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在与“四人帮”斗争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由乡村小学徒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从最初的一名地方基层干部成为著名的军事家，由擅长军事工作成为新中国经济领域的主要领导人。他经历了无数艰险，但屡现大智大勇。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先念传（1949-1992）》，系统、详实地展现了他不平凡的革命经历，反映了他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不息而作出的巨大贡献。读来情趣盎然，令人感佩不已。
受命于危难之际，成功地把部队带出绝境
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作战失败，在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势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让主要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余部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当时不仅环境险恶，条件艰苦，而且内部意见不统一，总部机关几位领导干部长期习惯于徐向前、陈昌浩的直接指挥，不把李先念等放在眼里(李先念曾建议西路军余部左右两个支队一起行动，免得被敌人各个击破，但被右支队领导人拒绝，结果右支队全军覆没)。李先念后来回忆说：“把剩下的三千余人，交我统一指挥，我心中无底。”但李先念在这严峻时刻，勇敢地挑起了率领这支严重削弱的部队突出重围的重担。他分析，东面、北面敌人重兵集结，南面是马家军的势力范围，向西入祁连山，虽然是渺无人烟的冰山雪岭，自然条件恶劣，但易于摆脱追敌，对于失败的军队来说，摆脱敌人就有希望和出路，因此坚毅地决定西进祁连山。但当他率领左支队计划翻越祁连山时，领导层发生意见分歧，有人主张回东边，有人主张去陕北，有人主张就地打游击(有几位领导无法说服，只好同意他们留下，结果被敌人捕杀)。当翻越海拔5000米左右的祁连山，到达祁连山河谷时，又有人提出分散行动，李先念根据多数人意见，坚持部队集体行动战胜困难的计划，继续西进。在安西突出敌人包围、进入戈壁滩行进几天后，又有一种意见要求原路返回、退出戈壁滩，再寻路线，李先念没有同意：“这步棋得慎重啊！”他依靠指南针坚持前进，终于到达新疆星星峡，把部队带出绝境。艰难之中方显英雄本色，徐向前对此高度评价说：“李先念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关于安西之战
李先念在关于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和革命回忆录问题的谈话中说：一定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也要尽量做到符合历史事实。《李先念传》遵循了这样的精神，写的详实而有历史厚重感。比如，关于西路军走出祁连山后的安西之战，作战失利并遭到敌人追围，疲惫不堪的红军损失很大。通常的说法是此战是原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决定的，但在逻辑上颇有不通之处，为什么李特会越过最高指挥员李先念，而李先念为什么没有阻止。《李先念传》用李先念的回忆纠正了这一错误说法：“安西是我决定打的，不能说责任在李特。”
关于西路军问题，作为亲历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先念传》以“血染的征程”对西路军的历史、特别是李先念的活动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为人们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实。
西路军问题曾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和热点问题，在“左”倾思潮盛行、强调“路线斗争”的年代，西路军被当作“张国焘路线”的产物，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并且许多西路军指战员因此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受到不公正对待。近二十多年来，对西路军历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而李先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他就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谈话，1983年2月25日提供给中央领导人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1991年7月8日关于《中国*历史》上卷西路军写作的意见，都推动了学术界对西路军的研究。目前，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学术界基本达成了共识，比如：一是西路军西征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在整体上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二是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与张国焘没有关系。三是肯定了西路军征战河西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特别是2002年10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一卷，对西路军作出全面而充分的肯定：“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当然，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西路军问题中值得研究的内容还很多，许多关节点的研究还需要深化，对其存在一些认识分歧在科学研究中也是正常的。
李先念是如何反“左”的
1954年6月9日，李先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这是对李先念的又一个非同寻常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李先念传》透露，在“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里，李先念坚持实事求是、为党为人民负责。1958年，李先念因为“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点名批评，但在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中，他坚持财政部不能“放卫星”，否则“必然加重企业和人民的负担”。《李先念传》这样叙述，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先念表示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并给张闻天提供了一些经济材料，结果在国务院财贸、农林口所属各部委会议上受到批判，被迫两次检讨，但他不顾这些，随后就把全国粮食危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刚开始认为他是杞人忧天，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李先念回答：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他实事求是地汇报了全国粮食购销的严重形势。毛泽东感到很吃惊，耐心地听李先念介绍情况，留他一起吃饭，了解了真实情况，也加深了对李先念的了解。因此，当李先念向中央提出进口12亿斤粮食或更多一些以解决急需的建议后，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能进口20亿斤，更好。”据此后来实际进口粮食43亿斤，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文革”中，李先念被诬为“财贸口最大的走资派”，但他坚持抓业务，针对“文革”初期“破四旧”狂潮严重冲击，先后提出、拟定了《关于财贸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关于当前财贸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关于银行控制支出的通知》等，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下，努力维护国家的财政、贸易的秩序。1967年2月因参加“二月抗争”而处于受批判、作检讨的困境，但他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协助周恩来支撑国务院的工作，特别在粮棉和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生产方面着力颇多，保持了国家经济运转没有中断，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得以维持。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受到江青、林彪集团气势汹汹的围攻，但在主持国务院业务组日常工作期间，努力恢复工业生产，稳定农村局面，安排指导了修建襄渝、焦枝铁路新干线，建设攀枝花、邯邢钢铁基地和六盘水煤炭基地，开发江汉、辽河、大港、胜利、任丘等油田，铺设大庆输油管道，建设十堰第二汽车厂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这些在《李先念传》中都有详细地叙述。
详细叙述了李先念在与“四人帮”斗争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1976年粉碎江青集团，结束了十年“文革”动乱，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前景。对于李先念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的作用，人们长期语焉不详。《李先念传》对此作出清晰的展现：首先是坚定地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粉碎“四人帮”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也是颇有政治风险、关系参与者命运的斗争。华国锋在考虑解决他们时，首先找李先念商谈，是对李先念的信任，而李先念这位长期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德高望重老同志的支持，对华国锋的精神鼓励和斗争决心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
其次是在华国锋和叶剑英、叶剑英和陈锡联之间起了沟通的作用。李先念按照华国锋的要求去见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又把叶剑英的态度告诉了华国锋；叶剑英不了解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的态度，李先念告诉叶剑英：“完全可靠”。事后又把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告诉了陈锡联，建议他去看叶剑英，陈锡联去了。华国锋和叶剑英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领导人，陈锡联也是重要的参与者，李先念在他们之间的沟通，为成功粉碎“四人帮”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再次，对解决“四人帮”具体措施的支持。1976年9月21日，华国锋和叶剑英商定对“四人帮”采用隔离审查的措施。26日华国锋告知李先念，华国锋回忆说：“先念同志马上表示支持”。李先念并同意华国锋“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提议。吴德回忆：“通过这次商量，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其后，他们之间就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和时机又有多次商议。10月6日，决定抓捕“四人帮”，华国锋回忆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解决“四人帮”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在危难中挽救了党，而李先念在这个过程中不避危险的活动，是他为党为人民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关于王明“右倾错误”之辨
当然，如果细究，个别表述还有值得斟酌之处。比如，有著述说李先念在1939年1月在中共豫南特委和军队负责人会议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就需要辨析。一是，关于王明抗战初期的错误，新的研究成果称之为“右倾错误”，因为王明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作为中共党员和重要领导人，王明在当时的信仰、奋斗目标是无可非议的。抗战时期，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维护中国*利益等方面，他与中共中央是一致的。即王明的错误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等方面的错误，不是“投降主义”。中央党史研究室历经数十年、集中各方面专家研究成果的权威之作《中国*历史》第一卷，就是这样表述的。二是，关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定性和批判，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具体是在1943年。此前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肯定了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实际上否决和排除了王明宣扬的右倾主张，但并没有对之批判，更没有在党内通报王明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肯定王明“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对王明的批判。李先念组织纪律观念极强，在中央没有明确指示前，怎么可能会这样做呢？曾有许多著述都这样讲，但不符合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