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邓小平为何事向周恩来保证“永远不变”
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他就多次讲过，要做一个“不怕被打倒的人”。他曾说过：“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在忍受批判的同时，除了继续做好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以外，邓小平最关心的，是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他经常去看望周恩来，他要尽其可能，安排好周恩来的治疗，以及他能为周恩来做的一切事情。10月16日下午，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在大会堂听取医生汇报周恩来的病况。10月17日上午，他在住地与邓颖超谈周恩来的治疗等项事宜。11月4日上午，他再次在住地约邓颖超谈周恩来的病事。11月11日晚九时半，他与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取医疗组汇报周恩来的病情。16日晚十时半，他与王洪文、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等听取医疗组请示关于周恩来病事有关问题。11月27日下午三时，他与中央其他领导一起听取周总理医疗组的汇报。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周恩来十分愤慨，也十分担忧。12月8日，邓小平到医院看望了周恩来。同日，汪东兴、王洪文、李先念、陈永贵及王海容、唐闻生等看望了周恩来。周恩来在与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王洪文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周恩来身在病中，这是他能为邓小平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周恩来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他为他的老战友担心。他担心邓小平是否能够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答复周恩来：“永远不会！”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他说：“那我就放心了！”这一次的交谈，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的交流，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这一次谈话，实在太重要了。十多年后，邓小平对此依然念念不能忘怀。他曾多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多次给我们讲述那一壮烈的瞬间。
1975年的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上气氛十分激烈，“四人帮”一伙气焰嚣张，大肆批判邓小平和他所领导的全面整顿。真是怪哉此会，批判邓小平的会议，竟然仍由邓小平自己主持。不过，这种所谓的主持，已经完全流于形式了。父亲后来形容这些会议时说：“我主持会，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一句'散会'。”其他的时候，他只是沉默地坐在会场里，一言不发。
12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在政治局会上作“检讨”，他竟然连个正式的文字稿子都没有写，可见对于这次“检讨”的态度。邓小平这次的“检讨”，只留下了一个会议记录。在“检讨”的开场白中，他说：“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接着他说：“先谈谈我的思想状态。”他说，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很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以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坚持打派仗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我当时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了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之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邓小平在这次“检讨”中，谈了对派性，对工业生产，对文教系统，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他谈到，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他说，“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邓小平“检讨”中说的是坦诚的心里话。他是用这个“检讨”说明，他认为全面整顿“这些方法”是正确的，对于对他的批评感到突然，有抵触情绪。他坦率地承认，他“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八年被打倒没有工作，而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检讨”，更是他对自己整个思想和认识的一个不回避的申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