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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六年三月初，克林顿发现，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开火的事突然可能成真。他把注意力放在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夏利卡什维利在与国务卿及国防部长达成协议后所准备的惊人、坦率报告上。三月五日，中国宣布将进行飞弹试射，从大陆对距台湾主要商港不远处的外海“目标区”发射地对地飞弹。两天后中国开始试射飞弹，在那段极短的时间内，克林顿处理美国外交政策的能力再遭考验。


　　克林顿召集国家安全顾问到白宫研究可能的战争形态及美国的反应。在波斯湾战争期间因机智及务实作风而赢得好评的四星上将沙利卡什维利已准备好一份附有图表的活页报告，现在这份报告放在克林顿面前，报告中用梯形来显示万一中国发射的一枚弹道飞弹射偏，实际命中台湾，或是如同情报所指出，大陆故意把飞弹瞄准台湾目标，或者是解放军已集结在台湾对岸的十五万名部队攻占台湾所控制的金门、马祖等外岛时，情势可能升高的状态。


　　中国在台湾三月二十三日举行总统大选前数周升高军事演习的步调，情势的确可能有失控的危险，美国却无法控制会促使情势升高的两造。美国情报界的评估是，中国的军事演习并非犯台的前奏。相反的，中国是在进行威吓，从事炮舰外交。然而，美国军事舰长，特别是人称沙利的沙利卡什维利希望白宫没有人会轻忽有发生意外事故或错估的真正危险。这位将军静静坐着，修剪过的头发露出灰色，绿色军服胸前挂满战斗勋章。


　　当他坐直时，开阔的脸上没有平时的幽默，他的举止充分说明了他提交克林顿总统的评估报告十分严重。各军种参谋首长都直言无隐。他们对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并没有很高的敬意，因为他做出了引起这场危机的决定――去年春天给予台湾李登辉签证访问美国时，他们并未获得咨询，虽然核发签证引起中国军事反应的事实已足以证明应把他们列在团队内。现在既然结果已经发生，他们决定尽量专业的把情形说清楚，先指出克林顿面临的危险，其次提出，系列令人不愉快的选择方案，若是一方面开始开火，他就得从中选择对策。


　　沙利卡什维利的报告使克林顿感到事态严重。意外爆发战争的风险相当大。他的眼光离开沙利卡什维利的报告后，环视坐在桌前的国务卿克里斯多福、国防部长培里、国家安全顾问莱克，然后告诉他们他非常震惊。台湾情势就如一桶火药，他们必须竭尽所能防止即将发生的浩劫。他说，他不希望沙利卡什维利在简报中提到的任何可怕的情况出现。克林顿不必提到一九九六年是大选年，与中国发生难以预测的军事对抗，美国人可能死伤，都绝不是他在即将来临的竞选活动中所乐见的背景。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还记得美国在索马尼亚的任务对克林顿政府第二年所造成的损害。


　　克林顿说，此外，得有人把李登辉必须让步的讯息告诉台湾，因为克林顿不能冒每次李登辉想到美国参加校友会或在夏威夷打高尔夫时，美国就有可能卷入战争的风险。传达这个讯息的任务落在美国安全副顾问柏格和主管政治事务国务次卿塔诺夫身上。他们将安排在纽约与李登辉的高级助理私下会晤，并与他严肃讨论美国的希望。但那个周末无论克林顿或他的顾问都未处理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协防台湾会到何种程度？


　　一九五八年时，美国军舰曾为台湾军方的补给舰护航到距中国大陆海岸线一里内之处，使台湾部队能为金门马祖驻军卸运军火和补给品。大陆方面若射击，一旦有偏差就可能击中美国军舰，使情势升高，导致战争。


　　但在一九九六年，几乎没有人认为，一旦这些外岛攻击时，美国会因协防这些岛屿而冒战争的危险。在一九九0年代，台湾军方已减少金马有遭中国占据之危。五角大厦官员认为，紧守金马是冷战时期的过时观念。这些岛屿本身实际上已成为博物馆，处处是密如蜂巢的地下碉堡、营方和弹药库，并以坑道连接。在一九九九0年代，走过这些坑道的观光客比军人还多。


　　不过，中国只要攻击金马外岛等台湾所控制的领土，台湾三军仍然准备进行报复。一九九六年初，台湾军事指挥官在向美国官员私下简报时，曾概述他们打算对大陆进行的各种空袭。他们在地图上指出空军基地、飞弹基地、雷达设施、补给库等地点，表示将以自己的轰炸机和飞弹予以摧毁。


　　看来好像只要丢下一根火柴棒到这个火药盒，爆炸就可能发生。向克林顿提供建言的顾问，每个人年纪都比大，外交政策和危险处理的经验也比他丰富。毫无疑问，他们正在验收去年五月克林顿突然同意了李登辉访美的结果。李登辉的政府曾保证，李登辉那次访美之行将是“私人访问”，在他的母校纽约州绮色佳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


　　但等李登辉抵达时，康奈尔大学却布置得好似举行政治大会，而且他那透过电视向世界各地转播的演讲也绝对称不上是私人性质。李登辉在演讲中宣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主权，数百名支持者挥舞国民黨黨旗大声欢呼，而这些旗帜正是蒋介石流亡政府的象征。


　　一九八八年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逝世后，李登辉成为第一位土生土长的台湾统治者。靠着开朗的笑容、优雅的风度和天生的精明，他在台湾政坛左右逢源，即固守国民黨的传统根基，也争取到台独的选票。受过日本和美国教育的李登辉对于与大陆建立桥梁或抚平中国内战的伤口没有多大兴趣。相反的，他把焦点放在分离主义的政治动作上。


　　利用巨额经费作后盾，他还收买了二十多个愿意正式承认台湾（并与中国断交）的小国外交关系。不论与大陆进行何种谈判，他都带着恨意进行，国民黨内也有人怀疑他在关键时刻破坏两岸对话。他对统一问题保持一定距离，坚持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共產黨一黨專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就不会放弃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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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五年他表示愿捐联合国十亿美元，以买下联合国大会的席位。他还规避自己政府的官僚体系，聘雇华府的一家公关公司就此事向美国国会游说，表示台湾的总统应能访问美国。这也显示他知道美国是他提出自己主张的最重要的地点。这个讯息很简单――台湾与美国抱持相同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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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宣布试射飞弹时，正停泊在菲律宾马尼拉湾的美国航空母舰独立号结束了港口访问，把在岸上休假的水兵召回船上，次日，亦即三月六日上午，这艘巨型军舰启航穿过吕宋海峡北行向台湾东部前进。第七舰队指挥官克里明斯也悄悄集合部队。
　　然而，五角大厦内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悬在空中的问题：如果数百或数千美国军事人员拥进台湾，他们该在何时及何种情况下离开？自从华盛顿与北京在一九七二年签署海上公报及一九七九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即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军只要部署在台湾，即使是防卫性质，都会被北京视为入侵。中国一定会在联合国提出这种主张，而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享有否决权，可用来在很多关乎美国安全的重要问题上不利美国，例如防止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围堵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维持巴尔干半岛和平等。
　　克林顿的许多顾问，包括即将去职的驻北京大使芮效俭都认为，如果克林顿过去曾把注意力放在对华政策上，他应该可以预见国会议员会以压倒性多数支持让李登辉访美，并透过及早与北京协商而防止这次危机。若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澤民举行高峰会，将可使克林顿政府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接着他可在更轻松的情况下解释何以在政治上必须让李登辉赴美进行非正式访问。随后的访问――先是江澤民以国宾身份访美，然后是台湾领导人以私人身分来访――将可使克林顿对以后的事件免疫。
　　但克林顿没什么时间关心外交政策。他宁愿匆匆处理危机。在就职的第一年，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位国防部长亚斯平打电话给中央情报局长吴尔西说：“你不认为我们接任这些职位后，我们会实际与总统见面并讨论我们的政策吗？”吴尔西不由得笑了。他向亚斯保证，他应邀参加的白宫会议没有一次不是有亚斯平在场的。吴尔西太了解克林顿缺乏焦点了。在克林顿政府成立了头半年，吴尔西和他的情报官曾多次在椭圆形办公室外的接待区侍命，准备向克林顿提出每日情报简报，克林顿经常让中情局苦等数小时，而且总是在最后取消简报。一九九四年九月，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男人驾驶一架西斯纳小飞机冲进白宫南苑，显然企图行刺总统，结果飞机坠毁，当时中情局总部流传的一个笑话，这个飞行员是吴尔西，他的目的只是想与总统约定见面时间。
　　国家安全顾问莱克同样有无法见到克林顿的苦恼，但莱克本人也不注意中国问题。莱克在五十六岁那年重返华盛顿加入克林顿的新政府，显示的是一个坚持原则的汉子终于有了回报。莱克原是基辛格辖下一小群助理中的一员，这些助理在一九七0年了解尼克松和基辛格终止越战的方式只会使战争升高，并使冲突扩大到柬埔寨后，理想毁灭，莱克即力图在道德原则和国家利益之间取得协调。基辛格依赖“实事求是”，不感情用事的方式平衡潜在敌国的力量，以增进美国安全，莱克则相信以实力和道德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他自认是新威尔逊主义者，对世界事务不天真，但时时意识到领导人的道德要求。
　　基辛格的世界尽是实力和现实主义，陷在战区的农民和难民命运如何，夹在大国冲突旋涡中的柬埔寨等小国命运如何，一与大局相较，都显得无足轻重。基辛格已经学会为了政治权宜而在道德上施以口惠，但他极少真的实现这些口惠。另一方面，莱克却人性本善，且也有为恶的潜力。莱克认为，由于邪恶无法完全摧毁，尽力减低邪恶是政府和领导人的责任。
　　这个道德观轻易在克林顿一九九二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作战室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擅于拟稿及制造双关语的莱克在草拟攻击布什外交政策的行动时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员战将。虽然选战主轴后来转为内政问题，克林顿的顾问仍认为，他们必须在所有问题上反对布什。
　　莱克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基辛格在尼克松时代所负责的这个职务，是对他个人的极大肯定。但莱克与基辛格不同，接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就决定不掌控决策过程。事实上，他认为这个职务的性质是协调及浓缩全体国家顾问的各种意见。这种不偏不倚的方式持续了不到一年，之后，原先曾赞扬莱克的一些人转而抱怨现在出现的是更多马基维利式的权谋本能。
　　克林顿入主白宫时，对于与他们所称的中国领导人进行高层对话没有兴趣，克林顿团队较有兴趣的是针对人權、武器扩散、贸易障碍等问题对中国施压。在里根政府时代担任驻北京大使的基辛格亲信洛德现在出任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负责处理对中国政策。
　　洛德告诉新政府，如果美国愿对中国展现强硬手段，中国会依从美国要求。洛德在新职获参院认可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一九九三年五月飞到北京，并告诉中国，克林顿即将对人權问题施出极为强硬的手段，为续延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定下条件。他对中国说，如果中国不答应美国条件，改善人權纪录，美国将对当时每年进口到美国市场的两百亿到三百亿美元大陆商品课征很高的关税，使中国失去竞争优势，从而经济受损。
　　克林顿一直按照国务院的强硬立场行事，直到财政部长班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鲁宾、商务部长布朗及政府内部其他主张与中国加强商务的官员终于使他相信，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不因受制于人權这个单一议题为止。中国是亚洲安全的要角，可能是促使北韩放弃核子野心的关键，中国有庞大的经济，可能再二、三十年就能与日本匹敌，中国在联合国有否决权，可与俄罗斯或欧洲合作，在伊拉克、波士尼亚等各种问题上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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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莱克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公开表示，他希望主导对华政策。克里斯多福认为这是大动作，因此反对。莱克说，他不曾在未获克里斯多福同意的情形下这样做。但一九九六年一月起，他仍开始请中国问题专家到白宫，向他们讨教，他知道他们曾劝他介入对华政策，甚至敦促他前往中国大陆访问。压力逐渐增强，当情报显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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