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总理保护知识分子实录
文革中总理保护知识分子实录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遭到严重践踏，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打击和压制。周总理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在可能的条件下和范围内，努力减少和纠正“文革”的错误，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尽自己的可能保护了一批又一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
“立法”保护文化人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不仅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而且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大都受到恣意的侮辱、打骂、抄家、揪斗，违法乱纪事件层出不穷，惊世骇俗。针对这种动乱局面，为约束和制止红卫兵、造反派违法乱纪行径，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一些“文革”中相关的统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等。
1966年8月上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讨论制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的过程中，周恩来和陶铸商议后，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用词，加写了一些限制性政策条文，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科技人员等等。这些意见都被吸收进《十六条》。
为贯彻落实《十六条》中的各项限制性政策，周恩来嘱请李富春与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拟定《国务院八个口（外交、文教、科学三个口除外）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十条意见》强调：要加强对“文革”运动的领导；既要放手让群众敢于革命，又要让群众学会善于革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等等。8月23日，周恩来在审定《十条意见》时在一旁批注：“这十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事、文教、科学三口。”
为向红卫兵进行政策教育，周恩来指示中共北京新市委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8月26日，周恩来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应该成立总的联络站，各区成立分站。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和保护红卫兵，宣传、解释党的政策。
8月30日，周恩来召见中国科学院两个造反派的代表座谈。会上，他询问是否抄了华罗庚的家，对华罗庚曾否揪斗和体罚？他说：把大学教授的家抄了不好。不怕乱，但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针对有些代表在张劲夫发言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周恩来批评说：现在辩论没有个气氛，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乱扣帽子。科学院的人要有科学的态度。
9月1日，周恩来出席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要求红卫兵组织起来，执行党的政策。他说：现在的红卫兵组织并不严格也不严密，会被破坏分子钻空子。在阐释党的政策时，他强调：不要影响和干扰生产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击面不要过宽；对一般资产阶级分子，他没有搞破坏活动，就不要打倒他，不要随意搜查、抄家。在会上，周恩来还特别指出，应当尊重宋庆龄。他说：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她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为进一步对红卫兵进行党的政策教育，周恩来于9月2日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强调：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确的”：“对于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以保护”：“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等等。
为了从总体上研究制定“文革”中相关的各项政策，9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会议商定：最近要抓紧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问题。当天，陶铸根据中央碰头会精神，起草了《关于抓紧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社会政策问题的通知》，报周恩来审定。《通知》列出当时“文革”中急需解决的8个方面的政策问题，其中有：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改造处理对策；对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工商联及其代表人物的政策；对待自然科学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华侨、宗教、外事、民族的政策；等等。周恩来对《通知》作过多次修改。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遭到严重践踏，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打击和压制。周总理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在可能的条件下和范围内，努力减少和纠正“文革”的错误，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尽自己的可能保护了一批又一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
“立法”保护文化人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不仅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而且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大都受到恣意的侮辱、打骂、抄家、揪斗，违法乱纪事件层出不穷，惊世骇俗。针对这种动乱局面，为约束和制止红卫兵、造反派违法乱纪行径，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一些“文革”中相关的统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等。
1966年8月上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讨论制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的过程中，周恩来和陶铸商议后，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用词，加写了一些限制性政策条文，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科技人员等等。这些意见都被吸收进《十六条》。
为贯彻落实《十六条》中的各项限制性政策，周恩来嘱请李富春与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拟定《国务院八个口（外交、文教、科学三个口除外）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十条意见》强调：要加强对“文革”运动的领导；既要放手让群众敢于革命，又要让群众学会善于革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等等。8月23日，周恩来在审定《十条意见》时在一旁批注：“这十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事、文教、科学三口。”
为向红卫兵进行政策教育，周恩来指示中共北京新市委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8月26日，周恩来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应该成立总的联络站，各区成立分站。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和保护红卫兵，宣传、解释党的政策。
8月30日，周恩来召见中国科学院两个造反派的代表座谈。会上，他询问是否抄了华罗庚的家，对华罗庚曾否揪斗和体罚？他说：把大学教授的家抄了不好。不怕乱，但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针对有些代表在张劲夫发言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周恩来批评说：现在辩论没有个气氛，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乱扣帽子。科学院的人要有科学的态度。
9月1日，周恩来出席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要求红卫兵组织起来，执行党的政策。他说：现在的红卫兵组织并不严格也不严密，会被破坏分子钻空子。在阐释党的政策时，他强调：不要影响和干扰生产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击面不要过宽；对一般资产阶级分子，他没有搞破坏活动，就不要打倒他，不要随意搜查、抄家。在会上，周恩来还特别指出，应当尊重宋庆龄。他说：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她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为进一步对红卫兵进行党的政策教育，周恩来于9月2日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强调：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确的”：“对于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以保护”：“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等等。
为了从总体上研究制定“文革”中相关的各项政策，9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会议商定：最近要抓紧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问题。当天，陶铸根据中央碰头会精神，起草了《关于抓紧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社会政策问题的通知》，报周恩来审定。《通知》列出当时“文革”中急需解决的8个方面的政策问题，其中有：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改造处理对策；对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工商联及其代表人物的政策；对待自然科学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华侨、宗教、外事、民族的政策；等等。周恩来对《通知》作过多次修改。
为华罗庚追回被盗手稿
在“文革”中，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手稿被盗后，致信周恩来，要求追查被盗手稿。1970年3月4日，周恩来就此事给国务院直属口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和周恩来派到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写了如下批示：
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
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
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西尧（当时任周恩来派到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编者注）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
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此事请你们三位办好后告我。
华罗庚听了周恩来批示传达后，“心情激动得难以言状”，表示“只好以汇报我们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工作情况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崇敬之情”。随后，华罗庚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介绍了统筹法和优选法。不久，经周恩来批准，华罗庚带领两名研究生赴上海等地，进行试点，推广统筹法，并应用优选法，成效显著。后来，华罗庚在《呕心沥血为人才》的回忆文章中深情地写道：
我永远不能忘记周总理几年来对我的关心、鼓励和支持，尤其值得怀念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最艰难的1970年。当时，周总理身处逆境，又万务丛集，但他却不顾个人安危和病体，仍然细致地、尽力地保护我，安排我的生活，关心我们把数学方法用于经济建设的工作。
周总理最理解科学工作者的心情和疾苦，为科学家造就了深入实践的机会。在10年动乱中，要是没有总理的批示，我可能不是离开了人世，就是无所作为了。当时，我能和大家在一起，做出一些成绩，都应该归功于周总理的关怀。
“应该向李四光同志学习”
周恩来同李四光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就多次会见他，向他介绍中国*的政治主张，分析当时形势的发展前景。李四光深受感动，情不自禁地对家人说：“我从周恩来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中国就有了希望”。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决心早日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1950年5月，他冲破重重阻力，辗转回到了新中国首都北京。第二天，周恩来就去看望他，高兴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就打算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我想没有个挂帅的不行，一定要等你回来。”
就是这样一位爱国的著名地质学家，在“文革”初期也受到冲击。为保护李四光，周恩来想方设法采取措施。首先，他让北京卫戍区派一些指战员驻在李四光家附近，防止发生意外。其次，他在有关会议上讲话，充分肯定李四光“是个好同志”。1968年12月5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大联合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在谈到地质部的问题时，他强调指出：“李四光同志是个好同志，你们有的人还要打倒他，应该向李四光同志学习”。第三，安排李四光出席有关会议，并请他讲话，以表明他没有问题。如1970年召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李四光出席并讲话。在会上，周恩来讲话充分肯定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中的地位和贡献，促成了当时有争议的两派群众组织统一认识，改善了李四光在“文革”中的处境。第四，在这一年，周恩来提议并经中央批准请李四光就任新组建的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1971年4月29日凌晨，李四光的动脉瘤破裂，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保健医生赶到医院，一直守护在手术室旁，随时将李四光的病情和抢救措施向周恩来报告，直到李四光停止呼吸。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的主要军代表说，中央决定追悼会上一律不致悼词，有关负责同志就没有安排准备悼词。5月2日，周恩来赶来参加追悼会，发现没有准备悼词，非常生气，严厉批评有关负责同志。周恩来沉痛地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词。李林在信中反映了她父亲生前对祖国地质科学工作的关注和希望，以及今后开发利用地热、加强地震预报研究、发展地质力学所提出的建议。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评价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和对我国地质事业的重大贡献，称赞“李四光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周恩来与郭沫若是相交很久、相知很深的同志和挚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对郭沫若的关心和保护也是十分感人的。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郭沫若十分悲愤。他躺在病床上赋诗悼念周恩来：“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