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探秘：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死张作霖?
1928年6月4日发生的“皇姑屯炸车案”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为惨烈、最为卑鄙的恐怖袭击。袭击者是日本的军人，被袭击者是北洋政府末代元首。
人所共知，张作霖出身草莽，他的发迹，充满了传奇色彩，更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年加入日本“东亚义勇军”，日俄战争中为日本出过力，在他几次陷入危机时刻都曾得到过日本的“援助”，日本也从他手中得到过一些想要的东西，日本也确曾对其扶植过、培养过，那么，日本为什么要炸死他？
为了说清这一问题，笔者勾画了两条线。一条是日本对张作霖态度的变化轨迹:观望——希望——盼望——失望——绝望；一条是张作霖对日本的应对策略:取悦——画饼——口应——暗顶——明抗。两条线各分五段，看似平行，实为因果。因此，笔者将其合而为一。
一、观望，自以为选择了一头高产的奶牛
张作霖曾经是日本选中的代理人，简言之，他符合当时日本代理人的诸种要件。
当时的日本没有占领东北，他需要的代理人首先必须是亲日者；第二，必须是反对革命者；第三，必须是有能力者；第四，必须是有野心但缺乏坚定信仰者。亲日者可远离英美；反对革命者即会反俄；有能力者值得支持；有野心者就有可能有独立倾向；无坚定信仰者多为唯利是图者，好利用。只有符合这几个要件，才可能成为代理人，才能成为有用的代理人，才能成为长期的代理人，才符合日本“先占领满洲”的国策。
日本选择代理人是个复杂的过程，先后进入其视野的有清宗室善耆、蒙古叛匪巴布扎布、袁世凯的心腹段芝贵。但日本人很快发现,这些人都是扶不起的“阿斗”，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希望太小，风险太大。
经过12年的观望，日本政府开始将更多的目光移向在东北较有实力的政府官员身上。如张作霖、冯德麟、袁金铠、于冲汉等人。为避免再次失败，日本政府于1916年6月派出重量级谋臣后藤新平，亲赴中国东北进行“政治考察”。他走访了各界人物，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对数位预选代理人情况进行摸底排查、比较分析，得出初步结论:张作霖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后藤新平认为1)张作霖“朝中无人”，在中国官场没有靠山可以依赖，地理上、政治上都远离中央，国家统一的概念淡漠，与中央易生枝节，日本调拨离间也就有了空间；(2)张作霖无官场经验，处理复杂问题就容易有漏洞，日本可以钻空子，有缝好下蛆；(3)张作霖根基在东北，有势力有能力，日本可借张氏之力外抵其他侵略者染指东北，内抗各种势力反日；(4)张无学问、无理论、无信仰，唯权是重，唯利是图，日本只要帮其固权获利，即可换来日本想要的东西；(5)张认识到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有投靠日本之倾向；(6)张作霖有成为东北王之实力，一旦将未来的东北大权控制在手，东北成为日本禁脔为期不远。
这一分析是否合乎实情不说，最起码合乎日本选择代理人的标准，同时，排除了只有臭名并无势力的善耆、有点实力但根基不在东北的巴布扎布、既无根基也无能力的政客段芝贵、老牌亲日派但“没有做大事资格”的冯德麟、只知亲日并无实力的光杆谋士袁金铠和于冲汉。几乎与后藤新平提出张作霖做日本在东北代理人的同时，张作霖的老相识寺内正毅于1916年10月上台组阁，日本即把援张定为国策。
这项国策的制定，不是哪个人的个人意见，更不是感情用事之举，而是日本对张作霖长期观望、考察的结果。后藤新平提出的援张理由，每一条都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即张作霖以实际行动取悦了日本。张作霖究竟在哪些方面受到日本的赏识，除了后藤新平的分析之外，尚有数条:一是投靠日本时间久。早在1904年张作霖任“保险队”小头目时，即率手下仅有的27个人，加入了日本间谍组织“东亚义勇军”，为日本收集情报；二是誓言服从日本，反对民国统一东北。 1912年1月，张便亲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明确表态:身为东北人而附和南方人之共和，本人宁死不从。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愿奋力效命。三是对沙俄怂恿的蒙古叛匪毫不手软，穷命追杀，花了三年多的时间，终将叛匪赶入俄境。
日本观望张作霖12年，最后才下决心选定他为日本的代理人。因为日本人认为他反俄、反对统一、唯利是图、有野心无信仰、有自己无国家，这些最符合日本代理人的条件。
二、希望，产生于给他一瓢水之后
自从寺内正毅内阁定下“援助张作霖是最为上策”之后，日本基本结束了对张作霖的猜疑，转而扶植他。每遇关键时刻总是扶他一把，张作霖表现得也很乖，总是恰到好处地画张“饼”，作为回报。
日本在没有选定张作霖之前，对东北的政策是“分而治之”。选定张作霖之后，日本改变了这种政策，因而，张作霖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就统一了东三省。许多人，包括个别学者都认为，张作霖的势力之所以膨胀得如此之快，是张作霖卖国求荣的结果。若不然，日本在东北的势力那么大，“分而治之”对日本最为有利，日本怎么那么愚蠢，看着张作霖膨胀而袖手旁观呢？得出这样结论者，多为不了解张作霖，也不了解日本的人。只有走近张作霖，走进那段历史的深处，才能理解日本为何坐视张作霖势力膨胀。
日本援张国策的制定，是经过长期的考察，最后经号称日本政治理论家的后藤新平系统阐述才确定下来的。执行“援张国策”最坚决的人多为张作霖身边的日本顾问。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了解历史必须走入历史的深处。如张作霖图谋黑龙江前，远离张作霖的日本人指斥张得陇望蜀，张作霖日本顾问菊池马上站出来向政府建议:得陇望蜀是人之常情，只有在此时此刻，支持张作霖，对日本的将来才大有益处。菊池之所以如此建议，一是维护日本的国策；二是顺水推舟；三是比较分析的结果。包括援张国策的制定，也是日本顺水推舟之举，是在东北找不出第二人选的无奈之举。
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细节决定成败；人是感情和智慧的动物，忽略了细节，去除了感情，摒弃了智慧，就没有办法正确地理解历史，理解人物。另外，要想奶牛多产奶，就得先把奶牛养肥。
1925年，郭松龄举兵反奉，张作霖大难临头，连老百姓都纷纷议论:“奉军黄到脖子上了”(当时奉军与郭军交战，无法识别敌我，为避免误伤，奉军每人脖子上围一块黄布)，意思是说快完蛋了。可松井七夫、町野武马、仪峨诚也等日本顾问围在张作霖身边，帮助出谋划策，不离不弃。为什么？一是因为张作霖下达的讨郭令，写得妙:“郭松龄与左派相提携，欲使中国赤化，为苏俄所用，实为东三省之公敌。”寥寥数语，即将郭松龄推向了日本的对立面。日本在东北最怕的就是苏俄，就是赤化。因此，松井七夫致电日本政府:郭松龄是纯粹的激进派。如果他接替张作霖进入奉天，将立刻废除一切条约，日本的所谓特殊权利，将归于零。二是日本关东军司令派出代表与郭谈判，提出“援助”条件:如果郭答应将金州、复州、海城、盖平等割让给日本，日本即给郭以便利。谈判破裂后，日本又转向张作霖，向张开出“援助”条件: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在东边道、洮昌道等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等。张不假思索地说:“行、行。”张作霖两个“行”字，换来东山再起，也招来骂名；郭松龄一个“不”字，展现了气节，也导致全军覆没。
日本援助张作霖，这次不是最大的一次，但它是最关键的一次。张作霖给日本人画的“饼”不是最大的一次，但它是最迅速的一次，迅速得连几秒的间隔时间都没有。
张作霖每次画出的“饼”，都在日本人眼前放射出一道希望。
三、盼望，要他产十瓢乳汁
侵略者的野心总是大于它的胃口，总想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回报。它把代理人既当坐骑来骑，又当奶牛来用。最野蛮的是它给牛喂一瓢水，却期盼着在牛身上挤出十瓢乳汁。牛渴的时候，你要求挤出多少乳汁它都能答应，因为它需要那瓢水延续生命。牛答应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兑现的事儿。这既是牛的聪明，也是驭牛者的愚蠢。
郭松龄反奉事件在日本人的干预下，很快就平息下来。张作霖发表了一个声明，等于是给事件画个句号，对各方做个交代，也透露出几分忏悔的味道。声明承认由于连年内战，致使东北人民生灵涂炭，今后要修明内政，不再兴兵远征，以期与民休息。可不到两个月，张作霖以刚刚侦知郭松龄反奉是受国民军冯玉祥所鼓动为借口，再次举兵入关。
张于1926年6月底到达北京，布置完作战任务，郭松龄之变的那幕场景又浮现在脑海之中，尤其是他随口说出的那两个“行”字，一想就觉得悔不当初。那商租权和杂居权不是“二十一条”里的内容吗？如果日本得到了这两个权利，自己岂不成了罪人？越想越后悔。尽管来京之前，他已经密嘱省长王永江找省议会议长张成箕召集议会，在法律上否定对日本的允诺。张本人也和日本领事当面说过，杂居权问题和土地商租问题往后推一推，等风头过去再谈。
张作霖在北京待不下去了，一定要亲自到日本关东军的大本营走一趟，将此事做个了断。
7月18日，进攻冯玉祥的南口战役已经打响，张作霖顾不得这些，起身返奉。回到奉天的第一件事，即将存在日本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里的500万日金统统取了出来，带着现金驱车直奔大连、旅顺。到了大连、旅顺，张亲自登门拜访日本关东厅长官儿玉、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和满铁社长松岗洋右。对日本在郭松龄反奉时对奉军的帮助表示感谢，并借机极力强调郭松龄赤化、郭进攻奉天是受苏俄指使，郭名义上是反奉，实际上是为苏俄争夺对东北的控制权。
言下之意，郭是代表苏俄和日本争夺东北，张因为和日本站在一起，维护日本的利益，才遭此一劫。没说出来的话是:你们援助我其实是在援助你们自己，郭打我，是因为我先帮助了你们日本，我替你们效命，你们还跟我要什么好处？张作霖其实心里十分明白，郭松龄反奉和苏俄没有任何关系。郭在1925年11月30日发表的政见通电中，特别提到，是因为东北“赤化勃兴，苍生战栗”，他才举兵讨伐祸首张作霖。在新民发表的《告奉天父老书》中，还提出，郭军一旦获胜，立即进行改弦更张，重新治奉，治奉方针共十项，其中一项是“节制资本，以消除赤化隐患”。可见，郭不仅与苏俄没有联系，还明确反苏。张作霖宣扬郭赤化的目的是淡化郭反张，故意将郭说成亲苏反日，以降低日本援张阻郭的分量，为不履行战争中他对日本的允诺做铺垫。
张作霖在临别时，将带去的500万日金交给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以此答谢日本助张出力人员。并表示:张作霖受人一饭之恩，终身不忘，以此私款，聊以酬答日本协助好意。
大连、旅顺之行，张作霖以为是棋高一招，亲自登门致谢，以示知恩图报；强调反赤，将日本人拴在一挂车上；以私款酬答，突显日本帮助的是他个人，而非东北，将公事化为私事。其目的不言而喻，你帮了我，我酬谢了你，此事应该到此结束，不要再提什么兑现承诺了。回到奉天，张对其左右说得更为直白:“日本人这次帮我……应该有个报答，我张作霖受日本人的好处，只有拿出自己的财物来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数赠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张作霖个人所有，我决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利，中国人共有的财产，我不敢随便慷他人之慨，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中国人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付托！”
自日本将援张定为国策的10余年里，张经历了数次危机，得到过日本不少的支持，每次支持前，日本都无一例外地提出要求，但张作霖当时所答应日本的要求，事后多不履行。有人说，这是张作霖草莽生涯中形成的习惯。也有人说，日本人把张作霖当作奶牛，给他一瓢水，就要他奉献十瓢奶。哪能挤得出来呀？不履行是因为履行不了！
挤不出奶，答应的事不办，日本人当然不满，后来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不能说与此无关。
四、失望，他只钟情脚下的那片土地
张作霖和日本打交道一共24年，以1916年张作霖执掌奉天为界，前后分为两个不同阶段，恰好每个阶段各12年。前12年，张作霖对日本以巴结、逢迎为主，日本对张作霖以观察、考验为主；后12年，主要是互相利用，在互相利用的过程中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日本对张作霖主要是控制与索取，张作霖对日本则主要是摆脱与抵制。张作霖对日本的控制和贪婪地索取逐渐由忍耐走向反抗，日本对张作霖的摆脱与抵制则逐渐由希望走向失望。
没有希望也就没有失望。日本最希望什么？希望从张作霖手里得到更多的土地商租权、铁路控制权；希望他只买日本的军火、只聘日本顾问；希望他割断与中央的联系，实行满蒙独立……
土地、铁路、军火、顾问、独立，是日本最想要的，可张作霖只钟情他脚下的那片土地，这五样，他一样都没有给，令日本大失所望。
1、到手的“三权”被废了，日本人哑巴吃黄连
日本依据“二十一条”附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攫取了在“南满”及东蒙的土地商租权、杂居权、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权。这“三权”，说白了就是日本一点一点蚕食、一块块吞并、化整为零、分步推进、不显山不露水、缓慢而实际、和平而险恶、用非军事手段占领东北的关键步骤之一，它比武装占领更阴险。张作霖对此严重性了如指掌，但要阻止这种和平占领，难度极大。一是日本决心大，不会轻易放弃；二是有两国中央政府的法律条文作为依据，很难找到拒绝的理由；三是不易引起其他国家的注意，不可能借力打力；四是有的中国土地所有者为贪图租金之小利，不顾国家利益愿意租让。上有中央政府条约，下有地主配合，外无力量可借，内少可拒之理，张作霖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欲阻止日本的和平占领，难度可想而知。
张作霖就是张作霖，他采取建议中央与日本交涉、总体不否具体否、密令否明令等一系列手段，硬是顶住了压力，使日本和平占领东北的阴谋，处处受阻，终归破产。
牵着中央鼻子走。张作霖发现奉天太平寺和尚擅自将寺产租给了日本人。他立即致电北京国务院，要求中央政府与日本政府定明，有民国执照的方可出租，其他租照、地册及一切不正当之契约均归无效。此招等于釜底抽薪，甚是厉害。因为国有土地，包括矿山、森林、草原等，私人不可能有执照。另外，多数地方还没来得及颁发执照，有民国执照者寥寥无几。这就等于在法律上保证了东北绝大部分土地不可能被蚕食。北洋政府也看明白了张作霖此条建议所隐藏的玄机，大加赞赏，称其为“正本清源之法”。但张作霖觉得上述措施仍然不够彻底，再次致电北洋政府外交部:“请将前电验明民国执照一语删除，暂定为‘日人商租须在该产坐落地方报明县知事，查无纠葛，始准立契’。”这样一来，把唯一可能以民国执照出租土地的路也堵上了大半，“报明”官府，官府就有了控制权，查无纠葛，谁查？自然是官府去查？中国的私人土地哪块查不出来“纠葛”？有无纠葛，谁来认定？自然都是张作霖控制下的地方政府。这样，中央给予日本的“三权”，张通过两次建议，两次釜底抽薪，将“三权”控制在了自己手里。
总体承认具体否。中央签订了“二十一条”，张作霖作为政府官员无权废止，但为保住土地不被日本人占领，只能在法理层面进行抵制。他组织法律专家制定了一系列地方规章，以“小法”对“大法”。如《租用地亩规则》规定:“下列土地不得租用:所有权未定者，依法禁止耕种或建筑者，荒地和未经查报登记者，与林地纠葛未经勘定者，买卖不明或盗典盗押者，若有土地租佃关系发生，中国地方官署有权令其解约”。总体上没有拒绝中央的条约，实际上予以具体否定。
重拳惩治出租者。张作霖执掌奉天后，日本不断向其施压，要求兑现“二十一条”中涉及东北的各项条款。张作霖一方面与日本虚与委蛇，一方面下达禁止和限制日本的训令。鉴于与日本的微妙关系，张作霖所发训令，都以秘密训令的形式下发。如1917年底，张发出训令:“本省长根据奉天省议会决议，训令省内各县转令各地方，自明年1月1日起，人民商贾等不得将土地私租与外人，不得以地契等证据为抵押，向外人私自借款。否则，上述行为一经发现，将以盗卖国土罪及私借外债罪论处。”在中国还有比“卖国”更重的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