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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刚，1926年11月出生，他原来并不是搞摄影的专职摄影师，而是文字记者。1945年，19岁的他参加了新四军。抗战胜利后，他进入山东大学新闻系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大众日报、农村大众报、沪郊农民报等报社从事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他以前当记者时曾搞过摄影，便于1952年被调到上海市新闻处任摄影记者，负责中央领导在上海和上海历届党政主要负责人活动的新闻照片统发工作。当时，上海的摄影记者少，而政治条件好的又莫过于他，机遇就这样把他推上了统发领导人新闻照片的“新闻官”的位子。从解放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徐大刚利用这一特殊的便利条件，拍摄了许多领袖人物的新闻照片。

　　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

　　1960年春，由于在毛泽东身旁工作多年的新华社摄影部中南海中央首长报道组组长侯波暂时被调离中南海，中央办公厅通知上海市委，借调该市对外文化联络处的徐大刚，速来京接替侯波的工作。

　　其实，在这次去京之前，徐大刚就曾经执行过一次毛泽东主席来沪视察的摄影任务。徐大刚拍了许多毛泽东在上海的珍贵照片。这些照片无论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都十分到位逼真、效果极佳，将领袖心系人民群众的神态抓拍了出来。

　　1957年，毛泽东来上海接见各界人士的一组新闻图片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拍摄内幕。那时，徐大刚将毛泽东和大家围桌而谈的主题照已经拍好，但毛泽东还没有走。徐大刚就想，主席是否还会和其他桌的人交谈呢？徐大刚便耐心等待着……机会果然来了，毛泽东开始一桌桌地与人聊谈。徐大刚趁此机会拍下了许多毛泽东和上海各界人士谈话的珍贵照片。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视察了上海电机厂，会见了厂劳动模范。徐大刚紧紧跟随前后，把握时机，瞅准构图，眼疾手快地拍到了那张在上海电机厂接见劳模的照片——毛泽东拍手走进会场时，右手胳膊肘竟比平时抬高了数公分，好像随时准备倾身去握那边身上沾满油花长满硬茧的工人的手一样。

　　接到借调通知后，徐大刚匆忙收拾行李，启程赴京了。时光荏苒，到了1961年5月，徐大刚在北京中南海跟随毛泽东拍照已经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里，徐大刚亲眼见到毛泽东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毛泽东有时会因那些省委书记或者更大的官员工作做得不够好而严肃地批评教育他们，但毛泽东却从来不会埋怨周围的工作人员。他只要走到寻常百姓中，看到百姓祝他健康，问候他好，脸上便会浮现出灿烂笑容。

　　当时每年的7至8月份，毛泽东都要上庐山召开政治局工作会议，这年也不例外。1961年7月，去庐山开会讨论国家重大事项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徐大刚和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一同乘专机前往。

　　到达庐山的这一天，在乘车前往住处的途中，徐大刚深深领略了庐山的秀美风光。这一天午饭前后，汽车到达一座英式建筑物面前。徐大刚下车后，看到这幢楼门旁写着180号“美庐”的字样，这便是毛泽东、江青在庐山居住的房子。徐大刚和警卫处的其他工作人员则被安排住在原蒋介石卫士们曾住过的后房。此房离毛泽东的房间有一条百多米的过道走廊。

　　在庐山给毛泽东拍照的日子过得轻松而又欢快。为了适应毛泽东的睡眠，徐大刚他们一般也采用白天睡觉，晚上熬得很晚的习惯。毛泽东一般习惯下午四五点钟起床，起床后便出外散散步，看看庐山景色，思考一些问题。

　　当时会议处的同志有意要为毛泽东照相，便以休息的名义请他去庐山的著名景点含鄱口游览。毛泽东乘兴从“美庐”行宫出外散步。徐大刚发现后立即带着相机悄悄地跟上了。

　　当毛泽东在庐山东谷含鄱岭中央海拔1211米的含鄱口极目远眺时，含鄱口外那水色天光变幻之景尽收眼底，可见鄱阳湖千帆竞发的景色；他转过头来，又看到含鄱口南面的汉阳峰古松盘结，北面大月山云雾蒸腾……

　　此地此景之下，饱经岁月沧桑的毛泽东心潮起伏，情不自禁地想起以前写的那首《登庐山》的诗作来：“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站在那里，整个人都化进了天地之间，化进了那充满博大意境的山水之间，他的脸慈祥而又坚定。

　　看到眼前的情景，徐大刚立即屏住呼吸，迅捷地摁动快门，一阵“咔嚓——咔嚓……”声中，为毛泽东拍摄下了一组精美的镜头，这些照片直到若干年以后都被人们连连称好，视为珍品。

　　毛泽东站一会儿有些累了，便坐在一块石凳上休息。这时他脱下了衣服外套。跟在身边的警卫人员上前替他拿着。徐大刚见状，又及时抓住机会，机敏地变换角度，聚精会神地寻找拍摄毛泽东的最佳角度。由于此时的毛泽东有点发福，肚子微微隆起，稍不注意，便会拍得臃肿。于是，聪明的徐大刚就从侧面靠前的角度，又拍了数张毛泽东坐在石凳上凝神远眺思索的照片。

　　当时毛泽东心情很好，由江青、吕厚民和徐大刚为他拍了不少照片，许多照片后来都混淆在一起，而毛泽东在庐山的那两张站立照和坐姿照留在了徐大刚身边。一幅天高云淡，一幅云飞雾腾，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伟人风采。

　　这次上庐山，徐大刚还幸运地与毛泽东合了影，在照片中，35岁的徐大刚戴着黑框眼镜，挽着身躯高大的毛泽东，笑得很灿烂，他的右边衣兜里还装着备用胶卷之类的物件，鼓鼓囊囊，胸前有一根很明显的背带，从左肩斜过右下摆。

　　其实，早在半年前，徐大刚与毛泽东就有过一次交流。徐大刚搞摄影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那就是在重大场合，都要提前半小时到。结束以后，要等其他人统统都走了，他才走。就是这慢走一步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那是毛泽东在瑞金宾馆由耿飚陪同接见印尼代表团的一次外事活动。当时出场服务的摄影记者是徐大刚，文字记者是新华社的一位女同志。活动结束后，她出主意说：“外宾走了，我们上去和毛主席握个手。”徐大刚说：“你不要胡来啊，这是违反纪律的。”她说：“你不去我去，我们地方上的人，能有几次机会见到毛主席？”她就真去了。徐大刚距离毛泽东有二三十米。只见毛泽东笑眯眯地向他这里走过来。他退闪之后，毛泽东又过来了。这时候，警卫看出来了，便对徐大刚说：“你别走。”毛泽东接着和蔼地问话说：“你是上海的？”徐大刚回答说：“我是上海的。”毛泽东又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徐大刚。”毛泽东笑着说：“名字好记。”

　　这次在庐山开会期间，办公厅秘书处打算拍一张主席和记者在一起谈话的照片。大约有关人员在请示时没有讲清楚，毛泽东还以为是徐大刚要求与他一起拍照，就同意了。当时徐大刚并不知此事的内情，身上还背着照相器具。

　　毛泽东一见到徐大刚就说：“你叫徐大刚。”看见大家都在，他很有兴致地对大家说：“给你们介绍个人，这是上海摄影的徐大刚，这是个老实人。”随即，毛泽东要求徐大刚把身上的照相机和万次闪光灯取下，与他并排站立。于是，拍成了这张合影。

　　拍好照片，徐大刚心里想：拍是拍好了，我上哪去要照片啊。徐大刚就向毛泽东请求说：“主席，这照片能不能给我一张作为留念？”毛泽东欣然点头，马上交代工作人员说，这照片要给徐大刚一张。当徐大刚正心下犹疑时，毛泽东看出来了，又爽快地加上一句： “底片也给他。”原来，细心而善解人意的毛泽东察觉到徐大刚期待的心情，所以随即决定连底片也给徐大刚。

　　下庐山之后，徐大刚因工作变动，又回到了原先工作了多年的上海。

　　“文化大革命”期间，徐大刚遭受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1971年被捕入狱。1973年的一天，毛泽东在河南视察时，当地干部要和毛泽东拍一张合影，拍照时毛泽东像想起什么似的说：“哎，上海还有一个拍照的徐大刚呢？！”第二天，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就把徐大刚放了出来。

冒死保存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等的珍贵照片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徐大刚与马达、刘庆泗、张伏年一起进驻文汇报社。徐大刚把新闻照片统发的任务也带了过来。“徐大刚摄”频频再现，只是名字前面加上了“文汇报”三个字。

　　1979年秋，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从云南调到湖北当省委书记，经上海见到徐大刚，说准备去南京看看老朋友，要徐大刚同去。

　　在南京的一次聚会上，徐大刚遇见了王光美。徐大刚问王光美：“少奇同志的照片还有吗？”王光美回答说：“一张也没有了。‘文革’期间都给抄了。”她以为是徐大刚向她要刘少奇的照片。不料，徐大刚却说：“我有。”王光美不大相信。徐大刚接着说：“我还可以寄几张给你。”王光美以为他在与自己开玩笑，喜出望外的同时又有些将信将疑。这时，陈丕显在一旁说：“他的胆子很大，可能有照片在手上呢！”徐大刚回到上海后，从自己的资料库里，找出了6张珍藏多年世人罕见的刘少奇照片，寄送给了王光美。其中有：刘少奇与宋庆龄在一起的照片，刘少奇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一起的照片，刘少奇与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在一起的照片，还有刘少奇接见上海区县干部的照片。

　　原来，徐大刚曾为刘少奇拍摄过许多珍贵的照片，“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攻击江青同志的反革命”，被逮捕关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后，他在那些年里拍摄、积累并保存在报社的2万多张照片资料，被全部烧毁。所幸的是，徐大刚冒死在别处保存了许多宝贵照片，让我们今天得以有机会一睹伟人当年的风采。对此，徐大刚曾经回忆说：“对于刘少奇同志这些照片的收藏，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一样是收藏，收藏一张是反革命，收藏一百张也是反革命，既然如此，那就索性多收藏一点！万一给人抄出来，我就这样告诉他们：这是历史！”

　　不久，王光美收到这些珍贵的照片，心情万分激动，便提笔给徐大刚写了一封热情真挚的回信，表示感谢。信中写道：“徐大刚同志：收到你的来信和六张照片，非常感谢。你冒着危险珍藏老一辈革命家的照片，使我深为感动……”

　　这些照片中，刘少奇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一起的那张照片，记载的是这样一段历史：1964年，全国正在开展社教运动，王光美来上海介绍“桃园经验”，刘少奇同行。刘少奇由陈丕显陪同，在文化俱乐部接见上海各部委办的干部。当时，徐大刚的任务是拍刘少奇和大家的合影照，但当他看到刘少奇一下车，与陈丕显一起满面笑容、鼓着掌步向接见的场所，并且两人神态都很好时，就迅速抓住机会在他俩入座前按下了快门。

　　还有1957年4月宋庆龄在上海和刘少奇、王光美在机场见面寒暄，宋庆龄和魏文伯、曹荻秋在宋庆龄上海寓所的花园中聊天，也都不是当时摄影报道的内容，可徐大刚意识到这些人物此时此地相会的情景或许不再有，镜头可遇不可求，所以，他用相机及时捕捉记录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后，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曾经到上海来征集宋庆龄的照片，徐大刚所提供的资料，是所有中国新闻摄影家中提供得最多、最全的一个。这为宋庆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徐大刚还用摄于20年前的部分尚未用过的历史图片，先后在文汇报发表了《毛主席，上海人民永远怀念您》、《刘少奇同志在上海》、《恩来同志在上海》和《宋庆龄同志在上海》4个画刊。尽管“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闻照片毁损很多，而徐大刚保存得还很完整。

　　更让徐大刚引以自豪的，就是他为周恩来在九江拍摄的那张照片。那是在1961年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有事要去九江一趟。徐大刚得悉这一消息后，就对周恩来说：“我希望随您一起去。”周恩来问：“为什么？”徐大刚回答说：“我来庐山多次，就是没去过九江。”于是，周恩来点头答应了。

　　到了九江，那里的景色非常优美，徐大刚就兴致勃勃地为周恩来拍了4张照片。

　　回到庐山，江青问徐大刚到哪里去了，徐大刚如实说去了九江，为周恩来拍照。江青说拿来看看。徐大刚料知照片一旦到江青手上会有去无回，就多了一个心眼，留下自己觉得拍得最好的一张，将其他三张交上去了。果然，之后就毫无消息。就这样，徐大刚幸运地把周恩来在九江的那张珍贵照片保存了下来。

　　粉碎“四人帮”后，这张珍藏了20年的照片，被刊登在1980年1月8日的《文汇报》上。


为邓小平精彩留影

　　徐大刚的一生似乎注定要与时代人物相伴相随，始终有幸能够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影。其中，以拍摄邓小平的照片最多，时间也最长。从1959年三四月间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时起，徐大刚的镜头里就开始出现邓小平的音容笑貌。他清楚地记得，1960年1月以及这一年的初夏，中央政治局两次在上海召开会议，邓小平在上海；1963年11月，邓小平再次来上海。徐大刚曾经感慨地说道：“那时照片上的小平同志是多么精神啊，满头黑发，目光炯炯，正当盛年。比起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来，他是党中央核心领导中最年轻的一位。”“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也来过几次上海，主要是陪同外宾访问上海，在上海城乡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可若干年后搜集邓小平这段时间在上海的照片，却收获寥寥。徐大刚心痛地想，这对党史国史和邓小平研究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损失！如果自己当年参与为小平同志拍照，这种资料散失的局面，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改革开放后，凡邓小平来上海，徐大刚必随往拍摄。他前后主要拍摄了8张照片，这8张记录邓小平在上海活动的照片有：参加文艺晚会、参观宝钢、接见科学界人士、视察少儿学计算机，等等。在徐大刚寓所的写字台上，还摆放着他与邓小平在西郊宾馆散步时交谈的照片。他从未公开发表过这张照片，但那些作为工作人员走近小平的珍贵时光至今犹在眼前。

　　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连续7年来上海过春节，徐大刚作为中央警卫局特邀工作人员参加了前4次工作，拍下许多独家照片。其中，拍摄邓小平视察宝钢的照片时还有一段小插曲。那天，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听取宝钢负责人的介绍，市领导陈国栋、胡立教一直谦让地站在后面。这可急坏了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因为他需要画面来传达完整的信息。徐大刚只得硬着头皮，请两位市领导站到前面去。陈国栋眼睛一瞪：“人家在做介绍，我上去干什么？”徐大刚赶紧说明：“是摄影记者要发稿。”陈国栋和胡立教笑着相视一眼，非常合作地站到了邓小平身边。徐大刚也举起了照相机，将这个画面摄入了镜头。

　　最难忘的是，偶然拍下与邓小平合影的过程。说起此事，徐大刚说：“我虽然有不少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小平同志，但我们有严格的纪律，不能去打搅他，也不能擅自去要求合影。这张照片是偶然拍下的。”1979年7月，邓小平来上海时，西郊宾馆还是代号为414的内部接待场所。当邓小平与市委接待处处长葛非谈论西郊宾馆的情况时，徐大刚也在场。葛非说：“以前毛主席来上海时，大刚在这里工作过，也可以给小平同志介绍介绍。”于是，邓小平在宾馆里走了一圈，徐大刚就紧跟着，给邓小平一一介绍起毛泽东当年住在这里的情况来：什么地方散过步，什么地方拍过照，河边哪个地方看过鱼群等等。他这个“导游”，当得很是称职。正是这个时候，警卫处的同志拍下了他与邓小平的珍贵的合影照片。工作之余的邓小平喜欢散步。一次散步的时候，邓小平指着满目青翠的林木草地，对葛非说：“那么大的一个院子，平时不用，老关着，花那么多钱养护，多可惜！你们可以对外国人开放，赚点外汇，给‘四化’做点贡献么！”后来，在会见上海市委常委们时，邓小平又一次正式提出，并指定了时间，要求在1979年内做好各种准备，1980年就对外开放。此后，西郊宾馆向世人敞开了大门。随即，中国国内内部宾馆的改革开放迅速展开。徐大刚为自己亲见其事的发端而感到荣幸。20多年过去了，徐大刚越来越清楚地掂出了邓小平这次谈话的分量。邓小平关于向外宾开放内部宾馆的指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思路。上海那些以花园别墅为主的内部招待所，纷纷对外开放。全国各省市的内部宾馆，也都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陆续对外开放，住进了国内外旅游者。

　　此后，邓小平在上海的几次视察活动，徐大刚都随队拍了照，许多照片当时就在各个媒体上与人们见了面。这些照片展现了邓小平的形象，让世界各国的人民知道邓小平在上海，而且身体健康，正与家人一道享受着天伦之乐，平静地过着一个老革命家的简朴生活。这些信息对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来说，无疑是新春佳节里的一大喜讯，所产生的激励与鼓舞，不是几句话能够表达得清楚的。

喜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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