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龟

　　“国光”作战计划
　　1961年4月1日，蒋介石下手令，成立一个名为“国光作业室”的新单位，指派“国防部作战次长室执行官”朱元琮担任主任，并调派三十余名来自陆海空军各个兵种的将校级军官，即刻进驻位于台北郊区三峡镇大埔，一处原定作为“行政院战时疏散办公室”的营区里。
　　“国光作业室”才成立不过三个礼拜，1961年4月底的一个早上，蒋介石就召集“国光作业室”核心参谋将校，在三峡大埔营区的地下兵棋室开会。
　　蒋急切地要参谋取来一张又一张的大型地图，多半是福建、广东沿海的军事地图，他不断端详那些地图，不时陷入沉思。在朱元琮的记忆中，蒋介石当天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头一次开会，“副总统”陈诚在会议桌上说了关键性的一段话：“我们的力量只够支持初期的登陆作战，登陆成功以后，就要靠在大陆上以战养战。必须以三个月的战备，包含军需民用，打六个月的仗，以后的人力、物力只靠台湾是不够的，要从大陆就地补给。”
　　冲着陈诚这句“以三个月的战备，打六个月的仗”，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台湾岛内征收“国防特别捐”，据估算，这项专门为实现蒋介石反攻梦想而征收的“国防特别捐”，总金额约为新台币二十亿元。这二十亿台币，就是蒋先生的“赌本”。
　　朱元琮回忆：“老先生认为，光是依靠台湾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命令经国先生到美国去，希望能说服美国政府，支持我们‘反攻大陆’的计划。”
　　“国光作业室”成立两年后，1963年9月6日，蒋介石命令蒋经国（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到华盛顿密见美国总统肯尼迪。但是，由于1961年4月猪猡湾事件突袭古巴失败的教训，以及考虑与北京进一步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斯时中美两国早已密集展开于维也纳、日内瓦的秘密会谈），肯尼迪拒绝了蒋经国请求美国支持“反攻大陆”的构想，尽管蒋介石的意思仅止于“美国出枪炮，台湾出军队”，也并未得到肯尼迪当局积极响应。
　　根据蒋介石的一份秘密谈话记录，蒋介石曾经亲口透露，1964年4月间，美国国务卿鲁斯克（David Dean Rusk）访问台湾时，曾经与蒋介石讨论越南问题，当时蒋介石曾经表示，要赢得越战，必须切断自中国大陆至北越之交通线。
　　这份秘密谈话记录显示，蒋介石当面向鲁斯克建议，使用国民党部队占领北越与云南、广西边境的若干军事据点，截断大陆与北越的联系。但是，鲁斯克并未采纳蒋介石的这项提议，显然，美国人清楚蒋介石的目的，是想借着“协助”越战之名，行“反攻大陆”之实。

涵冰

蒋介石事后表示，1964年7月以前，共军尚未在云南及广西地区加强兵力布署，他向美国建议，假使能以空降方式，将国民党军送入这一地区，将可有效控制这一带地方。由于美国不接受他的建议，老先生曾向人抱怨，1964年8月以后，整个局面为之改观，共军大量增兵云南、广西。

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透露了曾经向美国提出的另外一次“反攻大陆”计划：“有一时期，有些人主张攻取海南岛，认为此举可以牵制在华南共军，并可以支持越战，但是此一主张过去可能有利，目前已经失去意义。因为共０（蒋对大陆的蔑称）亦已经在海南岛增兵，并且进占海南岛。”

为此，蒋介石亦屡屡向美国方面抱怨：“‘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始终愿意协助越南及美国，解决越南问题，但始终无从获得提供援助之途径。”

虽然接连遭美国方面拒绝，蒋介石并未就此放弃他的圆梦计划。事实上，蒋介石早有心理准备，他心知不能完全将赌注放在美国身上。

多年来，因惟恐美国强力阻挠他“反攻大陆”，蒋介石巧妙而慎重地布置着他的秘密计划。为求万无一失，并避免美国从中破坏，蒋介石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大量争取美援，厚植军事实力，另方面则是掩护他真正的反攻计划。他的“明修栈道”，是由“国防部”的余伯泉将军，草拟一套蒋美联合“反攻大陆”的“巨光计划”。而其“暗度陈仓”，则是委由朱元琮及其麾下众多将校参谋，日以继夜秘密从事的“国光计划”。

大陆造出原子弹的对台影响

以这套两手策略的手法，从1961年4月，到1965年6月，蒋介石整整对美国人虚与委蛇了4年多时间。从1949年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酝酿“反攻”已经有16年时间，他判断，1965年前后，大陆内部正忙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对外防备松懈，是对大陆动武的大好时机。

1965年6月16日，蒋介石在主持纪念黄埔军校校庆时，在台湾凤山陆军官校的大校场上，对着全体国民党军高级将校，和受校阅的官校学生，慷慨激昂地向将校们训话：“大陆在我们手里丢掉，就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它拿回来！”在这篇训话的尾声，老先生竟然出人意表地当众宣布：“我们在大陆上再见！”

证诸史实，蒋介石这句“我们在大陆上再见”其实决非造次之言，老先生已下定决心准备大干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