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星的美

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法，应以浪人活动为先锋，以威胁利诱为手段。一、日本浪人有日本帝国及其军队作后盾，他们既“敢作敢为”，又对日本帝国效忠。“帝国之威望，皇军之威力，已深印入中国官民之脑海，故我帝国军民之在华北活动者，殊少遭到辱害之情形。大部浪人之不法活动，中国官民殊少干涉，更少向帝国官署抗议。因此，浪人之活动非常有力，愈益显示中国官府之苟安与无能，增加民众对官府之怨恨与失望。”二、“正当日人，洞悉中日间之纠纷，顾虑其生命财产，不愿对华进出以冒危险，或进出亦限于都市，不敢作不正当之事业”。而日本浪人“无家室之累，有敢干精神”，可以“充分的利用汉奸，通力合作”。“此种浪人，既受帝国之庇护，当然对帝国誓忠，故能迭有所命，虽死不辞。帝国即放纵其行动，中国亦无取缔之勇气”。三、假如个别日本浪人在中国活动不力，或因活动出格而引起外交纠纷，日本政府也可以藉口“莽民”，将其监送回国。这样，既无碍于日本帝国的威望，中国政府对之也是无可奈何，不了了之。

　　正因为在中国使用日本浪人有如此多的好处，所以松室孝良认为:在已完全为日本控制的东北三省，所有的日本浪人及其活动，已不需要，均应“全部取缔”。但对尚未被日本控制的华北诸省来说，不仅不应取缔日本浪人的活动，反而应大大加强。为此，松室孝良建议关东军:速将日本本土、朝鲜及东北三省的日本浪人，全部移至华北，使他们在少数军警的庇护下，去干那些正当日本人和军警不敢干、不愿干或不能干的侵略活动。这样，日本帝国就可以逐渐“培养为帝国先锋之浪人，使深入华北内地作特殊之活动，吸收各地亲日分子，以为帝国消灭华北实力派之羽翼”。

　　在采取何种方式实施对中国的侵略上，松室孝良也作了缜密的分析与计划。他主张“鞭策华北，使其官民对帝国怀普遍的恐惧心”，同时“以走私贿诱手段，作当地官吏性格之试金石”。松室孝良认为:虽然国民党政府在人民群众的要求下，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对比较强硬的对日措施，但这只是装点门面而已，并无多大的实际效果。例如国民党当局针对日本浪人疯狂走私活动所采取的缉私措施，松室孝良视为“一人撒米万人拾”的拙举，感到“可怜亦复可笑”。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告诫日本政府和军队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倘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能够采取断然的强硬措施，日本帝国再猖獗、凶狠，“亦惟有听其自主耳”。因为在中国政府的后面，有四万万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如果中国人民的力量发动、团结起来，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日本帝国所能征服的。“然观今日情形，彼辈基于普遍的畏我心理，卒不敢稍行阻碍。我仍宜继用威吓政策，以使其永久就范也。”

　　为此，松室孝良认为:日本入侵中国，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他建议关东军，要机不可失地乘势进攻华北，以攫取更多、更大的权益。在情报中他继续写道:“帝国如欲对华发动，口实随意可得。故视[现]在中国之官民，诚惶诚恐，对日不敢犯主义，殊极可笑。由此益可窥知帝国之威力，帝国安可不乘势进攻，夺取特殊之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