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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与胡木兰(左)和外孙女
胡木兰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女儿，以曾经担任过女子北伐队长参加北伐之役而知名。大革命时期她曾留学苏联，在当时的民国妇女界有一定影响。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胡汉民的官邸在南京珠江路双井巷内，那是一个大院，围墙很高，绿树环绕。大墙内有洋楼数幢，有花园、假山和一个大荷花水池。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资格老、辈分高，经常不把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放在眼里，两人时常冲突，互不相让。而他的女儿胡木兰则见识多广、作风泼辣、敢做敢为。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她就在广州当上了妇联会副会长。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胡木兰放心不下胡汉民，于是辞去职务迁到了南京，随侍父亲左右，协助处理公文信函，并参与接待了陈树人、古应芬、何香凝、李宗仁、李济深等民国政要。
1930年，胡汉民因政争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企图迫使其让步。胡木兰也受到宪兵、中统特务的监视。这种境遇让胡木兰忍无可忍。于是在一天晚上，月色朦胧，双井巷胡公馆内静悄悄的，在公馆的巷口和围墙外照例有宪兵站岗，便衣特务们三三两两地在各处巡视，对小巷进行全天候封锁，禁止所有人出入官邸。胡木兰对此情形怒火中烧，不顾胡汉民的秘书麦天佑的劝阻，拎着家中浇花园用的长橡皮管登上二楼西阳台，命厨房佣人打开自来水龙头，对着在院墙下巡视的两名特务猛喷过去，把两个人淋得像落汤鸡一般抱头鼠窜，看着特务们的样子，胡木兰大笑着扔下水管，觉得出了一口恶气。
胡汉民患胃病，血压也高，胡木兰担心其父的身体状况，向国民党大员吴鼎昌提出，准备带陈慎斋、张栋梁两位名医到汤山探望胡汉民，并给他开些调养的药方。不料这个要求被吴鼎昌拒绝了。吴称据他所知，对此事当局已经妥为安排，在汤山就驻有医疗小组每天定时为胡汉民检查身体云云。胡木兰见自己的要求被拒，又一次感到怒不可遏，站立在国府的大门之外，双手叉腰，高声怒骂，广东话、国语官话并用，招来了大批的围观者。后来被闻讯赶来的吴铁城、古应芬和吕超等三位大员好说歹说劝回了家。其间，胡木兰也曾坐着三轮车到城南瞻园的中统本部找陈果夫、徐恩曾等中统头目“算账”，这些中统大员们早已闻知胡木兰的大名，都提前避开，并命令卫兵严守门禁，不准胡木兰进门，她要骂就由她骂去，骂累了自然会离开。果然，胡木兰在中统总部门口喝骂了一阵，见没有人理睬，也就自己离开了。只有一个属于西南派的宪兵司令古正伦，觉得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之举太过离谱，私下派人向胡木兰表示了自己不得已的苦衷，胡木兰才没有找他的麻烦。
当时《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第一大报，它的使命就是维护蒋介石的权威。胡汉民被软禁于汤山之后，舆论哗然，各地方派系的军政首脑纷纷谴责南京当局，《申报》、《新闻日报》、《大公报》、《北平晨报》等大报都对蒋介石的专制行为提出批评，而《中央日报》则全力为蒋介石说话，两个月内发表长短文章三十余篇。其中一部分就是直接针对胡木兰的。《中央日报》、《扶轮周报》等报纸上时常刊载用笔名撰写的杂文、短文，攻击胡木兰有“雌虎之凶戾之气”、“不知教养为何物”，胡木兰则还以颜色，托友人出重金买下《南京人报》小半个版面，刊登自己写的反驳文章，斥骂对方为“令斯文扫地之衣冠丑类，只知仰窥风向即出口乱咬，以求承欢于主人膝下……”南京的老百姓乐得看热闹，乡间里巷把各种传闻说得沸沸扬扬。陈立夫、张道藩等人对这种情况大为恼火，派人去警告《南京人报》等小报负责人，如果再刊登胡木兰的文章，将会被停刊。这样一来反倒在民间引起了逆反作用，社会上同情胡汉民父女的人反而更多了。何香凝、陈树人等两广派元老也向政府提出批评。直到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出面打圆场，进行了调解，先让《中央日报》《扶轮周报》停止刊出打口水仗的文章，又去找胡木兰做工作，劝她顾全大局，并在谈话间暗示她，其父不久就会恢复自由云云，这场笔墨官司才暂告了一个段落。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果然解除了对胡汉民的软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