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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九军团，是1933年10月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由红军第三师和第十四师组成的，归红一方面军建制。罗炳辉被任命为军团长，政治委员由蔡树藩担任。此后，红九军团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部队在战斗中人员牺牲惨重，军团下辖的第十四师被中革军委下令解散撤编。1934年10月，中革军委将红军独立第二十二师划归红九军团建制。红九军团在于都临时补充兵员1300余人，在长征出发前夕，整个军团人数达到11500人左右。
    血战湘江，掩护主力红军安全过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古城、于都等地出发，向贡水与信丰河之间开进。突围方向是西进湘西，准备与湘西地区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为左路，攻歼新田、金鸡之敌，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红三军团为右路，攻歼韩坊之敌，向坪石、大塘方向发展；红九军团随红一军团左侧跟进，掩护左翼安全；红八军团随红三军团右侧跟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一、二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前进。中央红军从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山路西进。先后从湖南省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广东省的城口间、湖南的良田至宜章间闯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区。当中央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时，蒋介石已经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1934年11月12日，他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国民党中央军主力薛岳和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77个团从后面尾追；命令粤军陈济棠部共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界地区进行侧面截击；命令广西桂军李宗仁和白崇禧部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带进行下面堵击，企图将中央红军主力围歼于湘江和漓水以东地区。
    中央红军自进入湖南到达湘江以东地区的作战中，几乎天天是白天打仗，夜间行军。加之山路崎岖，一夜也翻不过一个山头。在掩护主力红军渡湘江的战役中，红九军团担负着断后任务，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主力红军前进，指战员们不分昼夜地边打边撤，整个部队长时间得不到休息，十分疲劳和被动。11月28日，敌军桂系白崇禧部正向红军湘江渡口急进，企图夺占渡口。形势非常危急，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的进攻，保证中央红军侧翼的安全。罗炳辉军团长亲自上阵动员，对战士们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顶住，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保护先头部队渡过湘江。”红九军团在牯牛岭和青塘一线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在敌机疯狂轰炸和敌重兵压制下，红九军团处境十分艰险，但英勇的红九军团指战员，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发扬顽强战斗的作风，不顾一切牺牲，同优势的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拼搏，用刺刀和手榴弹打垮敌人整营、整团的一次又一次集团冲锋，阻止了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在胜利完成阻击任务后，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经全州以南的石塘圩到达湘江边，从浅水区徒步过江与主力会合。红九军团立即分成十余路纵队向湘江边强行军，敌军在后面追得很紧，流弹不断从战士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当红九军团部队到达湘江渡口徒涉场时，国民党追兵已经从后面压上来了，情况异常紧张，红九军团指战员们不畏严寒，纷纷跳进冰冷的江水，举着枪支和包袱，有惊无险地涉水渡过了湘江，部队上岸后迅速地摆脱了追敌，与主力会合。湘江之战，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红军大部都安然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元气大伤，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红九军团也大半伤亡，被迫将原有的两个师缩编至3个团。
    驰骋川滇黔边，担任长征的“战略骑兵”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红九军团经三元场和习水，于2月间到达赤水附近。中革军委原打算指挥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到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由于国民党军在长江两岸调集重兵堵截，中央红军主动放弃渡江计划，挥师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再渡赤水河，重新向敌防守力量空虚的贵州腹地进军，并在敌军未弄清红军真实意图时，分兵向南，直逼敌防守薄弱的贵阳城。为了保证红军主力南渡，中革军委决定红九军团暂留于黔北活动，执行掩护的任务。1935年3月底，朱德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致电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和新任军团政治委员何长工，明确指出：“我一、三军团明二十九日继续南下，争取控制乌江，执行新的行动。九军团的任务须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成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红九军团接到命令，即在罗炳辉军团长的领导和指挥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各种有效措施，在乌江以北的金沙和马鬃岭一带大造声势，所到之处大张旗鼓地贴标语喊口号，用红布制成许多旗帜，插上各个山头，配合号兵，旗舞号鸣。部队忽而东进，到白腊坎、南北镇一带活动，并派人调查经湄潭和凤岗去湘西北的路线，扮成红军主力将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模样；忽而又西进，转向西北的松林和芝麻坪方向，摆出红军主力将北渡长江的架势。红九军团的东进西跑，声势浩大，使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还徘徊在乌江一带，赶紧调兵遣将，围剿红军。这样，红九军团迷惑和牵制国民党中央军、川军和黔军共约6个师的兵力，中央红军主力乘虚安全南渡乌江。

良思俊旭

红九军团顺利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的任务后，即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随红五军团南进，准备抢渡乌江，与主力红军会合。不料国民党军已经封锁了渡口，浮桥亦被敌人破坏，红九军团孤军遂被阻于乌江以北地区，处境十分危险。红九军团为了摆脱被动的局面，军团首长罗炳辉和何长工立即召开师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了敌情和军团的处境，决定部队立即转移。黔军尤国才部一直紧紧尾追在后，红九军团几次阻击都未能甩掉敌军。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军团长罗炳辉决定在老木孔附近以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歼敌有生力量，鼓舞战士们的士气。红九军团经过一天一夜的隐蔽急行军，提前在鼓新场的老木孔以南20里处设伏，以逸待劳，准备痛击黔军尤国才部。黔军尤国才部一路追击，未曾遇到红九军团大的抵抗，误以为红九军团不堪一击，压根没想到红军会设下埋伏。待黔军大摇大摆地走进红军的伏击圈，军团长罗炳辉一声令下，埋伏在周围的红军枪炮齐发，子弹和手榴弹成片地飞向黔军，黔军尤国才部猝不及防，在红九军团的突袭下，乱作一团，死伤惨重。罗炳辉乘势率部队猛冲猛打，此役共击溃黔军尤国才部5个团，俘其副团长以下官兵18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极大地威慑了黔军，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是红九军团单独行动中转危为安的关键一次战役。

1935年4月下旬，红九军团离开黔北，向川滇边境进发。4月29日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进占宣威城，红九军团把缴获的大量驰名中外的宣威火腿和粮食分发给广大的贫苦百姓。接着，红九军团又攻占东川县城，召开全县万人群众公审大会，处死了百姓深为痛恨的东川县长杨茂章，并把没收来的积谷、盐巴和布匹等分给贫苦群众。*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迅速在川滇边界扩大，广大贫苦百姓也十分欢迎与支持红九军团，为红军筹办了大批粮食、猪肉和蔬菜，妇女帮助红军战士缝洗衣服，做布草鞋。在短短的一星期内，红九军团筹款达十几万余元，有1500多人加入红九军团。5月6日，红九军团由东川西北、蒙姑以南的因民和落雪坝等地顺利渡过金沙江。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九军团纠集在会东县城东北一带，构筑工事。并派出一个团在江岸机动，随时摆出渡江的架势，牵制九军团经披沙（今称宁南）北上，1935年5月21日于中央红军在礼州会合，结束了历时近两个月的单独行军和作战，胜利地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任务，牵制和消灭大量的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曾亲切称誉红九军团是长征中的“战略骑兵”。

编入右路军，被张国焘裹胁南下

红九军团掩护主力北渡金沙江后，继续跟随红军大部队北上。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跨过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前进。1935年6月中旬，在四川理县、懋功一带，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毛儿盖会议后，中央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由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由原红一、红三军团改编)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组成，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包座，出腊子口到甘南。左路由红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分别由原红五、红九军团改编)组成，在朱德、刘伯承和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准备经查理寺、阿坝，到班佑、包座，与右路军会合后一同北上，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8月底，毛泽东和周恩来率领的右路军已经走出草地，占领包座。但是左路军一到阿坝，张国焘就出尔反尔，百般刁难中央。他先是按兵不动，继而借口嘎曲河涨水，草地环境恶劣，不易通过，公然抗拒中央要他北上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反而提出南下的错误主张。他又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并且妄图以武力危害中央，迫使党中央率领红1、3军脱离右路军先行北上。编在左路军的红32军(原红九军团)，在得悉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后，也强烈要求北进。张国焘为了稳定和控制这支部队，亲自出面与罗炳辉将军谈心，企图拉拢他，并派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到红32军进行煽动性的诬蔑宣传，攻击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是无止境的逃跑，不冻死也会饿死。但罗炳辉将军不为所动，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张国焘的拉拢，明确表示反对南下，要求北上抗日，并收回在张国焘在32军中散发的诬蔑中央的材料，全部销毁。张国焘见拉拢不成，便恼羞成怒，公然说红32军的干部中有机会主义分子，下令没收了红32军与中央联系的电台和密码，使红32军从此失去与中央的联系，并精心策划了对红32军指战员的所谓“改造”。先后以种种借口从红32军调走一些干部，再把其他部队的干部调入，设立自己的“耳目”，并把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反对南下逃跑路线的红32军参谋长郭天民和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分别撤职和调出原部。不久，红32军重新进行整编，罗炳辉仍任军长，李干辉任政委，辖第94、96两师。罗炳辉将军此时实际上已被架空，失去了对红32军的指挥权。红32军被张国焘裹胁，被迫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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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张国焘的所谓“创造川康根据地”南下计划完全落空。红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雅安地区，受到国民党军和四川军阀重兵围攻，部队损失严重，南下时部队一度曾达到8万余人，部队被迫撤向道孚、甘孜、炉霍一带时，只剩下4万余人，红32军也损失惨重。

参加红二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

1936年6月，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转战千里，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甘孜，贺龙向张国焘提出，红二、六军团人少、枪少、子弹少，要求红四方面军给予支援。张国焘看到红32军是原来中央红军的第九军团，不是自己直接带出来的部队，很多干部战士一直对他有看法，难以控制。同时为了拉拢贺龙和任弼时，便答应把32军给红二、六军团。1936年7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二、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罗炳辉任32军的军长，袁任远任军政治委员。这样，红32军终于摆脱了张国焘的控制，并进一步增强了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斗争的力量。

由于南下道路走不通，党中央采取了严肃而灵活的斗争策略，共产国际曾多次来电，严厉批评张国焘擅立“中央”的行为，加上朱德、刘伯承和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积极推动，以徐向前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北上抗日，张国焘才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红32军在罗炳辉的带领下又一次踏上了过草地的艰难路程。1936年10月，红一、二和红四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红32军也胜利地完成长征。1936年底，红32军在环县奉命整编，取消师部，94师与军直属队缩编为280团、282团，96师缩编为286团，由军部直辖。1937年8月25日。红军主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32军部队大部改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一部合编到120师358旅715团。

红九军团，从长征开始后一直担任战略掩护的重任，指战员们以敢打硬拼的顽强战斗作风，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殊死顽强的搏斗，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红军部队实现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在红军长征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