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美已开始着手对华和平演变的第二步战略
近来，有一种感觉∶老美的对华手段在变，也就是一从思想、观念上的侵入和渗透和上层人物的美国化，转向对工农大众的鼓动。从美国在东欧、前苏联使用的得心应手的和平演变模式看，转向低层民众，完全是他的第二步战略，这就是颜色革命拉开的序幕。相信他有一套精密的战略部署。
这次“时代” 周刊的“中国工人” 成封面人物，本人以为是意味深长的。当年波兰的团结工会事件，说远也只几十年，相信了解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都还记忆犹新。以后的每一次颜色革命，都是到了思想文化和上层建筑演变到一定程度后，马上转向大众。运用大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一下子搞垮这个体制。本人以为∶老美今后将把演变重点从精英推向民众。这是我们必须真正面对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美国为何选择在2010年着手他的战略第二步？本人以为是有原因的。
首先，不是他不愿早。
七十年代未，有毛泽东思想在，他不可能。
八九十年代，他搞了一下，但民众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是压倒性的，他搞不动。应该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建立的制度让他无处下手，这个结构是很难整体推倒的。
老美碰了壁，转而进行针对制度的结构的定点作业。这里他也许又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社会的特点，从上层建筑下手，通过美国化一批精英，又通过各种手段把他们送入政治、文化、经济的重要位置，掌握话语权和政策制定权，然后通过他们对制度的支撑点进行拆毁和挪移，从司法陷人人权的泥淖到地方企业的全面私有化，从教育卫生核心目标的偷换到金融的服务性质的挪移，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结构性上己经不再是那么稳固了。幸好当年还留下大型国企的骨架，在老美精心策划的“市场经济”的阴谋中，国家还有掌控大局的东西在，我们还有调整回来的空间。
老美选择现在重新着手第二步战略。理由呢？就是前面九嶷兄所见的。一是中国高层已认识这个结构的重要性，己着手改变。可以说，改变好了，老美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中国若找到正道的感觉，有了哲学思想，走向国强民富将是必然的。二是在美国搞乱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引起重视，而现在它想鼓动的时候，所用的鼓动理由很多又是现实的事实。社会的贫富悬殊和司法的不公以及大面积的腐败已为他的扇风点火创造了条件。
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美国是永远不可能允许中国走向强大的。这许多同志已有了清醒的认识，本质非常筒单。一是地球上的资源和市场有限，我们多了他就小了。二是我们若成富农了，他到那找这么好的苦劳。但由于老美的忽悠水平和中国传统的孔老二思想，还有受他影响的一大批精英的卖力鼓噪，对老美的认识，我们许多人还是在具体上常会犯迷糊。这次次贷危机已有迹象是他自己策划的，刀锋所指便是中国，我们却屁颠颠地跑去要和他共度时艰，错失了提早一年已在进行的调整的良机。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方方面面，我们也可感觉到，他是想尽方法来阻碍、破坏我们的调整的。对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对于我们的反制，一如九嶷兄所说的，高层已有成竹在胸，很多作为也显示出一个整体思路在努力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的希望和信心所在。别看现在的社会主义结构只剩下一个空壳，但这个壳还在，充实回来也不是不可能的。若真让老美得逞了，那中国将又陷入万劫不复的苦难，将产生几亿赤贫，国计民生将由买办为老美所操纵。
现在的现实是，很多东西在思想到实际上，都已经错纵复杂，动一发而涉全身。就一个房地产，我们就为gdp增速而牵制。动一下它都得考虑十分周全了。这就象做大手术，还的考虑整个身体的状况。感觉到高层许多决心也难下呀，需要一个民心的支持。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反制的办法，民智也应该充分发挥出来。在这里，本人非常想听下各位的认识。
布衣不才，斗胆抛砖引玉。
第一，就是正本清源，在思想上明确我们的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架和方向。
在现实面看，我们当前最大的混乱便是在思想上。一方面，社会主义在宪法上还在坚持，另一方面，现实制度越来越资本主义化了；一方面，我们还在提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市场太广，连我们的最高党校都“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现象在。若说三十年前的“摸着石头过河”还是种勇气和胆略，三十年后还在那摸石头那就悲惨了，而且这“摸着石头过河”还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思想的混乱，首先便是直指我们自已执政的基石。我们党是首先代表工农小知大众的利益，还是代表包括全体阶层的利益的问题？这完全是需要有一个唯物辨证的认识。作为党本身，本人认为便是代表工农利益的，这在党章中也是十分明确的，这正因为这一点，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拥有执政党的地位。这一点模糊了，放弃了，我们就没有了成为执政党的坚实基石，因为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我们就是拥有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民众的支持，这就是我们掌握政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所在。作为执政党和以振兴中华为已任的党，我们就必须兼顾国家和其它各个阶层的利益。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单纯把自已作为执政党，从而有了现实中一些基层干部从为经济建设服务到为gdp服务到了为资本家服务的变化倾向，这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不顾和损害工农利益的现象。这是很危险的一种倾向。若我们普遍出现这种现象，老美就有可以鼓动他们的材料。工农的心冷了，散了，到一定时候就会袖手旁观。前苏共瓦解时工农的普遍冷默，本人以为是教训十分深刻的。
在哲学和逻辑上先不通的东西，就是在河底再摸三十年也摸不出过河之道的。我们应该明确，我们的彼岸还是社会主义，过了河我们的党也还是代表工农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点要通过政策让人民真正感受到。
思想混乱在另一方面，许多是来自唯心主义占据了唯物辨证法的位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首先是他们的方法论，然后才有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世界观。我们为什么而发展？怎样发展？什么是经济？市场是否便可以替代经济？改革是目的还只是一种手段？没有独立自主的开放将是什么？犯罪是否要付出人权代价？社会的竞争和公平怎样在矛盾中统一？在三十年的现实中，应当承认，我们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上唯心主义的以偏概全，概念先行的毛病是越来越重了。改革开放逐步成为掩盖为小集团谋利益的遮羞布和挡箭牌。从哲学层次说，不存在为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也就是说，它注定只能是过程、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本身是中性的，结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把改革开放过分政治化了，就不能去认识它不好的一面，更不用说去改正它了。这种为了证明正确而将概念极端政治化的手法，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痼疾，儒学将社会伦理学上升为唯一的政治便是一例。这基本上便是否认了具体的哲学思辨。没有了唯物辨证法的方法论，我们的认识问题的视线就会越来越窄，用环境代价和社会代价来换取发展很快便显了出来，发展成果只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路也必将越走越窄，这就是因为我们将发展异变为仅是经济又进一步异变为仅是gdp。“市场经济” 本质上也是一种伪命题，市场只是经济的一部分，怎能代替经济。精英们的忽悠如何能成为主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道是可以思想争论的层次，德是认识已基本固定的层次。我们的旗帜，还是定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上好 ，在这个旗帜上，工农民生的提高绝对是一个最主要的座标点，而绝对不能成为可损害的对象。科学发展观正是唯物辨证法的具体表现。但在现实中，还是明显存在二张皮的状况，许多政策还是明目张胆地违背科学，还是坚持唯心主义的那一套，说穿了，就是借唯心主义的那一套来维护小集团的利益。这种复杂的社会现实，更需要我们真正把唯物辨证法树起来。这个树，关键便在干部队伍建设上。不信马克思主义的，不讲唯物辨证法的，不可能是个好干部。
理论与民心产生距离了，一定是真实在那个环节被抽掉了。回想起当年从南湖到天安门，我们蠃得天下的最根本一点，便是着着实实的为工农着想和说话，连在抗战这个统一战线的复杂时期，我们依然推出“减租减息”。
第二，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踏踏实实地构建社会主义的架构
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实质化。若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那就要真正在这个目标下开展工作，就象造房子，设计定了，终不能在建造时又由各个工程队自搞一套吧？当然，在具体中，也是会出现一些小修改的，但整体基础、框架还是不能乱改的吧。什么叫社会主义？应该说还是有一些争论的。但是，他的几个要素还是明确的吧。一是要有一个发展的整体计划，在一定的度内，地方服从全局，个人服从国家。二是要有一个科学的社会架构和经济架构，国家要承担起人人有工做，工农当家作主的责任。三是要有一个公平的分配制度，真正做到以按劳分配为主。
问题是∶在设计规划中，我们确实就先碰到一些难题。前三十年苏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是不再存在了。客观地说，那个模式的失败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就是资本主义的破坏和资本主义的向社会主义学习吸取经验所取得的改善，他们的工农获得了蛋糕做大后应有的部分，这个事实，对苏式下的工农，是最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苏式的对文化禁锢的极左方式，这是苏式心虚和愚蠢的做法，完全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更加自由民主的原则。这二个东西，也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苏式的不是也没有成果，但确实没搞好。当然，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那就是这些苏式的主要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原有的生产力都十分低下，而且封建观念根深蒂固。从我们的前三十年看，倒已不是纯粹的苏式了。经济和社会各项建设的成就应该说是巨大的，最伟大的便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工业和科技体系，这是世界公认的奇迹，老一辈革命家和以王进喜、陈永贵为代表的工农大众、以李四光、钱学森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功不可没。真象有些人所说的，若没有这些已成的体系，我们的改革开放将是无本之木。我们的精神文明提高程度也是古今中外所少有的，象抗美援朝打出的爱国主义，简直已颠覆了唯物质论，创造了神话，还有以焦袷禄为代表的干部、雷锋为代表的群众，真实闪现了人类最崇高的思想境界。但是，也不容否认，极左也在不断影响着前三十年，犹其到了后期，已荒唐到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极端的、片面的极左思想确实已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生活。想起当年人民对“拨乱反正” 和“改革开放” 的拥护程度，可以和49年相比，这也是不容否定的。
我们当时的问题到底出在那里？
从历史纵横比较看，有一个感觉，就是当时的总体上是与社会发展方向和人民的要求是相符合的，虽然有时步伐大了一点，有一些违背客观条件的过分超越，但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系，确实是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在悲惨的近代史中，我们重新开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且，这个新的架构确实也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和合理性，也符合社会发展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方向。那问题出在那？感觉是出在具体细节上，从大的来说，便是我们没有处理好整体与局部，重点与一般，度与超越的问题。犹如我们的基础打的很扎实，框架也比较合理，但在开窗彻墙甚至屋内装修上，这种不影响大局的地方我们也太在乎集中与统一了，这违背了人性应有的自由空间。下面，本人试图能更深地与诸君在不同的方面去走进这一个纠结的矛盾中，努力找出一点明白来。
集中与分散的问题。
首先便是思想上的集中与分散的问题。由于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实体大多是从封建形式上直接建立起来，这种新社会形式的出现，不能不说它的基本思想是从对已有的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上产生的，也不能不说它的生长环境中是这些原来的落后国家抵御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注定先有思想后有实践，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其它社会形式的先产生后理论的状况。
这就象其它社会形式的产生是自然的正常分娩，而社会主义便是某种形式的剖腹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是没足月的早产，是因内外因交激而提早出现的。也许，有人又会拿这说什么社会主义的不是，本人则以为这是人类进步的一个表现，人类文明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现代科技已达到先理论再实践的程度，社会主义完全可以科学避免资本主义已认识到的错误和危害。言归正传，回到集中与分散。
由于社会主义不是自然产，他天生需要一种理论集中，用这种集中来实现思想的统一。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我们无法避免要重视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来看（也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期待要求），社会主义又应该是比其它社会形式更加自由和民主的。这就在实际中产生了一种矛盾。
要解决好这个矛盾的重任更落在了具体的制度和政策上。这是因为我们的理论应该是通过让群众接受才能产生效果。这个具体的联结点，便只能是政策。而且，这个政策也是很需要科学辨证的，只能是根据现实能接受的状况逐步向理论目标接近，不坚持方向会出问题，想一步到会也会出问题。从建国前的党史和建国后前后三十年各自的经验教训看，解决好这个问题，准确、到位的政策确实是生命线。解放前，我们不是执政党，理论完全是靠传播教育让群众自觉接受，甚至在党内，也是以自觉接受为主的，信仰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很少个人的功利性。这种集中，基本上是比较自然的聚集，这也就要求我们的政策具有最大的科学性和群众性，那种血肉联系便具体体现在这个上面。这之中出现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其实在信仰之下，也会出政策性上的偏颇的，这就是理论与实际存在的矛盾，总体和具体存在的矛盾。在我们党执政前的历史，在党内也是强调一种集中，这便是一种纪律，而且，这种纪律，应该说在自觉的基础上，更是形成一种力量。在执政的前一阶段，这种集中也就自然扩大到社会。从一种理论，到向工农传播，到将工农团结到这个理论下，到影响到其它阶层也能接受这个理论（一部分是强制的，一部分是也在实践中转化部分自觉接受的）。那时的集中，总的是通过政策的具体化，让我们的理论和大多数群众的具体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执政的由来。
执政后，思想的集中完全可以借助权力来进一步实现。也正是这个权力，更好地实现了集中，但也容易产生硬性集中而影响了思想的空间和活力。这又是一个新的矛盾，最后还是体现到政策上。前后三十年，我们在解决这个矛盾中那怕出现一点点的失度失时，都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都会具体最后反映到我们的政策上。这个矛盾，我们似多是一古笼地对待，而没有分出层次来，有时，需要集中的表面上集中起来了，但实际上还是有二张皮的现象，在这个基础上承认二张皮，又容易否认已成的集中。本人以为∶对这个矛盾的认识，完全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具体化。一个层次，是必须坚持的层次。这在党章和宪法上是己经明确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坚持，不应该只是理论上的，而是具体政策
法规上的。这四个原则，其实也就是代表着工农的利益，不能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去作实际的违背。这是我们执政的基础呀，若有偏失，其实也就影响了我们的基石，工农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力和他们的经济利益也就会有影响，老美想鼓动也就有机可乘。我们经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怎样去真正体现工农的当家作主？现在，有这么多人在怀念毛主席，本人以为，这是一个清晰的座标，我们在具体政策上应该与我们的基石----工农群众的要求是有一定的距离了。也就是说，我们努力在政治上实现一种集中又与现实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二个方向是错向甚至背向而驶。从现实面来看，一下子将已改变的结构恢复过来，具有一定的难度，代价也将是巨大的，可以说在虎狼环伺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已经不起这样一场大手术。要改变，还是得靠政策的逐步细化，从一个点到一个点，逐步重新确定一个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架构和经济架构。高层已明确提出结构调整，从经济结构这个基础上重新向社会主义架构上改正，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回到以工农大众的权利和利益保障上，我们的政策才能逐步与我们的基石----工农大众的要求重新复合。
另一个层次，就是一定的思想自由和空间。这与集中是矛盾的，但也是必须的。只有在集中和分散中形成矛盾的统一，这才是科学之道，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法。前三十年，我们在社会架构、经济架构上的建设是十分巨大的，其影响意义上不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人类的。但是，在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一种集中开始向极左走，也许这是我们如此深刻地改变社会的需要，但是，它的副作用也是巨大的。文革是极左的东西超越了思想集中的科学的临界，不管目的如何，它的方式有很多部分在具体上己是不科学的了。对思想、文化的禁锢，已损害了人的另一个核心需要∶真、善、美。水至清则无鱼，人为什么活着？社会主义在思想上若在生活层次也统一化、概念化，这一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目的不是思想的统一，也完全应该拥有比资本主义更多更科学的民主、法制和自由。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不是让工农成为物质的奴隶，而是让他们在有一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可以更加自由的生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保障工农在劳动和创造后得到自已应得的，至于他们怎样使用这份劳动、创造所得，这应该有一个很大的空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在阶级斗争的同时，同样是闪烁着人性的光芒，这犹其是体现在恩格斯的思想部分。阶级斗争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实现工农掌握自已命运的目的，这个目的之外，更有人类社会公平、公正的目的在，这二者其实也是统一的。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应该是相对自由的。
第三个层次，是现实层面和理想层面的问题。这在前面基本上也已涉及，作为一个问题再提出，是因为这个东西实在太影响政策的制定了，对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实在是太重要的。在我们几十年的奋斗史上，这个问题执政前有，执政后依然有，今天也同样面对。极左和极右的困扰，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步伐。当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确实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奇迹，工农得到前所未有的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合理的利益保障。为国家，为集体，可以说是找到了一个最广泛的载体，也就是说，工农第一次找到了国家、集体与个人这么紧密的联系。这也证明，我们在执政前的革命和执政初期的政策完全是成功的。但是，在执政后，我们面临的便是一个问题∶阶级是否在社会主义还会一定阶段存在？社会主义是绝对公平还是相对公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点比分把群众的思想觉悟理想化的状态，苏联还曾提出全民党的概念，我们虽然还坚持先锋队的说法，但在许多具体政策和工作中，还是易把先锋队和普通群众的要求混同了，否认了不同的人在许多具体方面的差别，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这是在一定程度急了点。后三十年我们虽然还是依以前的一套搞思想统一，但在具体政策上，非社会主义化在各种借口下迅速蔓延，过分迁就群众中自私、落后的思想，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又产生出新的阶级差别，贫富极度悬殊更是迅速又激化起阶级矛盾。前后三十年，之前的民国，之前的晚清，还有世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座标越多，认识自已走怎样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更加明确。一个关健点，就是对理论的信仰，推之到全民，也的符合实际，符合群众所能得到的认同。在社会主义基础和主要框架确定后，其它的应给社会和群众留一定的空间，而对生活类的空间，也不能以过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毕竟，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而不是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和主要框架已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损害，这完全是违背改革开放的初衷的。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实质上逐步从我们党转换到一批所谓的精英手里，他们从具体政策开始，架空党章和宪法，有的还已喊出轮换执政的口号，这是十分危险的。我们把实际政策制定权交给他们，他们制造了贫富悬殊，又反过来鼓动工农来反对我们。我们再不认清形势重新真正争取过来工农，老美的和平演变就总有一天会成功。而争取工农，我们只能首先为他们说话，为他们办事，只能向社会主义的大方向走。
被所谓的精英们“违章坼建” 的大厦已经危机四伏，这个架构中已经是各取所需、不顾整体了，错纵复杂，要动一下往往就会牵全身。用土话来说，是一个“依步牢” ，互相勉强支撑着的。很多不科学的部分也成为了支撑点，象房地产，高房价成为gdp的支撑点，可这个份量加上去，又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加上巨大的压力，这个基础已经不能承受之重了。市场、劳资、金融、司法、社保、医疗、教育、就业，都有许多为少数人利益“乱坼建” 的情况在，这是我们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所谓的“市场经济” 就是小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顾大局。要重新确认社会主义的整体架构，也得面对现实。要在现实的基础上，对支撑点重新科学确定，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对一些复杂的违章建筑充分了解它的关联性，也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很多东西，还是得一步一步来。经济基础的重要支撑点，要用宪
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性质来衡量，同时也得符合我们对社会结构的社会主义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