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属于

抗战研讨中的十个误区
一、“蒋介石是抗战领袖”
先举两个例子。
例子1：一座城市沿河地区一直“脏、乱、差”，老百姓呼吁修整均被来自A区的市长甲反对并压制，来自B区的议员乙一再呼吁，最后得到大多数议员赞同，被逼无奈工程得到通过。此后甲仍然消极，仅在离他家较近、他经常去钓鱼的某区段从财政上拨了明显多的款大修，在其他地方的整个工程，除了上级拨款外，多是乙拿方案、议会通过，乙和其他人四处募捐得以完成。
您说说看，此后工程搞成了，沿河的老百姓念谁的好儿？是市长甲？还是议员乙？（虽然从全面上看，他当时是这个市的市长，但具体）在这个工程中，市长甲起了领导作用吗？相反，我看是阻碍作用。有人说了，财政的钱都是他签批的，所以他是领导。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虽然他是市长，但不能说这个市就是他的、这个市的财政局就是他家的，他签字拨款，不过执行议会的决定罢了，而且他态度消极，甚至在拨款上还有私人有动作，怎能夸大他的作用？
例子2：一个来自外多个单位大团队外出旅游，其中来自警察局的人数较多，于是大家推举这伙警察的头头蒋为旅游团的临时负责人。行至某地，遇到强盗来抢劫。强盗先抢A单位的韩某，蒋要求忍让；又抢B单位的张某，蒋仍要求忍让，C单位的毛某呼吁抵抗，很多人响应，但蒋压制；此后强盗又抢多人，终于轮到这伙警察了，在毛某的呼吁和强盗的压力下，蒋才同意抵抗，由于蒋指挥不力，警察和众多游客很多受伤后，蒋等警察才把自己的行李转移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此后蒋等警察一门心思保护自己的行李，强盗抢劫其他游客他们不闻不问，仅仅在强盗威胁他们自己时有所抵抗，而且由于私心让其他单位的游客又有一些受伤；毛某则一直组织人骚扰强盗——因为体块小，无力打倒强盗，但强盗抢其他人时，他就上去踢几脚、打几拳，强盗回追时，他就退到地形有利的地方依托地形敌打强盗、保护自己，如此一来，尽管自己身上挨打很多，但强盗经多次击打也身上疼痛难忍，最后见其他旅游团队来了，就悻悻然跑了。
大家说说看，能把蒋说成是抗击强盗的英雄吗？
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实际上不是统一的。各党派、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内斗不断。各党派、地方势力的高层，相当于董事会，是决策层，大家商议制订决策；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相当于总经理，是高级执行层，根据决策制订具体决定；各种势力的下层、全国人民，是具体执行层，执行国民政府的具体决定。若非抗战，各党派、地方势力对蒋介石这个“总经理”是不认可的。在抗战中，在决策层面，也就是说在“董事会”中，蒋介石处处被动、消极，抗战旗号的打出、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建立、停止内战的确定、持久战战略的提出、人民战争理念的推行等等，统统都是另外一个“董事” ──毛泽东代表的中国*首倡、推动的。现实如此，蒋介石这个“总经理”能算“抗战领袖”？
二、“非共即国”
判断国共抗战贡献，首先得分哪个是国、哪个是共？多数“右右”采用“非共即国”的办法，即凡是算不到GCD头上的，统统算到GMD头上。
凭什么？按普通的理解，是因为那些军队都挂了“国民革命军”的“帽子”，可GCD的军队也挂着呢！为什么不干脆把GCD的几乎所有抗战功劳（除了“皖南事变”后的新四军）都记在GMD名下呢？
据笔者所知，“淞沪抗战”最前线、最早抗战的一个旅长是青年党党员，第八集团军曾有个总司令是第三党党员，还有个党在组织海外捐款上贡献极大，更不用说大量的低级军官、士兵根本无党无派（这才是绝大多数！）──如果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就把功绩归于他，那么我要问：美国二战的功劳算谁的？民主党一家吗？──即使貌似GMD的各派地方军阀，也本来就是GMD（尤其老蒋集团）的死对头，老蒋在抗战中也使了好多手脚让他们付出了很多不应有的牺牲。怎么能用他们的鲜血为老蒋涂脂抹粉？
三、“日军死伤在谁的手里，就全算谁的功劳”
反例：我是操作原子弹的，一颗下去几十万敌人死亡，这个功劳就算我的吗？
当然不能这样算。现代战争，并非“人杀人”，根本上是“武器、弹药杀人”。中国抗战之所以被动，就是因为国力弱，工业跟不上。问题不完全、或者说根本不在军队本身。在国内各种势力之间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汤恩伯打仗并不怎么样，但因为武器好，对日作战中也打出了一定名声，我们能随便称他为“抗日名将”吗？
再者，战争的目的，本身就非人命而是利益──如果人命高于一切，面对敌人的侵略大家干脆投降算了！──既然如此，打仗，就不仅应该比人力损耗，也要比物质损耗。正如一位市长拿财政的钱出去办事，判断其功劳要看投入产出比：因为钱是整个城市的，不是市长个人的。他花百姓的钱越多，个人的功劳（如果存在的话）就越小嘛！
四、“死人多少决定算否‘保存实力’”
这个论调听起来很容易理解，但在下认为，正因为如此，这个说法显得浅薄。其“浅”之所以很容易被人理解，是因为：其一，在时间段上对短期（比如一年以内乃至同期）的确如此，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军如果不在朝鲜战场上死人，就更有力量对付台湾；其二，在死亡结构上，如果伤筋动骨则实力必受损，如瑞士这样的小国，一旦大打，则可能适龄男性就大半损失了，自然没有实力搞别的举动。但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这两点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反例是抗美援朝，我军死伤几十万，从一个稍长一点的期限看军力受损了吗？没有，反而越打越强！抗日战争亦然。有人说国共两方面都在“保存实力”以准备内战，其实我看是冤枉了两方面。因为直到1945年上半年，双方都没有想到日军会在短短几个月里失败（大家估计可能发生的内战恐怕至少要到1947年以后），谁怕死人而影响内战？没有怕的道理。因为中国人力资源太丰富了，即使死了几万、几十万士兵，有个一年乃至几个月的时间完全可以补充上来。相反，打仗，可以象抗美援朝那样锻炼队伍，哪里用得着“保存实力”？
五、“死人多意味着抗战积极”
瞎扯！就说老蒋指挥下的牺牲了那么多将士，流的是老蒋自己还是他的亲人、亲戚、亲信的血吗？都不是！牺牲了1个士兵，掌握着国家资源的老蒋完全可以征上来2个、3个，用得着他心痛吗？相反，如果士兵死的多是因为他指挥错误，更进一步，就象例子2那样是为了保护他或者他的亲信运送自己的私人财产（豫湘桂战役时，汤恩伯就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家私。这种情况下，抗战的直接作用是什么？保证他运送自己的私人财产嘛！），则死人越多他的错误乃至罪责越大！
战争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民，而士兵难道不是人民？所以，合格的指挥者应该尽可能选择合理的战略战术，尽可能减少将士伤亡──牺牲，是不得已的。而高级指挥者用不着流血，其职责就在于动脑子、选择战略战术嘛！（就象市长在投资项目中的职责，是好好做规划、多听证、多协调，而不能把“慷全市人民之慨”多花钱作为他的功劳嘛！在一定程度上，多花钱，也许正好说明他的失职！）战略战术选择不当，导致将士损失过大，本身就是高级指挥者的失职；如果牺牲者更大比例是高级指挥者的政治对手，则高级指挥者更要背嫌疑；再进一步，如果将士的牺牲是为高级指挥者自己（或者其小团体）利益服务的，则高级指挥者有罪！象前边提到的汤恩伯的那种情况，更是性质特别恶劣的严重犯罪！
六、“‘打败敌人侵略’就是‘打败敌人’”
这是不同的。正如一位妇女抵抗歹徒强奸，即使最后自己受伤比歹徒重十倍，只要逼迫歹徒罢手，就是（抵抗强奸的）胜利。比伤势、乃至非要要求把对方打得跪地求饶才算“胜利”，这个要求是站不住脚的。
七、“日军=日本人中的军人”
反例：金宋战争时，其实攻打宋军的很多是汉人，有时甚至以汉人为主导，研究历史的谁不把他们当“金军”看待？就抗日战争而言，除日本人自己外，日军应该包括其军队中的朝鲜人（据日本人1973年的资料，在华朝鲜人有160万之多），也应该包括伪军。当两军对垒时，当然是一方代表中国军队，一方代表日本军队，伪军也是代表日军嘛！
八、“*军队未打大仗”
其实就日方来说，对GCD军队拿出数万军队以上的作战次数并不少，投入兵力至少十个加强大队、一万五千人以上的作战有上百次之多；投入三、四十个大队，五、六万以上兵力的扫荡作战也有将近二十次； 1941年扫荡晋察冀动用了八十多个大队十多万人。
扫荡的规模，与政府的“会战”存在口径的巨大差别，这一点需要注意： 口径差别之一，是伪军因素。严格而言，伪军也属于日军——伪军是不打“政府军”的，而“扫荡”时，伪军的量一般不少于日军数量。 口径差别之二，是“一线部队”因素。比如长沙会战，是日军第十军对薛岳，但第十军要管很大地盘，要保障自己的部队一旦不利有退路，真正投入一线的充其量占60%就够大胆了——这也正是日军一旦被消灭7、8千人就不得不撤退的原因——一线部队规模没有太大，如果真有10万人，用不着撤退。 “扫荡”就不同了，日军拿出几万人，完全是一线部队。GCD靠转移、拉长战线、打补给线、乃至攻打敌人后方据点来逼迫日军撤退（左权将军牺牲那次，一二九师就袭击了长治，毁掉了飞机场——包括三架飞机、大量汽车和计划运输的物资），实际参战的日伪军数量应该更大。而且潜在的人数也多得很：一旦我方主力被对方“粘”住，拥有交通优势的日军就可以迅速调兵遣将，实施包围。
九、“日军损失情况，日本人的数据可信”
由于语言差异和地下工作不如内战，我国军队歼灭日军情况很多时候需要估计。但是否日本人的数据就一定可信。我看不然。一方面，日军为了宣传需要，会有意压低伤亡数据。再一方面，日方的统计口径与我方一般是不一致的。大的方面，起始点是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还是中国对日本宣战之日，日方的资料都有；具体到战役，我方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