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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十三州：司州、豫州、兖州、徐州、青州、凉州、并州、冀州、幽州、扬州、荆州、益州、交州。一州所辖郡、国多少不等。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后，州逐渐变成行政区。

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大禹治水开始就有了九州这样的行政区，以后又演变为十二州。直到现在，一些人在叙述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历史时，往往还要从九州讲起，似乎这是历史事实。

由于全国分为九州，所以九州又一直被当作全国、“天下”的代名词。如南宋诗人陆游《示儿》诗中的名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就是取这样的用意；晚清诗人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一句也是如此。

五四运动以后，学者们向儒家经典提出了挑战。经过反复的争论和研究，历史学界已经把这传统的“九州说”推翻了。原来，《禹贡》中记载的并不是历史事实，九州也不是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

《禹贡》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其实却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具体的证据很多，最主要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不少地理状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如果真是大禹所作，他岂能未卜先知？而且在《尚书》各篇中，《禹贡》的语言照理应比出现在它以后的《盘庚》（记录商朝中期的君主盘庚迁都事）等篇难懂，事实恰恰相反。这也只能说明《禹贡》问世的时间较晚。

《禹贡》所讲的内容不符合历史事实，至多只有传说的价值。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还只能证实商朝的历史。近年来在河南等地发现的一些文化遗址，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属于夏朝。如果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和普遍的承认，那么夏朝的主要统治区应该在今河南一带，与文献记载传说中的夏都不超出今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的范围是一致的。而《禹贡》所叙述的九州的范围，北至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原；至于具体涉及的地理内容更广，当然不可能是夏朝的事实。

现有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不仅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还不可能有什么行政区划，就是商朝和更后的西周时代也还没有出现行政区划。既然《禹贡》是战国后期的产物，那么九州制是不是当时的制度呢？也不是。大家知道，到战国后期，周天子的权力早已荡然无存，而秦始皇还没有统一六国，七个主要的诸侯国各自为政，又有谁有这样的权威能制定并且实行包括各国的疆域在内的行政区划呢？

可见，九州制只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政治理想。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却没有在郡以上设立州。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也就是在《禹贡》问世的一二百年以后的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将全国除首都附近的七个郡级单位以外的政区划分为十三部，即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交趾、朔方，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巡察境内的地方官和豪强地主，称为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但那时的州还是一种监察区，而且这十一个以州命名的单位中没有《禹贡》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增加了凉州、益州、并州和幽州。在公元1世纪后的东汉，州才成为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域。朔方并入了并州，加上管辖首都一带的司隶校尉部，总数仍为十三。由于交趾改称交州，以州命名的单位就有了十二个，也不是九个。东汉末年曹操曾想按九州来重划政区，却没有成功，从此再也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从这一角度来讲，九州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