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项英、陈毅与叛徒的斗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项英、陈毅与叛徒的斗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反复对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严酷的斗争环境，深山老林的艰苦生活，使红军内部的少数人感到前途渺茫，对革命产生了动摇。国民党军趁机利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们，打击红军游击队，这对革命危害极大。在这种极其险恶的环境里，项英、陈毅作为留守南方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率领红军和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在同敌人周旋的同时，同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坚决地斗争，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巩固了革命队伍。
北山事件
1935年10月，在赣粤边区发生了“北山事件”，这是敌人利用叛徒龚楚破坏赣粤边区指挥机关的一个大阴谋。
龚楚曾任代理中革军委总参谋长、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2月，根据中央分局的部署，龚楚与石友生率领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九个连共1200人，从南安江、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三十四师失散的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他们这一路突围后，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三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粤北的乐昌、湖南的宜章一带。
由于龚楚率领的游击队在国民党军的“清剿”下，连续受到损失。龚楚此时产生了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情绪，准备叛变。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早早就寝。趁红军游击队战士们纷纷酣睡之际，龚楚半夜三更爬起床，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
龚楚脱离革命队伍后，很快被广东军阀陈济棠请出山，被封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为了向主子表现自己的能耐，龚楚向陈济棠献媚说：“现在赣南的‘共匪’，官最大的是项英和陈毅。我和他们共过事，是他们的参谋长，知道他们的特点和爱好，有办法把他们抓到。”
项英、陈毅是蒋介石悬赏5万大洋捉拿的*“要犯”，能抓住他们肯定是天大的功劳。陈济棠一听大喜，立即给龚楚配备了30多人、装备精良的特务队，要他到北山破坏赣粤边游击队的指挥中枢。
1935年10月中旬，龚楚率领着他的特务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顺着2月突围时走过的路来到北山的天井洞。他们在这一带转悠了几天，未见到红军游击队的踪影，更不用说项英、陈毅的驻地了。
为了使龚楚的真面目不被暴露，余汉谋(时任粤军第一军军长——编者注)派收编的土匪武装周文山部100来人，到天井洞来配合演戏。龚楚当即命令他的特务队装模做样同周文山“作战”。双方枪弹漫无目的地“战斗”一番，周文山就率领土匪“溃退”，一场周瑜打黄盖的戏就草草收场。
这样，龚楚就四处散布，他的游击队打败了余汉谋手下周文山率领的精锐部队。
活动在天井洞一带的红军游击队，不知道龚楚这时已经叛变，成为余汉谋赏识的鹰犬，加上龚楚又和周文山演的这一出戏，就误认为他是与周文山匪部英勇作战的“兄弟部队”。驻在天井洞的中共赣粤边特委秘密交通员赖文泰，驻天井洞对面山上的北山游击大队队长兼政治委员贺敏学(原红七十一团参谋长、贺子珍的哥哥)，游击队小队长刘矮牯(绰号“猛张飞”)，以及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都先后同龚楚发生了接触。龚楚乘机向他们大吹大擂他在湘南扩大游击区的“战绩”，声称这次回来是接项英、陈毅过去，加强对湘南游击区的领导，迫切需要见到他们。何长林告诉龚楚：项英、陈毅目前正在北山游击区，但他们行动秘密，和北山游击队不发生直接联系。要找他们，可写信由交通员转交，请项英、陈毅到天井洞会面。龚楚一听心中暗喜，送上门来比找上门更好下手，认为不日即可大功告成，以后就可以飞黄腾达了。
项英、陈毅接到由交通员赖文泰转来的何长林签名的信后，非常高兴。自2月下旬中央苏区留守红军分路突围后，项英、陈毅一直还挂念着突围到湘南的龚楚这一路。信上说龚楚率领红七十一团九个连顺利到达湘南，并且扩大了游击区，使陈毅产生了疑惑。按说，龚楚是湘南游击区的主要负责人，游击区扩大了，游击队发展了，他怎么不顾“大好形势”，扔下游击队，只带小股部队来这里“汇报”呢?早在南昌起义后，龚楚就是陈毅的直接下级，陈毅对龚楚是太了解了，此人一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今天，在湘南干出了点“成绩”，按他的秉性，应该翘尾巴，显自己的功，怎么会一反常态，谦虚起来了，请项英和陈毅去“加强领导”呢?环境艰苦，斗争复杂。人心隔肚皮，知面不知心。已经八个月没有联系，龚楚现在是个怎么样的人，很难说。因此，陈毅建议项英，先不忙去见龚楚，观察一段再说。
信送走了几天，还未见到项英、陈毅，龚楚心里发虚。相处了几天，贺敏学、“猛张飞”等，一方面觉得龚楚领来的“游击队”作战勇敢，值得学习；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们有些疑点，别的游击队服装杂乱，而他们却服装整齐；别的游击队装备差，长短枪不一，且旧枪多，他们装备精良，清一色的德国造20响驳壳枪和机枪；他们来自湘南游击区，却讲一口的广东话，不讲湘南话。
龚楚见项英、陈毅未到，北山游击大队也有点怀疑他们了，怕夜长梦多，便决定先下手为强，以开会为名，把北山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召集到一块，来个一网打尽。
龚楚通过何长林，擅自发出一个通知，要游击队干部和中共赣粤边特委后方人员到天井洞开会。
一些游击队干部接到通知后，就陆续来到天井洞。贺敏学到后，问龚楚：“会场布置警戒了吗?”龚楚点点头，说：“这么重要的会，我不会没警惕性的。放心吧，我早就把警戒布置好了。”实际是，他早已派特务队把会场包围起来了。
贺敏学进入“会场”后，发现警戒人员不是保卫会场的样子，而是个个手按驳壳枪，如临大敌，明显是对付参加会议人员的样子。贺敏学感觉气氛不对，转身对龚楚说：“我来的时候走得急，一份文件忘了带了。我让警卫员帮我拿去。”
贺敏学转身要走，不料龚楚一使眼色，手下几个喽哕已用驳壳枪顶住了他的腰。身高力大的贺敏学猛力推倒敌人，奋力逃跑，身中三枪，滚下山坡脱险。
龚楚撕下画皮，在会场上大放厥词，说什么中央苏区已经丢失了，再干*、红军游击队没有什么出路，劝大家投降，跟着他干，抓住项英、陈毅，包管大家每人官升三级，以后有大把钞票，吃香的喝辣的，穿绫罗绸缎。
游击队的干部听了，知道了中了龚楚的奸计，满腔怒火，掏出手枪就朝敌人开火，边打边朝外边冲。但是，由于敌人早有准备，占有有利地形，火力封锁很严，许多同志当场牺牲。只有“猛张飞”等六七位同志带伤冲出会场，脱离虎口。
“猛张飞”等以无比顽强的意志，极其艰难地朝着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的秘密驻地爬去。他们爬了两天两夜，身体已到极限之际，被秘密交通站的同志救起。他们报告了龚楚在天井洞的所作 所为，要秘密交通站的同志赶快通知项英和陈毅。
特委后方主任何长林没有突围出去，被龚楚抓住了。龚楚狞笑着对他说：“事已至此，我也不用再掖着藏着了，我被陈济棠任命为‘剿共游击司令’。你把项英、陈毅住的地方告诉我，我就不杀你，还可以给你大官做。”
何长林经不住龚楚的威胁利诱，可耻地步龚楚的后尘也叛变了。何长林虽为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但对项英、陈毅的住处也只是大致知道个方向，并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为了作投靠龚楚的见面礼，何长林向龚楚献上一条毒计，说：“虽然我也不知道项英、陈毅的驻地，但我有一个办法，能抓住他们。我知道他们粮食困难，经常要派侦察班到南雄的大梅坑买米。只要我们能在中途把买米的侦察班人员截住，就可以通过他们抓出项英和陈毅。”
龚楚听了，翘起大拇指，说：“老何，妙计，只要抓到项英和陈毅，你就立了大功。到时候，我会在陈济棠、余汉谋面前给你请功。”
于是，何长林就带着龚楚的人，到特委侦察班出来买米时必经的岔路口蹲守。
项英、陈毅身边的侦察班，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精兵，个个都是苦大仇深，革命立场坚定，体格健壮，作战机智勇敢。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侦察、警卫、买米和采购物资，都由他们承担。他们经常会想出各种巧妙的办法，偷偷通过敌人严密的封锁线，避开敌人的岗哨，从山外买到粮食、食盐等，运回项英、陈毅的驻地北山帽子峰。
这天下午，侦察班的吴少华、丁上淮等5位战士从南雄大梅坑买米回来的途中，遇到了龚楚和何长林。由于是熟人，吴少华也就没有戒备，和侦察班的其他同志走了过来。
就在侦察班的战士们走到何长林身边时，突然，从何长林身后闪出两个敌人，一个上前一把扭住吴少华的衣领；另一个敌人也跳出来去抓丁上淮。丁上淮机警地将肩上挑的米往敌人身上一甩，就势滚下了山坡。跟在丁上淮后面的三个侦察班的战士，也反应极快，把米担子往地上一撂，滚下山去。敌人朝着山下打了一阵子乱枪，但没敢往下追。
敌人抓住了吴少华，搜身之后把他的手枪给下了。何长林与龚楚耳语了一阵。走到吴少华跟前指着龚楚介绍说：“这是咱中央军区的龚参谋长，刚从湘南根据地来，找项英、陈毅两位首长汇报工作。”然后，他又指着龚楚的特务队，说：“这些同志是跟着龚参谋长从湘南来的。他们见你戴的斗笠上写着‘铲共团’的字样，以为你们是敌人，就来抓你们，其实这完全是误会。”
原来，吴少华带的斗笠，是不久前从“铲共团”手里缴来的。这次出去买米，戴上这个斗笠，是为了防备路上遇到敌人，迷惑敌人用的。
何长林这一番话，听起来好像滴水不漏，但吴少华已经看出破绽。因为他和何长林是熟人，俩人刚才的搭话都已经知道对方是谁了，绝对不会因为戴了有“铲共团”三个字的斗笠而发生误会。同时，从刚才下他枪的两个人的动作看，明明是早有准备。并且，这些人衣服很新，和活动在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明显不同。综合这些疑点，吴少华很快得出结论：何长林已经叛变了，跟随龚楚来的人，不是什么游击队，而是敌人!想到这里，吴少华决定将计就计，稳住敌人，寻机脱身，便说：“既然是误会，把枪还给我吧?”
龚楚一下子窘住了，支支吾吾的，就是不想把枪还给吴少华。
何长林赶快打圆场，说：“龚参谋长要见项、陈两位首长，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耽误不得，请你给他带路。”
吴少华知道不带路想脱身是困难的，好在其他四位同志已经脱身，不如暂时应付一下这两个叛徒，再找机会脱身。于是，吴少华改口说：“按照纪律规定，老周(项英的代号——编者注)、老刘(陈毅的代号——编者注)那里，没有他们的批准，是不能带人去的。既然龚参谋长有紧急事情汇报，那我就破个例吧。”
龚楚满脸堆笑，说：“这才是觉悟高的好同志，不受条条框框拘束。”
于是，吴少华在前面走，龚楚和何长林及他们的特务队在后面跟着。快接近指挥部的岗哨时，吴少华对龚楚说：“龚参谋长，请你们暂时停在这里，等我先去告诉哨兵。为了司令部的安全，规定凡接近岗哨，不得超过三人，尤其是生人。否则，哨兵就可以开枪。人去多了，哨兵不认识，就会引起误会，自己人打起来不好。”
龚楚听了，心想项英、陈毅还真鬼。恼火之下，龚楚也无可奈何，只好派了他的两个心腹，跟随吴少华向哨位走去。
当吴少华走到哨兵跟前时，指着身后的两个人说：“他妈的，他们都是反革命!”哨兵立刻开枪向敌人射击，实际上也向项英、陈毅报了警。
当时，在山上的项英正和陈毅在下棋，听到枪声报警后，急忙转移。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以及警卫战士，来不及收拾东西，急忙离开住的棚子，转移到后山去隐蔽。
敌人也开了枪。敌人人多势众，火力很猛。吴少华和哨兵见势头不对，立即滚下山去，朝着与指挥机关的相反方向跑了，以便把敌人引开。
龚楚指挥他的人朝岗哨打了一阵子枪，由于不知虚实，没有冲上山去。这时，天已近黄昏时分，龚楚怕遭到游击队的包围，仓促命令部下撤退。
虽然龚楚不知虚实，率部下撤走了，但项英、陈毅认为此地不可久留，因为敌人已经发现了赣粤边游击队的指挥机关所在地，一定会调集更多兵力卷土重来；尤其是何长林完全知道我指挥机关的行动和粮食来源，必然要用严密封锁、断绝粮食的毒招，将使我指挥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向哪里转移?项英、陈毅商议后，决定转移到马鞍山地区。
经过努力，项英和陈毅找到了马鞍山区委的负责人，商议如何收容被敌人冲散的部队和工作人员，布置以后的工作。但叛徒何长林十分猖獗，不断带国民党军将群众抓去，严刑拷打，追问项英、陈毅的踪迹，这里也非久留之地。于是，项英、陈毅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转移到油山区域。
转移之前，项英、陈毅把北山的工作做了布置，把被龚楚、何长林诱骗参加会议的五支游击队加以整理，配备好干部，然后在当天夜里，带领交通站以及一些后方机关，由北山向油山转移。
纠正“左”倾粗暴做法，靠民主解决问题
“北山事件”及此后发生的几次叛徒事件，使赣粤边的游击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有些人悲观失望情绪更加增长，脱离了革命队伍。项英、陈毅深深地感到叛徒的危害性，与叛徒作斗争，成为赣粤边游击战争的重要任务之一。
如何同叛徒现象做斗争，也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受伤后，到群众家养伤，领导担子落在了刘燕富和刘甫念两位副手身上。他们俩都是雇农出身，苦大仇深，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打仗那更是没得说，勇敢、不怕死，但就是不善于做思想工作，遇事简单生硬。北山党组织和游击队因叛徒龚楚、何长林等受到很大损失。他们火冒三丈，带着游击队要去找叛徒报仇。在敌人占优势的情况下，他们这样行动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结果不但没有捉住叛徒，反而又 受到新的损失。部队内部也产生了混乱，出现了逃跑现象，仅十来天，200多人的游击队，只剩下100来人了。刘甫念更是恼怒，当逃跑的人被抓回来后，他就开斗争会，斗争完了，又怕这人再跑掉，就拉出去处决了。他们的这种做法，造成人心惶惶，形成恶性循环。
项英和陈毅主张对于那些危害革命的叛徒实行坚决镇压，但是，要巩固内部，主要靠教育、说服。靠民主解决问题。刘燕富、刘甫念的“左”倾粗暴做法，传到指挥机关后，陈毅非常气愤，指出：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这种做法恰恰造成了内部的恐怖、猜忌，破坏了内部团结。在赣粤边特委机关和游击队干部会议上，陈毅指出：叛徒这东西也是环境形成的，一种是自愿叛变的，一种是逼成的。“开小差的，抓回来就杀，听到怪话的就斗争，那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嘛!靠这种办法是没法巩固队伍的，这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采用。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不能逼人家革命，更不能绑着人家革命。绑着革命有什么意思?”
陈毅还说：“能坚持的当然应当坚持，愿意回家的，可以发给路费。但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了呆不住，愿意回来的还可以再来。我是不能走，我的任务在这个地方。我走，到上海，马上穿起西装，很舒服。再到西北找关系很容易，我的关系很多。但我不能走，我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为了逃命，也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而是为了革命，为了中国劳苦群众的解放。”
陈毅这么一讲，在游击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立即有人表示：“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
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热泪盈眶地向大家介绍说：“同志们，老刘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负了伤，到现在还未好，天天拄着拐杖和大家一起行动。就在三天前，我亲眼见到，他在外面林子里从伤口往外挤脓，挤出了足足有一大钵子的脓血。他治伤的药，只是一盒万金油。就是这样的身体，他每天和我们一样爬山涉水，在敌人中间穿来穿去，指导各地的工作。他能坚持，我们就不能坚持?”
听宋生发这么一说，过去不知内情的游击队干部、战士们都很吃惊，深受感动，纷纷表示：“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动摇!”
根据项英和陈毅的指示精神，各游击队对那种革命意志不够坚定的人，总是劝他们留下来坚持斗争。如果他们一定要走，就不勉强，还发给100到200元的路费，帮助换上老百姓的服装，安排好路线，派交通员送他们过赤白交界地区，使他们不被敌人抓住，安全到家。有的离队后被国民党军抓住了，党组织和游击队千方百计去营救出来，做到仁至义尽。
对于一些身体不好的同志，党组织和游击队劝他们暂时离开。这些同志害怕被说成是动摇分子，表示无论如何也要留在队里。组织上劝说他们：“你们政治上当然没有问题，但身体不行，对我们是个拖累。跟不上队伍，让反动派抓住杀了，何必呢?*不是要害你们去死。*是求生不求死，我们的死要换得大家的利益，个人的牺牲换得集体的解放，白白牺牲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回去呢?回去了以后，找到当地党组织，仍然可以革命。”用这种方式，这些同志很高兴地离开了，减少了部队的负担。
分开保管经费，避免谋财害命的危险
从中央苏区突围到赣粤边时，项英和陈毅都保管了一些金子，这是党的活动经费。他们将这些金子缠在腰里，冬天衣服厚，不怎么显，但到了夏天，换了单衣，就凸现出来。游击队员不知道真相，在背后指指点点，低声议论。有的还乘行军途中陈毅因腿伤走路不稳扶他一把时，顺势在他腰间一摸。这在内部不很稳固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谋财害命的危险。
对于经费问题，项英也作过反复考虑，觉得颇难办，分开大家背吧，等于给品质不好的人发了一大笔路费；继续瞒着大家，恐怕是瞒不下去了。陈毅建议：反正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是知道的，不如给大家讲个清楚。
一天，项英、陈毅把部队集合起来。大家还以为有什么紧急任务，一个个凝神望着他们。只听陈毅说道：“同志们，今天集合，特意给大家说一件事。”
陈毅说着，从腰里解下一条沉甸甸的“腰带”。然后，他把腰带里的金子倒在地上，说：“这是党的经费，是我和老周同志从中央苏区突围时带来的。党要我和老周同志保管这些经费，发展党的事业靠它，发展部队也靠它。我们从来没有乱花过一分钱。”
一堆金子在地上，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大家都知道，项英、陈毅生活俭朴，和大家一起共甘苦。他们多次提出反对游击队某些领导同志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作风。尤其是陈毅。到赣粤边地区后，带着伤和他们一起东跑西颠，长期风餐露宿，白天隐蔽，晚上转移。特别是阴雨天气，路滑泥泞，他伤处更加疼痛，往往是咬紧牙关坚持行军。但他没有多花一分钱治伤，靠一盒万金油镇痛。当警卫员劝他花钱买一点好药治伤时，他总是摇摇头，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钱一定要花在该花的地方。我的腿在突围前，党中央给我用最好的药，军委周副主席亲自关心给做手术，已经花了组织上不少钱了。现在，腿已经好多了，能坚持就不要乱花钱嘛!”
看看金子，再看看经常折磨陈毅的那条伤腿，大家心中充满了对陈毅的敬佩之情。
陈毅深情地望着生死与共的同志们，说：“我和老周同志有责任通知大家，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手。但是，我和老周同志商议了一下，钱集中在我们俩身上，万一我们遇到了敌人，不幸牺牲，容易落入敌手。因此，我们建议大家分开来带，即使有人不幸牺牲了，也不至于全部落入敌手。”
陈毅的话真挚诚恳，肝胆相照，令大家非常感动。大家经过民主讨论，觉得党的经费，应该由政治上可靠的人来保管。项英、陈毅两位首长，在政治上是最可靠的，党的经费当然应由他们来保管。同时，大家也觉得他们提出的分开保管也有道理，便推举出了几位同志参与保管。
加强思想教育工作，重视制度建设
为了巩固内部，同叛徒事件作斗争，项英、陈毅还十分重视在赣粤边党组织和游击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项英、陈毅经常给大家分析形势，讲解政策，指明前途，鼓励坚持斗争。“北山事件”后，项英、陈毅到信康赣县委指导工作。他们和县委警卫班的战士谈心，项英对大家说：“现在我们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广东军队和地主武装，几万人马把我们围困在狭小的山区内。我们和上级的联系也中断了，和各根据地也联系不上。我们留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同志，随时有被打死、饿死的可能。我们要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但是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坚持下去。*的红旗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革命的火种是消灭不了的，黑暗总会过去，革命必然会到来!”
项英把话锋一转，说：“当然，在这样艰难的时 刻，总会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叛变革命，当敌人的走狗。也有的人开小差，不辞而别。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除掉了沙子，金子会更加闪闪发光。”
陈毅接着对大家讲：“现实是困难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困难的日子里，我们要讲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要把红旗高高地插在赣粤边的山顶上，将来要插遍全中国。”
项英、陈毅的一席话，使警卫班的战士们受到很大鼓舞，对革命的光明前途充满了信心。
为了搞好部队的思想教育，项英、陈毅还编写了不少内部教材。政治教材有《红色指挥员必读》、《群众工作必读》、《反对十大坏现象》等等。
项英很关心身边的干部、战士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常给他们讲，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写的书，是告诉穷人闹革命求解放的道理。一个革命者只有懂得革命的道理，才能懂得怎么去革命。为了解决文盲问题，项英、陈毅还编写了识字课本，第一册是关于“人”，讲解男人、女人、大人、小人、工人、农民、贫农、中农、富农、地主、资本家等等。第二册是讲“地理常识”，国内有多少省，主要的城市、高山、河流，世界上有多少海洋，多少大陆。第三册是关于“阶级斗争”，讲什么人是剥削阶级，什么人是被剥削阶级，为什么会产生阶级斗争，为什么要革命等。这样，把学文化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让干部、战士既学习了文化，又能开阔了眼界，明白了革命道理，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许多同志就是在项英、陈毅的耐心帮助下，学到了文化，由一字不识到能够写信，能够看懂文件。
项英、陈毅还十分注意从革命气节教育人手，开展同叛变和逃跑作斗争。他们起草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关于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在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中进行深入讨论。
为了防止叛徒造成的危害，项英、陈毅非常重视制度的制定。他们规定，凡派出去的游击队员，必须按约定的时间归来。如果逾期未归，留在此地的同志就要搬家。项英、陈毅严格执行这种制度。每次外出，陈毅就告诉留在原地的其他同志，自己没有按期回来，就赶快搬家，迁移到约定的下一个地点。
不久，项英、陈毅看到一个叛徒的出现，会危害到整个机关和工作，决定禁止各机关相互知道游击队；禁止住交通站；一切队员只应知道个别群众组织和关系，不应知道其他群众组织和关系，等等。
项英、陈毅同叛徒斗争所采取的措施，在游击队的干部、战士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带来了新的信任和团结。此后，各县、区和游击队的领导同志。先后也都采取了这些方式，使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内部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有效地遏止了叛徒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