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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一车战时代也，而北方之戎狄南方之吴越，则均不用车战。左传隐公十年记云：“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又昭公元年记云：“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厄，此戎狄不用车战之明证。吴越不用车战，尚有待于详说，兹由数点证之。


国语越语记伍员谏吴王夫差之辞曰：“夫上党之国(韦注：党，所也。上所之国，谓中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知吴不用车战。伍员又曰：“夫越国，吾攻而乘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知越亦不用车战，此吴越不用车战之证一也。


习用车战之国，以兵车为主力，出师所用车数，每见纪戴。如郑庄公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太叔段於京（左传隐公元年）；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齐桓公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戌卫曹邑(左传闵公二年)；秦穆公以革车五百乘纳晋文公于晋(韩非十过)；其袭郑也，用车五百乘(吕氏春秋悔过篇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作三百乘)。城濮之役，晋车七百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甾于邾(左传文公十四年。赵盾，公羊传作却缺，穀梁传作却克；八百乘，穀梁传作五百乘)鞍之役，晋用车八百乘(左传成公二年)；楚纳宋鱼石等于彭城，以三百乘戌之(左传成公十八年)；郑子产讨尉止之乱，兵车十七乘(左传襄公十年)；共与子展伐陈，用车七百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秦哀公命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左传定公五年。淮南子修务训作千乘)均其例也，而诸书于吴越出师则但记人数，从未引及车数，其不用车战可知，此吴越不用车战之证二也。


薳启疆对楚灵王语，谓晋长毂九百，遗守四千(左传昭公五年)，此以他国兵车之多为虑也。楚灵王问左尹子革语谓“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左传昭公十二年。史记楚世家)；晋叔向谓鲁子服惠伯语云：“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左传昭公十三年)，此以已国兵车之多自豪也，邾茅夷鸿求救于吴，称鲁赋八百乘，邾赋六百乘(左传哀公十年)，此比较他国与已国兵车之数也。卫文公承狄难之后，元年革车仅三十乘，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季年遂达三百乘(左传闵公二年)，此力谋增加本国之兵车也。彼其留意于兵车若比者，以兵车之多少可代表国势之强弱也，而越大夫种请成于吴，但谓越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国语越语)，此与左传哀公元年所记句践以甲盾五千保于会稽相合(庄子徐无鬼篇作甲盾三千)。则越不用车战可知。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载句践誓众之辞谓“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十有三万人”(国语越语作亿有三千)亦未言及兵车，知吴不用车战。此吴越不用车战之证三也。


左传所记战事，颇多关于车战之描写，如韩之战，梁由靡御韩简，辂秦伯，将止之(僖公十五年)；城濮之战，胥臣蒙马以虎皮，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僖公二十八年)；邲之战，楚庄王乘左广以逐赵旃，赵旃弃车而走林(宣公十二年)；鞍之战，韩厥中御而从齐侯，左右皆死。(成公二年)。若斯之例，不胜枚举。而记吴越间战事则毫无车战之迹，其记吴与楚齐诸国战事，亦惟见楚齐诸国用车战。左传而外如国语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所记吴越间战事及吴与楚齐诸国战事亦然，此吴越不用车战之证四也。


习用车战之国，以兵车为至宝，苟能夺获敌国之兵车，断无不留供已国之用而悉以赠他国者，如楚庄王伐宋，获五百乘(史记楚世家)；郑公子归生伐宋，获甲车四百六十乘(左传宣公二年)；楚宋并未以获得之车赠人也。而艾陵之役吴得齐革车八百乘，夫差乃悉以赠鲁(左传哀公十一年)，虽云酬鲁从战之劳何竟不留用一部分，举八百乘畀鲁，等弃之。此必吴不用车战，故视兵车若不足惜。即吴可以推越，斯又吴越不用车战之证五也。


然则吴越何为而不用车战耶？其原因有二，一由吴越之地水多陆少，车行不便，故前举伍员请夫差之辞谓不能乘上党之国之车。理由即为“陆人居陆，水人居水”(国语越语)。淮南说山曰：“方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