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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重庆的政治气候复杂而微妙。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表面上仍然维持着，但蒋介石竭力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反动主张，想把*吸收到国民党里去，加以溶化，叫什么“溶共”。国民党刚刚召开了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即所谓“限共”。与此同时，各地不断发生逮捕和杀害*人、查封进步报刊、攻击边区、挑起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武装磨擦等各种事件。斗争相当尖锐而又错综复杂。

　　2月18日那天正是农历戊寅年除夕，周恩来副主席在此前两天离开重庆飞抵桂林，尔后即去东南视察，于5月1日回到重庆。

　　周恩来离渝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机构在副书记董必武主持下卓有成效地运转着。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1939年1月5日的决定，南方局常委有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等六人。委员除上述六人外，还有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廖承志、邓颖超、刘晓、高文华等人。

　　周怡向段伯宇简单介绍了当时的形势，明确告诉段伯宇不必去华北，就留在重庆和他一起工作，但要段伯宇找个公开职业作掩护。

　　找个一般性的职业并不难，但要找一个能开展工作，特别是能够充分发挥段伯宇作用的单位和职业，却并非易事。

　　正好，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段伯宇和周怡都喜出望外。

　　春节刚过，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新机构，叫做“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蒋介石自兼主任，让李济深当副主任。蒋对李说：“任潮，我请你来，我把中国分两半，我管一半，你管一半。所有沦陷区的党政工作统统归你管。二分天下有你李任潮一份！”

　　其实这是蒋介石耍的一个花招。他怕李济深住在桂林和李宗仁、白崇禧搞在一块暗中反对他，所以和李济深的儿女亲家吴稚辉联名电邀李济深到重庆就任此职。所谓“二分天下有其一”云云，三岁孩子也不会相信，因为“战地”即沦陷区，由日军、伪军统治着，国民党的军队、政权对其又能有何作为呢？
　　李济深向蒋介石当面提出：“我可以负责，但有条件，一是凡主张抗日的，不分党派，都要用；二是凡闹小宗派的，党派成见很深的人，就不能用。”蒋介石为了笼络李济深，也为了装装门面，留点面子，答应了李的要求，并要李“自己招兵买马”。于是李济深聘请周恩来、张友渔、高崇民、梅龚彬、刘一峰等*人和其他一些进步民主人士担任委员之职。

　　李济深和段云峰是早年陆军大学的同学。李比段高一班。1929年3月，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于南京汤山期间，段云峰联系了几位陆大同学曾设法营救李济深。李济深对此铭感在心。一天，李济深看望了段云峰，邀他也去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职。段云峰婉言谢辞，但提出：“我给你送一个小不点儿去，给你当当参谋。”

　　李济深笑笑，说：“是令郎吧？”

　　于是段伯宇就进了这个机构。李济深正式任命他为视察员。任务是调解战地（沦陷区）国共纠纷，以利于团结抗战。

　　段伯宇向周怡汇报后，周怡很高兴，认为这个机构很重要。段能打进去，既有了公开职业作掩护，又可以了解到不少情况。他向段伯宇详尽地交代了工作任务，规定了联系办法。

　　战地党政委员会是个空头衙门，有职无权，李济深很少来上班，秘书长邵力子也不大来，工作人员也只是签个到，泡杯茶，聊聊天。但是，世界上的事常常是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地下党员段伯宇就通过国民党的这个“衙门”，做了大量工作，为党组织收集了不少情况。例如各战地上报的材料中，有许多诬陷*和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政令、军令”的事例。段伯宇加以收集整理，每十天写一份报告，分送主任和秘书长，内容却变成了国民党闹磨擦、搞反共，使李济深和邵力子能仗义执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批评。

　　段伯宇的出色工作，受到了周怡的肯定。（摘自：《打入蒋介石侍从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