿奏，八日之战，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实为隽功。然大敌在近，卿以一军，独舆决战，忠义所奋，神明助之，再三嘉叹，不忘于怀。”根据高宗答复岳飞捷奏的第二份手诏可推知，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那份郾城捷奏时期是在“八日”晓递发， 《宋会要》记载至临安之日期，为“十八日”，行程亦为十一日。八日捷奏叙事简略，言语含混，是因为当时战斗刚刚结束，同时“天色昏黑”，还没有来得及去统计详细的杀敌数目等战果，所以仅仅只大略地说“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高宗在答复岳飞捷奏的第一份手诏中，对此奏之结论为“已获胜捷”。此后，岳飞应另有一份补充捷奏来详细说明郾城大捷的战果，然而这份后续补充捷奏已经佚失而不能见到，但是在高宗的第二份手诏中却已提及。例如“戕其酋领”，但是仅仅高宗的第二份手诏，却不能得知其中提及的岳家军所杀之金朝“酋领”为何人。高宗对岳飞关于郾城大捷的第二份捷奏的评价为“实为隽功”。 　　很显然，如果只是因为现存捷奏只提到在郾城大捷中岳家军夺取金人战马不过二百匹而否定这场大捷，显然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因为详细记载郾城大捷战果的第二道捷奏已经佚失而不得见。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事情，在岳飞被陷害致死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所有奏折都被秦桧同党收去，为了压低岳飞的功劳，秦桧及其同党在岳飞冤死之后，特意销毁了许多有关岳飞战绩的原始资料。事实上，在冤杀岳飞之后，秦桧权倾朝野。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派他的养子秦熺去负责检修南宋的官史，并让其养子及其同党负责管理南宋的国史档案，这帮奸人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销毁。而对于岳飞的许多事迹，秦桧奸党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又多加入了贬低和诋毁的成份。所以不能排除是秦桧一伙销毁了岳飞郾城大捷期间第一道奏折之后的其他反映战事进展情况及记述辉煌战果的后续补充奏折，以至于后世不能看到关于这次大捷战果的详尽记录，而只能根据现存史料进行辗转推理以了解岳家军战果的辉煌程度。 南宋前期的国史实录以及官史日记等皆出于秦桧养子秦熺之手。由于秦熺等人肆意篡改、删销史实，以至于后世史官不得不东拼西凑地填补所缺失史实的记录，这些都给后世关心和研究岳飞及岳家军的学者大众们增添了不少困阻。尽管如此，依据现存史料，我们仍然可以作一番去伪存真、辗转推理，通过考证来大略地了解岳家军郾城大捷战果的辉煌。以下研究一下宋高宗答复岳飞郾城捷奏的那两份手诏。高宗在第一份手诏中说：览卿七月五日及八日两奏，闻虏并兵东京，及贼酋率众侵犯，已获胜捷。卿以忠义之气，独当强敌，志在殄灭贼众，朕心深所倾属。⑶第一份手诏是宋高宗看了岳飞七月五日一奏和郾城捷奏之后给岳飞捷奏的回复。后来高宗在第二份手诏又说：览卿奏，八日之战，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实为隽功。然大敌在近，卿以一军，独与决战，忠义所奋，神明助之，再三嘉叹，不忘于怀。⑷现存的那份郾城捷奏其实是在战斗刚结束之后，岳飞在仓促间写成并立即上报的，叙事简略。由于“天色昏暗”，当时甚至连战场也尚未清点，战果也来不及统计，故岳飞后来又有另外一份补充捷奏。这份详尽反映郾城大捷战果的补充捷奏虽已佚失，但在宋高宗答复岳飞的第二份手诏中仍有所反映，其中提到“虏以精骑冲坚”的情况，还开列所杀“酋领”的姓名。宋高宗正是在看到岳飞关于郾城大捷战果的那份补充捷奏之后，才对此战的评价由“已获胜捷”提高到“实为隽功”，并且还因为郾城大捷之事而给岳飞和岳家军将士发下了一道奖谕诏：自胡虏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远闻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阵。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欢，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⑸这道留存下来的奖谕诏是当时的南宋朝廷对岳飞郾城大捷战绩所作的高度评价和肯定。宋廷还有一个省札记载说：岳飞一军于郾城县，独与番寇全军接战，大获胜捷。⑹完颜宗弼（即金兀术）所统率的金兵主力有十多万之众，光一万五千的骑兵不应被记述成“全军”。其实这一万五千骑兵乃是金兵的前锋和精华，而在实际战斗过程中，金兵十多万人马陆续开到战场，并在岳飞的补充捷奏中有所交代，所以宋廷的这个省札才会说“岳飞一军于郾城县，独与番寇全军接战，大获胜捷。”。参与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北伐的岳家军共有十万兵力，但是至少分成了十二军，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众多要地，此时尚未集结在一起。跟随岳飞亲驻郾城的只有背嵬军和游奕军，而游奕军的另一部分又随统制姚政守颍昌⑺。直接参与郾城之战的这一个半军，包括背嵬军和半数的游奕军，大约不过一万几千人的兵力，除去守城军和火头军、辎重兵等非战斗人员外，实际参战兵力就更少了。可见郾城之战确实是以少击众的硬仗和恶战，当然背嵬军既是岳飞的亲军，又是岳家军的精锐。金兵擅长的战术，是以左、右翼骑兵进行迂回侧击。宋时行阵术语称左、右翼骑兵为“拐子马”。所以叶适说：“拐子马，虏之长技。”⑻女真骑兵“善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他们与敌军一个回合交锋失利后，败而不乱，重整编队，再次冲锋。“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⑼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精锐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⑽。这场恶战大约从下午二三点钟打到晚上七八点钟，金兵才最后败退。郾城之战的另一个特点是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金军主力是骑兵，而宋军过去多以步兵为主。岳飞主要靠在过去历次战斗中缴获的大量马匹，才组成较大规模的骑兵军团。在郾城大捷的次年，援淮西时，岳家军光背嵬马军即有八千多骑⑾。在郾城会战中，战事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用精锐骑兵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直接对抗周旋，这是其他各路宋军所做不到的。此外，指挥金兵发起郾城会战的金国统帅是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当时金国的兵制是这样的：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五吴玠墓铭：“後胡世将为川、陕宣抚使，公弟吴磷适在军中，一日，从问公所以战，则曰：‘磷舆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後，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舆之角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 《宋史》《吴玠传》胡世将问玠所以制胜者，璘曰：「璘从先兄有事西夏，每战，不过一进却之顷，胜负辄分。至金人，则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胜不遽追，败不至乱。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与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盖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则其冲突固不能相及。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为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势。至决机于两阵之间，则璘有不能言者。」《宋史》《吴璘传》（吴璘）尝著《兵法》二篇，大略谓：「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左右翼，以马军为左右肋，拒马布两肋之间；至帖拨增损之不同，则系乎临机。」知兵者取焉。《云麓漫钞》卷四：“绍兴初，尝获北方探事人，云：虏用兵多用锐阵，一阵退，复一阵来，每一阵重如一阵。重兵既乡，郎作圆阵以旋敌人；若敌人复作圆阵外向，郎下马步战，待其败走，上马追之。自用兵以来如此。”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金虏图经》：“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真虏人，取胜全不责於步，惟运薪水，掘潦堑，张虚势，搬粮草而已。骑不以多寡，约五十骑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居常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待敌而後用。又有一贴军，日阿里喜，如遇正军病，郎以贴军代行。……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或进或退，见可而前，弓矢亦不妄发。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盖骑善乎往来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走则逐队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极长，刀剑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 《历代名臣奏议》卷九O吕颐浩奏：“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金和西夏皆以骑兵为主，据吴阶经验之谈，西夏骑兵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败不乱”，“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故郾城之战时，岳家军与女真骑兵“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女真用兵之战术，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骑兵，郎拐子马迂回侧击。故直至宁宗时，叶适《水心别集》仍称“拐子马，虏之长技”。郾城之战时，女真骑兵亦应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前引《紫微集》梁吉等转官制“或角其前，或掎其侧”，可资旁证。 　　　　显然，当时金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鏖战数十合”，而根据岳飞的奏折，也充分反应出这特点。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除非是获胜，否则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必定惨败。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而且能迫使敌军败退，并进而俘虏战马，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的杀伤。注意的是，参与郾城会战的金兵都是金国的精锐骑兵，损失以后极难补充。所以岳家军能在郾城之战中以少击众并取得胜利，委实是大捷，而且已经重重地伤了金国的元气了。 绍兴十年七月八日的郾城会战结束后，金兵不肯甘休。七月十日下午，又有一千多女真骑兵来到郾城县北五里店。岳飞亲自率军出城，命王刚带领五十多名背嵬使臣组成的军官队，前往侦察。他们同敌军相遇后，一拥而上，抢先把敌军统帅阿李朵孛堇砍死，于是一千多金兵骑兵如鸟兽散。完颜宗弼（即金兀术）不敢再窥伺郾城，却又以大军进占郾城和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及其副手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岳飞另一副手前军统制张宪当是在七月十日后从淮宁府赶到郾城的。十三日，张宪奉命指挥前军、背嵬军、游奕军等“诸军人马”，前往临颍，寻求与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大军决战。岳飞部将杨再兴率三百精骑巡绰到小商桥，猝然与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大军遭遇，他和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人全部英勇战死，金兵也付出了损失两千多人的更大伤亡代价⑿。张宪于十四日天明驱逐为数不多的金军，轻而易举地重占临颍县⒀。完颜宗弼（即金兀术）怯于同张宪对阵，率军转攻颍昌。 《宋史》《张宪传》“十年，金人渝盟入侵，宪战颍昌、战陈州皆大捷，复其城。兀术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县，杨再兴与战，死之。宪继至，破其溃兵八千，兀术夜遁。宪将徐庆、李山复捷于临颍东北，破其众六千，获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在张宪重占临颍的同一天，颍昌府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激战。据岳飞部将王贵的捷奏说：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千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而这份反映颍昌会战战果的补充捷奏也已佚失。然而，《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中的一段记事，应来源于这个补充捷奏：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岳珂的这段记述是有依据的，而非杜撰。例如据《金史》卷55、卷57《百官志》，金朝设有正三品的统军使和正四品的副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即是夏姓的金吾卫上将军，虚衔也是正三品，其虚衔和实职的官品完全一致。据《鄂王行实编年》载，参与颍昌会战的金军兵力，除“三万余骑”外，尚有“兵十万”。参与颍昌会战的岳家军虽有中军、游奕军、背嵬军、踏白军和选锋军五军，但除踏白军外，背嵬军、游奕军的大部分尚驻守在郾城和临颍，选锋军的一部分当随统制李道在外地，中军的一部分也随统制苏坚屯驻洛阳等地，都不是全军参战。可见首先出城作战的三个军，兵力也不过只有一万几千人。颍昌之战同样也是以少击众的硬仗和恶战。颍昌会战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十分激烈，“人为血人，马为血马”⒁。连王贵这样久经沙场的宿将也不免一度怯战，岳云则坚持战斗，并斥责王贵怯敌。岳云本人十多次杀入敌阵，身受百余处伤⒂。直到董先和胡清率守城的踏白和选锋两军出城增援，才最终扭转了战局。自七月八日到七月十四日，自郾城之战到颍昌之战，无疑是岳家军经历严峻考验的时期。这两次关键性的大捷，将金兵主力的大举反攻彻底粉碎。“撼山易，撼岳家军难”⒃，这是当时金兵中流行的一句话。在绍兴十年之前，岳家军主要是同伪齐军作战，与金兵尚无主力之间的严重较量。可见此语主要是金人在绍兴十年战争的经验之谈。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有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大败完颜宗弼（即金兀术）亲率的金军主力。顺昌战后，“虏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尝一败于吴玠，以失地利而败；今败于刘锜，真以战而败”⒄，但当时有不利于金军的盛暑天气。对于前三战，宋朝史书尚且肯定其地位；而由岳家军进行的后两战，却在岳飞被害之后，在秦桧专权期间，因为秦桧父子大肆篡改南宋官史，而失去应有的评价。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赵构及不惜卖国求荣的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国史”呢？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留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在岳飞生前，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十四年，秦桧及其同党篡改伪造史实的活动就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秦桧党羽还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还故作曲笔，肆意颠倒事实以贬损岳飞，所以在流传下来的某些南宋官史中看不到关于岳飞郾城大捷 和颍昌大捷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除夕，由于赵构、秦桧卖国集团的暗算，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历史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宋史"高宗纪》主要根据《高宗日历》写成（《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宫修史书，业已失传），李心传说：“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编撰完成（《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史宫张震上奏：“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大量关于岳飞的史料被销毁，岳家军的战绩被秦桧及其党羽隐瞒掩盖，这些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留存下来的那些能够反映岳家军战功战果的原始史料的残缺不全。二十多年之后的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按照惯例给岳飞赐谥之时，却遇到因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金佗稡编》卷十四 《忠愍谥议》）；另一方面，在议赐“武穆”谥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也就是说，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平反时，大家都一致认为岳飞功居第一，但只是凭朝野传闻及众人的印象，而官史却无以证实，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通过岳家军尚存的故将遗卒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事迹，“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金佗稡编》卷十四 《武穆覆议》）。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战功，被秦桧及其党羽湮没到了何等地步。宋孝宗时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将一些不足道的小胜也算上，而单单没有发生郾城和颍昌这两场会战。其实，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汇集当时与岳飞相关的不少原始资料的《鄂国金佗稡编》的问世，大致可以恢复这两次大捷的历史地位。但是对于具体的战斗情节，却依然不能得到全面详尽的描述，并且尚有一些疑案。" ⑴《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 ⑵《石林奏议》卷12《奏乞立赏格募人擒捕兀术等用事首领十三人札子》 " ⑶ ⑷《金佗稡编》卷2。 " ⑸《金佗续编》卷4《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堇大获胜捷赐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 " ⑹《金佗续编》卷10《郾城获捷支犒士卒省札》。 " ⑺《金佗稡编》卷16《陈州颍昌捷奏》证明，自张宪复颍昌后，姚政一直驻守此城。 " ⑻《水心别集》卷16《后总》。关于拐子马即左、右翼骑兵，邓广铭先生已有考证，参见《岳飞传》（增订本）第414页附录二。 " ⑼关于女真骑兵的战术特点，可参《会编》卷195吴玠墓志，卷244《金虏图经》，《历代名臣奏议》卷90吕颐浩奏。 " ⑽《紫薇集》卷12《梁吉等为乌珠（兀术）接战获捷各转一官制》。 " ⑾《金佗稡编》卷22《淮西辨。》 " ⑿杨再兴以下战死者名单见《紫薇集》卷19杨再兴等追赠五官和七官的两份制词。 " ⒀关于张宪的兵力和重占临颍的日期，据《金佗稡编》卷16《小商桥捷奏》。 " ⒁《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 " ⒂《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卷9《诸子遗事》。 " ⒃《金佗续编》卷30王自中《郢州忠烈行祠记》。 " ⒄《会编》卷202，《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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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所谓的“兀术遗桧书”也是岳珂自己杜撰出来的，也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是条孤证，而且也不符合情理，因为跟秦桧订约的是金国主和派大臣挞懒，不是兀术，兀术是死硬主战派，正是他杀了主和的挞懒与南宋重开战端，故不会无缘无故地遗书秦桧求和”　　　　关于这点：毫无疑问，兀术初期是好战分子，然而，兀术在顺昌、郾城等战役中被南宋刘锜、岳飞等军队打得大败、知道继续攻宋不会有什么新进展的结果。毫无疑问,兀术能够产生与宋议和的思想,就是因为宋金形势逐步由“金强宋弱”向“宋强金弱”方面转化的结果,如果兀术能够灭亡南宋,他就不会产生与宋议和的思想,只有在他不能灭亡南宋的形势下才会产生与宋议和的思想。秦桧有相当多的亲戚，在伪齐效力，后来归金（可见刘子健先生的《秦桧的亲友》。他完全有能力和兀术暗通款曲。　　皇统八年(1148 年) ,兀术病危时又亲笔写下了《临终遗行府四帅书》,谈了他的对宋战略和主张。我们从兀术的这篇临终遗言中,更能够清楚地看出他的对宋态度。原文如下:“吾天命寿短,恨不能与国同休。少年勇锐,冠绝古今。事先帝南征北讨,为大元帅左都监,行营号太子军,东游海岛,南巡杭越,西过兴元,北至小不到云城,今契丹、汉儿,侍吾岁久,服心于吾。吾大虑者,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闻韩、张、岳、杨,列有不协,国朝之幸。吾今危急,虽有其志,命不可保,遗言于汝等:吾身后,宋若败盟,任贤用众,大举北来,乘势撼(收) 中原人心,复故土如反掌,不为难矣。吾分付汝等,切宜谨守,勿忘吾戒。如宋兵势盛敌强,择用兵马破之;若制御所不能,向与国朝计议,择用(智臣) 为辅,遣天水郡公桓(即宋钦宗) 安坐汴京(今河南开封) ,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如尚悖心,可辅天水郡王,并力破敌。(如此又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为国朝患害,无虑者) 一也;宋若守吾誓言,奉国朝命令,时通国信,益加和好,悦其心目,不数岁后,供需岁币,色色往来,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于民,江南人心奸狡,既扰乱非理,其人情必作叛乱,无虑者二也;十五年后,南军衰老,纵用贤智,亦无驱使,无虑者三也;俟其失望,人心离怨,军势隳坏,然后观其举措,此际汝宜一心,选用精骑,备其水陆,谋用材略,取江南如拾芥,何为难耳! 尔等切记吾嘱。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畏,今付样造之。”(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五,引李大谅《征蒙记》)　　　　　　三、“而所谓“岳飞以五百骑破金兵十万”（其实光看这个数字对比就知道是胡编意淫）的“朱仙镇大捷”，经考证，历史学界认为根本不存在，纯属岳珂杜撰出来的，所谓一天连发十二道金牌催岳飞回师也是戏剧化的描写；（见邓广铭《岳飞传》）”　　　　关于这点，邓广铭先生确实认为朱仙镇大捷和十二道金牌不存在。而王曾瑜先生则认为存在：　　朱仙镇之战考辨　　　　关于朱仙镇之战，或认为是岳珂捏造此次战役，或认为此战应发生在六月，七月金军大举反扑后，即无可能。这里先引《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事：　　　　先臣独以其军进至朱仙镇，距京师才四十五里。兀术复聚兵，且悉京师兵十万来敌，对垒而陈。先臣按兵不动，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奔还京师。　　　　照抄这段记述的有章颖的《岳飞传》和刘光祖的《襄阳石刻事迹》。《襄阳石刻事迹》固然辑于《鄂国金佗稡编》正式刊印之前，但其内容和文字，无疑是抄录早已问世的《鄂王行实编年》。记载朱仙镇一战的还有《皇宋十朝纲要》卷23，《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5，《中兴大事记》，《大金国志》卷11，《文献通考》卷315等，且以《中兴大事记》为例：　　　　岳飞捷于郾城，乘胜逐北，兵至朱仙镇，距东京四十五里。①　　其战兀术也，于颍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背嵬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②　　　　吕中此书写于“南渡百年”③时，已属南宋晚期，显然也是抄录《鄂王行实编年》无疑。这些晚出的史籍采用岳珂朱仙镇之战的记事，当然不能成为确有此战的证据。现存比《鄂王行实编年》早出或大致同时的史书、文集、笔记之类，都无朱仙镇一战的记述④。　　　　人们否定朱仙镇一战的理由是一无捷奏传世，二无其他史书过硬的旁证，这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也须考虑宋高宗和秦桧大兴文字狱，篡改历史造成的严重后果。岳飞绍兴十年传世的捷奏既已残缺不全，而号称良史的《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岳飞主要事迹的记载又是如此残缺错讹。可见这两条理由并不能成为很充分的理由。　　　　岳珂《鄂王行实编年》的原稿，是其父岳霖委托国子博士顾杞所撰，编写时还“考于闻见，访于遗卒”⑤。此外，岳珂还参据过《野史》的记述⑥。现在顾杞原稿和《野史》既已失传，我们就不能断言，在《鄂王行实编年》问世前，这两部书也没有朱仙镇之战的记载。《鄂国金佗续编》卷14岳霖、岳震、岳霭、岳甫上《赐谥谢表》说：“鼓行将入于京都。”似可表明，在顾杞原稿中已有朱仙镇之战的记录。　　　　岳珂写朱仙镇之战实有含糊和离奇之处，例如连“骁将”的姓名也不交待。然而在秦桧深文罗织之余，似不足深责。前面叙述二次北伐时引赵鼎日记：“遣偏将收复商州。”单凭这句话，又岂知“偏将”是何许人也。《鄂王行实编年》载朱仙镇一战，可能即是“考于闻见，访于遗卒”的产物，因年深月久，而战况又不能得其详。　　　　宋高宗和金朝订立屈辱和约，并划分地界时，郑刚中与金使争论，有如下一段谈话：　　　　尚书（按：指金使兀林答赞谟）却是论行兵，不是论疆界也。兵锋到处，岂有便是自家州县。且如往时，岳飞兵至郾州（城），韩世忠兵入山东，，不成许多州县皆是朝廷退还上国也。⑦　　　　韩世忠军在绍兴十年只攻下一个海州，而岳家军且不算游击军在黄河以北的攻城占地，即以现存捷奏而论，而在郾城之北尚有颍昌，颍昌以远尚有郑州和洛阳。由此可见，郑刚中地谈话只是举例，他不提朱仙镇，似不能作为无朱仙镇一战的根据。　　　　以下谈谈七月十四日颍昌大捷后，岳飞乘胜进军有无可能。现存绍兴十年最后一份捷奏，是《鄂国金佗稡编》卷16《临颍捷奏》，今摘录于下：　　　　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八日，到临颍县东北，逢金贼马军约五千骑。⑧分遣统制徐庆、李山、寇成、傅选等马军一布向前，入阵与贼战斗，其贼败走，追赶十五余里。杀死贼兵横尸满野，夺到器甲等无数，轻骑牵到马一百余匹，委是大获胜捷。”　　　　这是在临颍东北，即往开封大道的遭遇战，而不是探得敌人来犯，临时出城应战。除前军外，其他四统制代表了二至四个军。这么一支相当雄厚的兵力，可能正是向开封进军的。又据《宋史》卷368《牛皋传》：　　“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汴、许间”，即开封和颍昌之间，也应理解为自颍昌向开封挺进时，牛皋的左军战功最大。因为据颍昌捷奏，直到七月十四日为止，牛皋的左军尚未赶到颍昌，参加大战。　　　　《朱子语类》卷136说：“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七月十四日后，岳家军大概从临颍和颍昌两地，分别“向汴都”进军的。故杀到朱仙镇，击破金军，仍有相当的可能性。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说，朱仙镇战胜后，金军曾一度撤出开封。据《金史》卷77《宗弼传》，“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完颜兀术初占开封，是在岳飞北伐前的五月十三日，这有宋方两件原始公文为证⑨。“孔彦舟下汴”，既在岳飞北伐之后，当然应是金军撤出后的重占⑩。《金史》叙事往往扬胜讳败，然而《宗弼传》却又为岳珂此说提供了旁证。　　" 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6。 　　" ②《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7。据《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颍昌大战时，岳雲“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进”，原非以八百骑破敌，乃是吕中史笔的疏谬。 　　" ③《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庚辰附注。 　　" ④《要录》是以高宗在位时的主要官史——《高宗日历》为底本的，故《高宗日历》不载朱仙镇一战，也是毋庸置疑的。 　　" ⑤《金佗稡编》卷9。 　　" ⑥《金佗稡编》卷21《建储辨》，卷22《淮西辨》，卷23《山阳辨》，卷24《张宪辨》，其中摘录的《野史传》，即《野史》的《岳飞传》。 　　" ⑦《北山文集》卷1《良嗣述与北官分画疆界事》。 　　" ⑧“五千骑”，《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和《金佗续编》卷20《鄂王传》作“六千”，“五”和“六”当有一字刊误。 　　" ⑨《要录》卷135绍兴十年五月丙戌注引岳飞给胡世将公文，《永乐大典》卷3586张守《毗陵集"乞屯兵江州札子》。 　　" ⑩《金史》卷79《孔彦舟传》载：“克郑州，擒其守刘政。”而不提下开封的事。刘政是岳飞部下准备将，曾夜袭中牟县金军万户漫独化营寨（《金佗稡编》卷16《漫独化捷奏》）。可知孔彦舟再“下汴、郑”，确非五月初占，而是岳飞班师后重占。刘政当时约率少量兵力留守郑州。 　　

小七哥

也论“拐子马”———读邓广铭先生《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札记 　　来俊杰　　(浙江大学历史系) 　　大凡看过演义小说《说岳全传》的人,都会对“岳飞大破拐子马”的这一段故事记忆深刻。在小说的描述中,拐子马又叫铁浮图,三人三骑为一联,人马皆披重铠。马头上佩有利刃,马上人都端着极锋利的长枪。每联马前还配有一个特制的拒马刺,上起阵来宛如一层接一层的铁墙,遇人人死,遇马马伤。这个段子来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 ,金兀术大举南侵,岳飞率军北上反击,在郾城一带与金军展开激战的这段史实。小说中关于“拐子马”和“铁浮图”的描述则大抵是根据岳飞之孙岳珂的著作《鄂王行实编年》中的记载改编的。其书中这样说道: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 号“拐子马”, 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 　　然而今人大多认为岳珂对于岳飞的记载夹杂了太多的感情因素,因此不足以引为信史。邓广铭先生在其《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一文中,就专门驳斥了岳珂的说法。并对“拐子马”及一些相关的问题作了他的解释。据邓先生考证,南宋一代有关“拐子马”和“铁浮图”的最早记载是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① ,稍后还有汪若海记录顺昌之战的一篇《札子》②也记载了“拐子马”和“铁浮图”。可见,“铁浮图”和“拐子马”在宋金战争中最早出现,是在绍兴十年五月由刘琦指挥的顺昌之战,并非七月由岳飞指挥的郾城之战。 　　这里不妨将相关的原文再复述一遍。 　　四太子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屠,又号叉千户。其精锐特甚,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至是亦为官军杀伤。有河北签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恃者,止是两拐子马耳。”以上是《顺昌战胜破贼录》中的记述。 　　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又曰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来,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军。这是汪若海《札子》的记载。 　　显然,在他们的记载中“铁浮图”与“拐子马”是两个不相干的名词。邓先生认为,岳飞是作为叛将被处死的,因此岳飞生前的事迹的记载多被销毁,而记载郾城之战的文字也难逃厄运。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是在岳飞被害后的62 年,他不仅要补充这一空白,还要描述得有声有色,于是便将上述二人的文章拿来摘抄,并将“拐子马”、“铁浮图”合二为一,杜撰了“岳飞大破拐子马”的故事。而以后的《宋史吩婪纱返?却将岳珂的说法照搬照抄,载入史册,以至于以讹传讹了近800年。的确,在南宋一代的重要史籍中,均没有岳飞在郾城之战中击败“拐子马”或是“铁浮图”的记述。既然“拐子马”、“铁浮图”不是像岳珂所描述的那样,那它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呢? 　　邓先生的论断是:“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而“铁浮图”则是宋人对金军中所有装备精良,望之如铁塔一般的部队的称呼。至于“三人为联,贯以韦索”,是决不可能的。 　　如邓先生所考证的那样,“拐子马”真正最早出现是在有关北宋的史料中。《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五十六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 七月乙未条载:诏北面部署: 自今与敌斗,阵已成列,除“东西拐子马”及“无地分马”外,更募使臣、军校、拳勇者,量地行远近,押轻骑以备应援。 　　另有北宋曾公亮等奉宋仁宗的敕令所撰写的《武经总要》,该书的《提要》曰:“东西拐子马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营,“拐子阵”并选精骑。夷狄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马阵”以为救援。 　　这两段史料成为邓广铭先生论证“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的重要证据。而后,邓先生又论证了“拐子”一词,是宋人所常用的,即指左右两边。 　　根据《顺昌战胜破贼录》,邓先生指出所谓金军的“拐子马”实际上来源于河北签军之口,他们说:“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惟两拐子马可杀。” 　　“河北签军”是指河北地区被金国强制征调参军的汉人民户,所以他们所说的“拐子马”只能是汉语,而非女真语。“我辈元是左护军”表明他们中有的人曾在宋军中服过役。本人猜想,可能是先前宋军的排兵布阵给他印象深刻,所以顺口便将金军部署在左右翼的骑兵称作“拐子马”。笔者也发现,在南宋史籍中,提及金人的“拐子马”,往往总和“两翼”或“左右翼”联系在一起,除了《三朝北盟会编》所收录的杨汝翼《顺昌战胜破贼录》和汪若海《札子》这两篇以外《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中有“左右翼号‘拐子马’”;卷一三九中有“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总之“, 拐子马”是宋人对两翼骑兵的称呼,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不过窃以为,邓先生的解释还是停留在字面含义上,而不是如他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对“究竟拐子马是一种什么样的部队,具有何等的装备”做出正确地解释。金军的“拐子马”和宋军“拐子马”都是指两翼的骑兵,但两者显然是有所不同的。从上述《武经总要》的记载来看,宋军的“拐子马”与其说是左右翼的骑兵,不如说是骑兵部署在左右翼的一种阵型。它是从属于大阵步兵的,所以宋军的“拐子马”只能“以为救援”。而女真人作为马背上的民族,骑兵是其在战场上的中坚。如南宋吕颐浩在其给宋高宗的奏疏中说“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③。可见,金军的“拐子马”的任务是“围掩”。古代战争中,大队的骑兵往往是被放在两翼的,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对敌人侧翼进行突击。而且两翼骑兵需要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实现其作战意图。所以“拐子马”其实是金军骑兵的主力。邓先生说:“(拐子马) 这一词语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一同沦陷。”我想,很可能是由于南渡后,宋军的军马严重不足,骑兵无法形成规模,所以这“东西拐子马阵”也只好废除了。吕颐浩在奏疏中也承认:“彼之所长在骑兵,我之所持惟步人。” 　　至于究竟“拐子马”是一种什么样的部队,其实在史料中还是可以有所发现的。在南宋张棣所作《金虏图经》④ 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取胜全不责于签军,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不以多寡,约五十骑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居长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待敌而后用。。。3;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或进或退,见可而前,弓矢亦不妄发。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盖骑先贵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去,则逐队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极长,刀剑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 　　其中“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一句,与汪若海所说的“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一致。“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则是宋人称其为“拐子马”的原因。上述史料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对所谓金军“拐子马”较为详细的描述,根据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南宋时“, 拐子马”是宋人对金军主力骑兵的称呼。他们被放置在两翼,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他们纪律严肃,作战勇敢顽强,每个骑士一般都备有两匹马,以保证作战时的机动性。其装备有格斗型冷兵器和弓箭,既能作为骑射进行远距攻击,又能作为突击力量近距搏杀。这种骑兵,马匹和骑手都有一定的防护装甲,同时兼顾轻捷灵活的要求。总的来说,他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 　　现在回过头来再讨论“铁浮屠”的问题。南宋最早记载“铁浮屠”的人也是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文中称兀术“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屠,又号叉千户。”这“ 叉千户”便是指侍卫亲军,邓广铭先生的论文对此也作了考证,此处不再赘述。 　　 　　邓先生认为,“又号‘ 叉千户’”只是承接上文的“自将牙兵”而言,所以“自将牙兵”和“叉千户”或“侍卫亲军”,都是指金军中的一种特定编制,而“铁浮图”仅仅是承接“皆重铠全装”一句,就是说,是因为他们“重铠全装”,所以得到了“铁浮图”的称号,而且“铁浮图”也只能是汉人给予的称呼,决非女真语。故“铁浮图”不寓有任何编制的涵义在内,对所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对所有望之如铁塔般的部队,都可以给予这样的称呼。这样,杨汝翼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既把“铁浮图”作为女真语,又把“铁浮图”与“ 叉千户”等同起来,“显而易见,都是错误的”。而在汪若海的《札子》中,汪若海将兀术“所将攻城士卒”,一律称为“铁浮屠,又曰铁塔兵。”邓先生觉得较为可取。可能是考虑到这个论断所包含的范围太大了,邓先生在最后重复他的论断时,将之修正为:“兀术的侍卫军固可因其‘重铠全装’而被称为铁浮图;兀术的侍卫军以外的所有‘重铠全装’的金军,也是同样可以被称为铁浮图的。”但笔者心中却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重铠全装”的金军全都可以被称为“铁浮图”,那“重铠全装”的宋军是不是也可以被称为“铁浮图”呢? 何况“铁浮图”既是汉人的语言,那应该是汉人“重铠全装”的士兵先有这类称号才对呀。难道宋军之中没有“重铠全装”的士兵吗? 　　《宋史》中有关于宋代铠甲的记载, ⑤ 高宗绍兴四年(1134) ,南宋的军器所曾制造过一种铠甲:甲叶千八百二十五,表里磨锃。内披膊叶五百四,每叶重二钱六分;又甲身叶三百三十二,每叶重四钱七分;又腿裙鹘尾叶六百七十九,每叶重四钱五分;又兜鍪帘叶三百一十,每叶重二钱五分。并兜鍪一,杯子、眉子共二斤一两,皮线结头等重五斤十二两五钱有奇。每一甲重四十有九斤十二两。 　　这显然是南宋的一种重型铠甲。而且宋高宗还下过诏,要求军器所制甲“勿过五十斤”⑥,所以可能此前还有比这更重的铠甲。想必装备这类重铠的南宋武士一定也是“望之如铁塔般”吧。然而,见诸南宋史籍,宋军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号称“铁浮图”之类的部队。所以笔者觉得,“铁浮图”应该是有所特指的,而不是如邓先生所说的是一种泛称。 　　 　　根据前面所引用的《金虏图经》,金军“专尚骑”,所以骑兵是早期金国唯一的正规军,金军中所有的步兵都由汉人签军充当,他们不是常备的正规军,其作用“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⑦。他们是不可能装备昂贵的重型铠甲的。也就是说,穿戴此等重铠的不会是金军的步兵,而有资格穿戴的只能是女真骑兵。其实,杨汝翼所谓“重铠全装”中的“全装”,就是指战马的马铠,又称“具装”。在北宋有“大全装”,南宋有“小全装”,即两种不同的马铠。⑧ 因此可以断定“铁浮图”也是一种骑兵。在王曾瑜先生所著《金朝军制》中也认为金军的“铁浮图”是一种重甲骑兵,至于“拐子马”,王曾瑜先生趋向于认为只是金军骑兵的一种战术。就这两者的关系,笔者以为有必要作一番说明。首先,金军骑兵的主力只能是轻型和中型的弓骑兵。这是因为古代重甲十分昂贵,不可能大规模装备,而由于重骑兵在承受铠甲重量的同时,还要进行战斗,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拥有超人的体魄,所以“铁浮图”的人数肯定不会很多,在顺昌战役中只是三千人。可见重骑兵只能是骑兵中的精华,见诸南宋史籍,凡提及“铁浮图”,必会称其“常胜军”、“精锐特甚”、“所向无前”诸如此类等等,其身份也应当不同于一般的女真骑兵,故杨汝翼将“铁浮图”与“ 叉千户”相联系,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其次,人马皆披重铠的“铁浮图”,其机动性可想而知,而要实施两翼大范围的快速迂回穿插,则必须要求骑兵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即便“拐子马”只是一种战术,显然符合这种战术要求的只能是张棣在《金虏图经》中所描绘的金军骑兵。如前文所说明的,金军骑兵的主力是轻型或中型骑兵,除此之外,才是“重铠全装”,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的重装骑兵。“拐子马”可以“或进或退,见可而前”,而“铁浮图”去必须“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 　　 　　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铠甲的原因。对于他们的描述,除汪若海的《札子》所说的:“被两重铁兜鍪,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以外,还能在其他南宋人的记载中见到一些端倪。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中说到:“金贼兜鍪极坚,止露双目,所以枪箭不能入。”《宋史》卷四O 三《孟宗政传》也有提到,金军“披厚铠、毡衫、铁面”。实际上这种重装骑兵并非金军首创,早在东汉,重铠全装的骑兵就已经出现。⑨而在中世纪的西方,重装骑兵更是大行其道了近一千年,直到火炮、枪械被广泛使用后,才逐渐式微。金军的“铁浮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某些不利于骑兵作战的场合,他们经常下马,作为重装步兵使用。如汪若海所说“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骑在马背上显然是无法攻城的。“铁浮图”下马攻城的事例还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四所载的绍兴四年仙人关之战,金军“人被两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此外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也提到:“重兵既多,即作圆阵以旋敌人;若敌人复作圆阵外向,即下马步战,待其败走,上马追之。”利用重装骑兵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的特点,下马进行步战的例子在西方战争史上也并不罕见(1346 年英法克雷西会战中,英军命令重骑兵下马与法军战斗,并取得会战的胜利) ,只是金军采用这种战术的时间比西方要早两百多年。 　　 　　至于“人为联,贯以韦索”的问题,这个说法的始作俑者是汪若海,岳珂就是根据其“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的记载,从而想象出“拐子马既相联合,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坐而待毙。官军奋击,僵尸如丘”这样的情节。邓先生抨击“三人为联,贯以韦索”的说法“, 既不近情,也不合理”,纯粹是无稽之谈。其主要根据是乾隆皇帝亲写的一条御批,录其文如下: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乌珠等传皆不载,惟见于《宋史》岳飞、刘　传,本不足为确据。况乌珠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 　　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耳。即所云马被重铠,亦徒束缚而不能骋其腾骧之力,尤理所必无。纪事家或狃于兵车驷介之说,强为附会。不足当有识者一哂,千载传讹耳。食之徒无能究其真伪,皆为史册无稽之说,所讹不得不明辨之。 　　 　　乾隆对女真人的老祖宗在宋人笔下被描写得如此难堪,一定觉得十分不忿。乾隆皇帝是满人,应该是精于骑射之术的,他的御批也确有一些道理。而且汪若海并没有亲身参与顺昌战役,邓先生以此断定“, 三人为联,贯以韦索”是汪若海凭空增加的内容。笔者则比较倾向于认为汪若海的这段文字表达可能和前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说的“铁钩相连,鱼贯而上”是一个意思,但连环马之说流传颇广,而且并非空穴来风。《晋书》卷一0七,东晋永和七年(351) ,当时前燕的慕容与冉魏的冉闵正大战于魏昌城“, 恪(慕容恪) 乃以铁索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断言其一定不可能,恐怕有些武断了吧。况且,汪若海没亲身参加顺昌战役,不代表他就没看见过金军人马。当然,即便金军在宋金战争中真使用过连环马,也决不会如岳珂所描述的那般不济。历史上,是否有“连环马”这种骑兵,如果有,又是如何编排,如何连接的,这些问题都有待考证。至于乾隆皇帝后面所说的,“马被重铠”是“尤理所必无”,那显然就是乾隆无知了。不仅史籍中有许多关于马铠或“具装”的记载,而且从出土文物来看,也可印证。如1957 年河南邓县出土的南朝战马画像砖,以及1983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出土的北周骑马武士俑,都刻画了战马被重铠的形象。在西方,人马皆被重铠的骑士形象,更是比比皆是。可能也是由于后来火药火器的大量应用,这种具装战马失去了实际意义,因此逐渐从历史舞台上淡出了。 　　 　　实际上,邓广铭先生的这篇论文主要是批驳前人,特别是岳珂,对于“拐子马”的诸多谬说,因此没有对“拐子马”“铁浮图”等作更深入的探讨。而在有关宋金战争的著作中,对于“拐子马”“铁浮图”也没有做更进一步的研究。笔者作此札记,希望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见解能作为邓先生这篇论文的有益补充,仓促成文,其中必有不少错误,恳请指正。 ========================================================================================================= 　　对于邓广铭采信的乾隆御批——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 　　不独来俊杰教授要举出前燕慕容恪与冉魏大战中铁索连马的例子，我『埃涅阿斯』都想问一句，美国电影大片《宾虚》（第三十二届奥斯卡最佳影片,1959）中罗马赛马场那四马战车狂奔的镜头是怎么拍摄出来的？莫非都是动画制作不成？训练有素的马队显然可以胜任齐头并进，甚至狂奔中转弯这种高难度动作。古罗马四马战车可以大行其道，而“马背民族”女真人训练三马并行就是“无稽之谈”？ 　　1988年中日合拍的大片《敦煌》中，李元昊与回鹘王的沙漠大战更是直接出现了连环马冲阵的镜头，邓老1998年去世，1988年时71岁，不知有没有看过这部片子，作何感想？ 　　乾隆何许人也，大清朝皇帝啊，手下多少兵将？如果他真想探索这个问题，责令一优秀军官携皇命到军中摸索试验训练不就有最直观的经验证明了吗？行不行不就很有发言权了吗？何必什么都不做，直接就一个御批断定不行呢？难道没有欲盖弥彰之嫌？ 　　采信乾隆的御批，邓老是不是老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