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笼芯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一夕崩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此时南方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并无力统一全国，北洋军阀袁世凯手握重兵，雄踞北方。经过两个月的你来我往，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协议，只要袁世凯驱清帝退位，拥护共和，则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属于袁世凯，从而实现全国一统。1912年2月14日，清帝退位，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在袁世凯就任总统仪式上，共和派人士被袁世凯“誓守约法”、“捍卫共和”的言辞所陶醉，肉麻吹捧袁世凯为中国的华盛顿，举国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当中。
　　共和确立，此时流亡日本被清廷通缉13年之久的梁启超也宣告解除了禁令。
　　梁启超，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三个字的分量。13年当中，梁启超虽然身在异国，但凭借他那如椽大笔，他的“新民体”文章早已风行全国，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治国之才。袁世凯认为只有和这位当年的变法领袖现在的“舆论骄子”合作，政权才有更加稳定的可能，他和其他北洋权要人物，不断电请梁启超回国。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局势，渴望国家走向美国式民主共和道路的梁启超，此时决定抛弃前嫌，接受邀请，参与到国家的改造中来。
　　梁启超经过天津，受到北洋大臣张锡銮、唐绍仪的隆重欢迎，各省欢迎电报更是络绎不绝。梁启超也被这一现象冲昏了头脑，不无得意说道：“此次项城（袁世凯）致敬尽礼，各界欢腾。”并在给女儿信中写道：“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即全社会，举国若狂。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真有一种生逢其时扬眉吐气的豪情。
　　1912年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进行合并，组建国民党，成为国家第一大党。为了造成国内两党对抗，如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垒一般，梁启超同年成立民主党，后来又吸收共和、统一等政党，1913年正式组建进步党，梁为领袖。
　　进步党奉行的是梁启超改良主义，反对革命，认为如果通过革命手段解决问题，那么革命之后必然又是革命，断无休止时候，其结果必然是“生灵涂炭”、“国势日非”，主张通过不流血的和平方式，让国家走向健康民主的发展轨道。梁启超寄希望袁世凯帮助他实现这一建国纲领，并因此竭力维护袁世凯的中心地位。梁启超的忠心也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在1913年的“第一流人才内阁”中，梁启超获得了一个司法总长的职位，梁启超踌躇满志写下了《治国大政方针宣言书》，阐述了他的建国纲领，为袁政府全身心投入。

二

　　让梁启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并非只是想做一个大总统而已，而是在做着黄袍加身的清秋大梦，他假共和之名，行独裁之实，利用国民党、进步党的鹬蚌相争，坐收渔利。1913年在用武力击败国民党之后，紧接着又将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士赶出内阁。1915年，他先是废除约法、取消国会，然后经过他一手操纵的参议院选举他为中华帝国总统，并在1916年正式称帝，改元洪宪。袁世凯的面目此时完全暴露，共和果实被他完全埋葬。
　　在袁世凯称帝初露端倪时候，梁启超就对其有过忠告，告诫袁世凯帝制必亡，奉劝他切莫一意孤行。1915年6月，他还和冯国璋面见袁世凯，再三劝告袁世凯一旦称帝，只会自取灭亡。袁世凯在梁启超面前表现出他一贯两面三刀的面目，假惺惺说绝无称帝意图，梁启超一时也被蒙蔽，“袁氏语我及冯将军，皆矢誓不肯为帝，其言甚恳切”。袁氏为人，诡诈多变，随着7月间筹安会六君子的横空出世，袁世凯称帝野心已是路人皆知。梁启超终于完全看清袁氏嘴脸，挥动如椽大笔，写出了惊世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袁氏进行了无情谴责，“昊天不吊，今大总统创业未半，而遽夺诸国民之手，则中国惟有糜烂而已”。“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诣国家无穷之戚”。用语十分激烈。梁启超写完此文，专门誊抄一份寄给袁世凯，希望他幡然悔悟，重归正途。袁氏一见，面如土色，马上派人找到梁启超，以二十万元大洋作筹码，要梁启超放弃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坚持认为帝制必然失败，不为所动。1915年底，在袁世凯称帝达到颠峰时候，梁启超抛出了这篇“讨袁檄文”，它犹如一声震雷，惊醒了世人。尽管袁世凯的称帝活动仍在紧锣密鼓进行，但它的不得人心是人所共睹。
　　梁启超不光在舆论上揭发袁世凯，还在武力上做好了与袁世凯的决战，云南都督蔡锷是梁启超当年时务学堂学生，此时正被袁世凯软禁北京，梁启超和他密谋倒袁，此次谋划，蔡锷后来言道：“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师新会先生（即梁启超）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故补注以动天下也。”“当去岁秋冬之交，帝焰炙手可热。锷在京师，间数日辄一诣天津，造先生之庐，谘受大计。及部署略定，先后南下。临行相与约曰：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12月23日，蔡锷在云南誓师反袁，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开始了。

三

　　袁世凯称帝绝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有过处心积虑准备的。文的方面，他通过筹安会六君子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武的方面，早在1913年国民党进行的“二次革命”中，宁赣一役，就将国民党军队击溃。有了这两手准备，袁世凯睥睨一切，有恃无恐登上帝位。
　　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共和只有寄希望于梁启超为领袖的进步党。
　　梁启超扛起反袁大旗，首先在进步党宗旨上进行了检讨，1915年11月18日，梁启超在敦促党人熊铁涯、刘希陶在西南进行反袁活动的书信写道：“吾党夙昔持论，厌畏破坏，常欲维持现状，以图修养。今以四年来试验之结果，此现状多维持一日，则元气多斲丧一分。吾辈掷此聪明才力，助人养痈，于心何安？于义何取？”“吾侪自命为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而不为人所利用。”从这里可以看出，“国中最爱平和惮破坏之一人”的梁启超此时已走出了和平改良途径，决心在武力上和袁世凯一决高下。
　　战幕揭开，蔡锷等陆续发布了由梁启超起草的《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云南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义正词严发出“永除帝制”“捍卫共和”的时代最强音，再次对袁世凯进行了无情痛斥：“政治上未尝示吾侪一线之光明，而汲汲为一人一家怙权固位之私计。以阴柔之方略，操纵党派；以狠鸷之权术，蹂躏国会；以卑劣之手段，诛除异己；以诱胁之作用，淆钳舆论；以朋比之利益，驱策宵小，以虚矫之名义，劫制正人。”可谓将袁世凯面目进行了完全揭露。
　　但随着袁世凯十数万北洋军开至西南，蔡锷、唐继尧一万多人的护国军，呈现出独木难支的窘境，梁启超意识到战争如果要取得胜利，必须策动广西独立，使滇、黔、桂互为犄角，相互呼应，才能图事。于是梁启超秘密潜入广西，全力策动广西都督陆荣廷反袁，陆荣廷听从了梁启超意见，和梁启超联名发布了《广西致各省通电》：“荣廷怵于报国大义，不敢不挥泪以誓师徒，启超虽以文弱书生，亦只得竭才以赞帷幄。”一看即知出自梁启超手笔。
　　滇、黔、桂连成一体，极大打击了袁世凯北洋势力，其他省份遥相呼应，全国倒袁有如风起云涌，势不可挡。袁世凯见大势已去，1916年3月22日，袁氏宣布取消帝制，深知袁世凯狡狯多变的梁启超并未就此罢休，坚决痛打落水狗，他又亲入广东，策动广东独立，并于4月19日成立了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以岑春煊为司令，自己为参谋，对袁世凯继续予以痛击。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气急败坏中去世。6月7日，黎元洪代理大总统，梁启超当即放下武装，致电黎元洪，要求恢复约法、召开国会，中国重新走向了共和之路。
　　再造共和之后，梁启超写作《五年来之教训》，对自1911年国家建立共和到1916年再造共和，作了全面检讨，恳请当政者应当“纯以国家之利害为本位”。尽管各方政要都呼吁梁启超回到政坛，但梁启超坚决辞去，履行了当年对蔡锷所言“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的承诺，这样不为个人私利着想，完全为国家出发的高风亮节，确实让人无限钦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