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黄金运台之后的去向
1949年前后，蒋介石下令将四批总值700万两黄金秘密运往台湾。吴兴镛，系“蒋介石的总账房”、亲历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的重要人物吴嵩庆之子。
蒋介石下野期间(1949年1月-1950年3月1日)的总裁办公费
1997年9月，笔者回台湾担任短期访问教授。留台期间，在先父的一个公文柜中找出一张借据。这是40多年前笔者留美时，为筹措旅费，先父向经国先生借的新台币6万元(当时合美金1500元)。看到这张借条上印有“主计室主任赵志华”，并批有“奉准照借”四个字。笔者来美不到一年如数归还后，把借条拿回。
这张借据上的赵志华，1962年12月他在这张借据上签章时，担任“国家安全局”主计室主任。据他说，签批“奉准照借”当然是奉蒋经国(当时担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统一掌管情报)之命借的。这张借据，是先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向人借贷。父亲当时刚从联勤副总司令退伍(全部退役金才10万元新台币，是2500美元)，担任唐荣钢铁公司董事长的新职。这是台湾经济起飞前，做公务员的窘态。相信这是在三四十年前台湾军、公、教人员及家属所共有过的经验。
从1997年的电话长谈中得知，赵志华于1949年-1950年间在侍从室工作。2006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又有多次机会长谈，才知道先父经管的财务署的“军费”也照顾了下野的蒋介石总裁。赵志华回忆道，在溪口期间，他在第九组(组长陈舜畊)。当时总裁办公室编制总共不到100人。大家都没有薪水，每个月夏功权到宁波市银行去“借”伙食费。随从人员生活很苦，赵志华说:“三餐只有酸菜、毛豆等蔬食下饭。偶尔大家吃点荤肉，就挨总裁骂。”在离开溪口转往马公、上海(复兴岛)前后，曾得毛人凤“赒济”银圆4万块。
另据侍从医官熊丸于1991年回忆(《中外杂志》):
尔后财务署署长吴嵩庆(即先父)为我们带了银圆来溪口，那时我拿到两百大头，和曹圣芬各拿了一百大头托张岳公(群)替我们带回四川家里。但没带到。
1949年7月10日，蒋总裁应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之邀，有碧瑶会议；8月6日应南朝鲜李承晚总统之邀，有镇海会议。在这之前，据赵志华说，先父以“军费节余16万美金，交总裁办公室，方得出国访问”。譬如，到菲律宾，预算为5万美金，包括购买珊瑚等礼物在内。在1949年蒋介石复职前，毛和先父转拨的这两笔款子，据赵志华记忆，除了宁波市银行的少数生活费外，是“总裁办公室”仅有的两大笔收入。
1950年1月，父亲有一则记录颇堪玩味:“舜畊来办公室，送来账单一迭，嘱研究。即邀往公园坐后，说蒋教育长(按:指经国)有事转达，但吞吐其词，此已为第三次，不知究为何事，实属不解。”以后几天里，两人又见了面，但始终没有再记此事。关键在于这迭账单究竟是谁的？如果是蒋经国的，以他当时的职位(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应该不能向财务署直接报销的(蒋介石到3月才复职，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才有政府公职)；如果是总裁的，那就无须吞吞吐吐了。先父不是搞政治的人，换个人这就是拉拢蒋经国的良机，有何不可解呢？也是明知故问的，要站稳脚跟，不愿去做讨好奉迎的事。
世界各国退休或刚离职的总统，多能以公费继续维持一个办公室(虽然当时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建立此制度)，陈舜畊向先父替前总统要点生活费用，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何况“总裁办公室”，他们生活也是自我克制的，没有大吃大喝，其实是十分清苦，如果不是赵志华说出这些生活细节，大家不会相信在蒋身边会这样苦。早年中共宣传的蒋介石，是一个腐败集团的中心。台湾也有些人以为两蒋强人时代，党国不分，如果真的不分，在掌管这许多金银美钞的笔者父亲那儿，尽可予取予求，蒋总裁身边的人生活何必那样寒酸呢？
董德成老先生最近告诉笔者一件颇有趣的事，那就是财务署掌管的钱，在蒋介石复职之后，就成为“总统府”的“小金库”。在50年代，台湾经济尚未起飞，预算很紧缩，“总统府”总有些额外的需要。先父就记下了一项:“送林可胜出国5千元美金……”林可胜教授是国防医学院的创始人(Robert K.S.Lin，1897-1969，1948年12月出任卫生署长，1949年5月辞职，赴美任伊利诺大学医学院访问教授，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专家)。这些都是蒋“总统”为公家的支出。
《联合报》拿去了多少黄金？
2005年2月号的台北《传记文学》有一篇颇有趣的文章，为习贤德著《王惕吾、王永涛与民族报崛起的相关考证》，细细一读才知道，联合报系的崛起与第二批黄金军费有关。王永涛就是王逸芬，就是派驻台北收支处的那位处长。那时全国有二十几个收支处。当然，台北收支处的处长有些特殊，是蒋的亲信，帮忙看管军费金银。王比起先父要“聪明”太多了，他已经想到用些军费金子去发展自己未来的事业，1960年以少将退伍就变成台北《民族晚报》报社的发行人。在1987年报禁开放前夕，报载王的家人想出价2亿新台币卖掉，当时记得有人愿出1亿来买(那也有300万美金)，但没谈成，后来不到半载，台湾报禁一开，大概就不值那么多了。现在请看这些蒋介石周围的亲信人物，怎样把老百姓的金子作为自己新闻事业的“开办费”，当然名义上，大概是为“党国”办报纸。
习贤德在《传记文学》上是这样写的:
……联合报系(按:包括《美洲世界日报》，2008年约年赚美金200万元汇回台湾)能有今日的规模，一般人都会推崇:这是王惕吾先生睿智和魄力的心血结晶。但是，若要论及“联合报”前身“全民日报、民族报、经济时报联合版”之前“民族报”时代的创业故事，早年真正令惕老感恩戴德，而视为至友的王永涛先生，才是全力扶植当年“民族报”逐步茁壮的重要幕后金主兼重要推手……
到这里，读者不禁会问，作为一位少将收支处长，有什么经济能力“开办”《民族报》，又有什么力量做王惕吾的“重要幕后金主”？且看习文怎样描写先父财务署的这位下属王逸芬(永涛)处长:
……49年1月21日，蒋中正总统宣布下野前，特别将王逸芬由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军需处长，调往台湾，担任联勤总司令部(按:中间还有财务署)台湾收支处主任。王逸芬的继配王爱筠为浙江奉化人，故在此危疑震撼的关键时刻，能受到层峰高度信赖，成为协同看管……抢运来台的80万两黄金(按:有误)、白银、外汇美钞等国有财资的重要角色。
读者到此大概也明白了，习文写的王逸芬变成了掌握运台黄金的主角了，或许已认定他是负责看守整个国库的。连提到国库黄金总量，也少得离谱。［按:其实笔者有关军费黄金的来龙去脉，早十多年前(1996-1997)同一杂志《传记文学》就发表过。但还是没有说清楚，王逸芬怎么会让王惕吾感恩戴德是他“恩人”。但这里面又牵扯到陈诚与蒋的权力角逐，习文继续写道:
依照叶邦宗所著《蒋介石秘史:我在官邸的日子与一段遭到留白的历史》一书所述，1947年底，彭孟缉于“228事件”之后向中央建议:台湾需要派驻一支部队并规划人选；军务局长俞济时乃向蒋中正总统建言，由于大陆情势恶化，台湾是最后的落脚地，必须以精锐的亲兵屯驻，于是搁置彭孟缉自行预为规划的建议人选名册，官佐全部都由总统府警卫总队派任，主要干部名单为:警卫总队副总队长任世桂少将为旅长，俞济时的机要刘铁君上校为参谋长，总队附王瑞钟上校为第二团团长，其他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全由官邸派出，浩浩荡荡于1948年2月来台成军。
这里的王瑞钟就是王惕吾，“习文”继续写道: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陈诚，突于49年5月下令:将王瑞钟上校调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高级参谋，改派追随陈诚多年的汪奉曾上校接任。
但官邸人马除了蒋总裁、俞济时，一向无人能下令替换，此举立即引起第二团全团官兵大哗，几乎演成兵变。结果，汪上校没有到差，原团长王瑞钟抗命不交，人就躲在台北市杭州南路前联勤总部(按:即财务署内)由该团看管的黄金仓库里头，这个仓库的门需要三道钥匙会合才能开启进入内部，彭孟缉虽派了很多情治人员四处抓拿失踪的王团长，但毫无下落。
所幸，陈诚这道干犯官邸人事大忌的调职令发布第二天，蒋总裁即飞抵澎湖马公，俞济时(是总裁办公室主任)面告紧急求见申诉的王瑞钟:“再忍耐，老先生很清楚”。同年6月，王瑞钟调任高参的命令只发布了一个月，即又改为:升任台湾省警备旅上校参谋长，表面上，似乎结束了一场卡位的明争暗斗大戏，但亦赤裸裸地预告了王惕吾在军中求取发展的末路……
按习的说法:
(1949年底)当王惕吾决定退役投身新闻事业之际，“民族报”亦正陷于社论文字肇祸而停刊的低潮。引起当局不满的原因，是一篇呼吁军公教人员应该调薪，标题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社论，撰稿人是“民族报”主笔殷海光。［按:此大误，主笔及撰稿人是张铁君，其外孙女即华人旅美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写作《南京大屠杀》］
……“民族报”登载这篇看似无奇的社论当天清晨，偏巧被即将登机飞往大陆巡视的蒋总裁看到，总裁大为光火，立即用红笔在报纸上批示:“如此社论！如此荒谬！”并且交代陈诚必须停刊惩处。据了解内情者指出，当时蒋表示:“如果那是别人办的报纸，我可能没办法处理，但是‘民族报’是我自己出钱办的报纸，我就用家法处理！”于是创刊仅三个月的“民族报”于同年8月宣告停刊。
……但何以蒋总裁看了社论后竟会脱口表示:“民族报”是他自己出钱办的呢？原因即在该报筹备时的主要资金，部分来自当时姓名还是王逸芬的王永涛负责看管的央行存金，数目是100根金条。
这100根金条一定是10两重的“大条”，那就是1000两，应该是属于先父交王逸芬看管在财务署的第二至第四批黄金，不可能是“央行”国库黄金。习没分别清楚“央行”与财务署黄金的区别。先父命王逸芬保管的是财务署的军费黄金，属于第二至第四批；有别于第一批260万两的“央行”国库黄金。
……“民族报”被迫停刊将近满月时，社内干部包括王逸芬等在内的湖北同乡，央请同为鄂省乡亲的军委会侍从室文胆出身的陶希圣出面向蒋公请示:该报停刊快一个月了，是否可以准许复刊？
……王惕吾接掌“民族报”的时机，即出现在蒋先生同意复刊之后。
……王惕吾考虑后便同意了，但亦向俞济时坦率表示:“我总不能空着两只手去接啊！”于是，俞济时指示王逸芬第二次动用了央行紧急转运来台的资金。据说，这回共拨交了200根金条另加一笔美金给王惕吾，让其风风光光的能以独资的方式，力取经营实权，跃居“民族报”重新出发的发行人兼社长……
此时是1949年底，先父正冒着生命危险，押运金子银圆车队挣扎在重庆撤退到成都的东线公路上，想亲自给前线军队发饷，激励士气。国民党政府也正是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面临被大规模歼灭的穷途。而王逸芬、王惕吾就在这紧要关头打军费用的黄金的主意。背景则是高层的争权夺利，岂不令人浩叹？
这里要指出的是，王逸芬没经过他顶头上司我父亲的核准，岂敢动用，其实俞济时一定得蒋介石指示先父给的。但若仔细一想，也不一定。为什么？像蒋周围的一批人如俞某等，原来都是大军头(俞黄浦一期，曾任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会尊重父亲的职权？尤其是已得到蒋的指示之后，也许就要王逸芬开库房门先拿了再报账。后来因为俞太专权，与蒋经国发生了冲突，被整调。
以上习、叶所说如属实的话，《联合报》以《民族报》起家，前后就从财务署保管的黄金中总共拿了3000两，另加一笔数目不详的美金。美金外汇一定是用来购买国外印刷机以及纸张的。仅仅黄金，如以3万新台币一两算，就是近亿元新台币(加上外汇)，即使在今日也是个大数目。联合报系今天当然不在乎这笔钱，是否考虑拿出这笔钱来回馈两岸，捐作下文提到的“黄金教育基金”的种子钱(seedmoney)，加不加利息，就让继承王惕吾遗产的后代来决定了。从另一角度看，《联合报》也应属于国民党的“党产”。但是追究这个“党产”的人，应该是两岸的老百姓。当然，有一小的可能性是，这数千两黄金是支出自蒋存在财务署的那4200两私人的“特种保管款”，这也许是蒋为什么说是他“自己出钱办的”原因。但此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财务署到1961年还存有黄金6000多两，应含这“特种保管款”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