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为何文革时敢斗彭德怀 主席态度起变化
时间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一天上午,戚本禹叫我到他办公室,气冲冲地(仿佛刚从什么地方回来,很可能是刚刚从江青那里回来,我没问)跟我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我当时也没多想什么,他让我去就去吧?就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我本人的觉悟和认识,我也不会提出什么--我所想的,倒是戚本禹交代的任务,我一定好好去完成?
可能就是在戚本禹跟我谈话的当天下午,我到阜内大街地质部机关(那里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联络站)找朱成昭,见面后,我跟他说了这件事?朱成昭表示接受这项任务,但他说:“我去不了,可以派我们的王大宾带几个人,他很能干,一定能完成任务?”就这样谈定后,我回到钓鱼台,向戚本禹“复命”,他没说什么?几天后,戚本禹收到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一份材料,其大意是:他们到成都和彭德怀谈了五六个小时,彭比较详细地谈了自己的历史,说他不反对毛主席,也不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因而对要不要揪彭发生了疑问。
就这件事,戚本禹跟我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戚本禹一方面批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上当了,受骗了,同时又直接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团”的头头韩爱晶打电话,让他派人去揪彭德怀。而这也就是后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两个学校红卫兵互相争揪彭德怀以及联合批斗彭德怀种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所在?在到成都揪彭德怀的问题上,我奉戚本禹之命去通知朱成昭,这是彭德怀在“文革”中遭受厄运的一个重要的具体环节,也是我的一个严重错误。
这个问题,即到四川揪彭德怀问题,对我来说迄今还有不少谜,我认为很多写彭德怀的书,也没完全说清楚?尽管戚本禹当时很狂,我看他也没有胆量擅自决定这件事?当然,他内心是赞成和主张把彭德怀揪回来的?据有的关于“文革”的书上说,早在1966年4月12日,戚本禹、关锋在一份材料中,提出对彭德怀任三线副总指挥“有保留”和“反对”。
6月16日,他们又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又说:“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事情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对这些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在审判戚本禹的法庭上,戚的辩护律师说:“戚本禹指使学生把彭德怀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是江青首先提出来,要'把彭德怀弄回来',在这之后戚本禹才指派学生行动的。”
这样说,我觉得符合实际情况。然而,江青为什么敢于提出“把彭德怀弄回来”?说到底,恐怕还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态度起了变化。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并撤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到1965年他又亲自点将,让彭德怀参与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并于9月23日约彭德怀恳谈,说:“老彭,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派你去西南,这是党的决定,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你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经过开诚布公的畅谈,彭德怀欣然领命:“主席,我听你的,我去西南!”
然而时间没过3个月,即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很好”,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尽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并非对着彭德怀,但毛泽东这话对彭德怀来说肯定是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