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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8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部队，在党的关怀和争取下，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开始时，由我和张克侠（时同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员）率领一个军部和三个师，一个团共两万余人，在徐州东北贾汪地区之运河前线起义，揭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这次起义的胜利，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毛主席战略思想的胜利。
    一
    多年来，党对于团结，争取旧西北军，做了许多的工作。从第二十九军喜峰口抗战开始，中间经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斗争，以迄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抗击日寇的挑衅进攻，一贯受到党的鼓励和支持，特别是对于第二十九军部队所进行的宣传教育工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七七”事变爆发后，1938年春，我在养伤期间，换装潜赴延安参观了两个多月，几次蒙毛主席接见，对于当时国内外形势，抗战方略、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意义和抗战必胜的光明前途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我回到部队后，曾向当时的第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汇报了延安之行的经过，冯与张自忠（当时的五十九军军长）交换意见后，他二人都表示愿意同中共建立统战关系。虽然他们各有自己的打算，没有进一步，靠拢党的决心，联系时断时续。但在八年的抗战时期内，时有信使往还，这就为后来的起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另一个方面，蒋介石反动集团对于非嫡系部队，一贯抱有歧视排斥的态度，在使用上采用利用消耗的政策，其最终目的是把这些军队逐步予以分化和消灭。过去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就是这样被瓦解的。后来，以宋哲元为首的第二十九军，在抗战开始后，曾扩编为五十句军、七十七军，和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等三个军，连同由地方保安团部队编成的第一八一师（师长石友三）和新六师（师长高树勋），总计十数万人。但是，在抗战中，蒋介石并没集中使用这部分兵力，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而是千方百计地把它分割开来，先后将六十八军掉到皖北。五十九军调往鲁南，七十七军，一八一师和新六师留在晋南打游击，逼得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只好托病辞职。
    以后，蒋介石看到张自忠所部在抗战中打了几个胜仗，并且对掩护他的嫡系部队出了力，才又将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合编为第三十三集团军，辖三个军和一个骑兵师，任张自忠为总司令，冯治安为副总司令。1940年张自忠阵亡，所部伤亡惨重，冯治安继任总司令后，蒋介石对这一支抗战出力的军队并没有给予补充，而是并编为两个军（每军三个师）和一个骑兵师。1944年又将每个军三个师改为两个师，并将骑兵师取消。这个集团军的上层，大都感到军队越打越弱，越编越少，前途暗淡，非另谋出路不能生存。这种情况又是促成尔后起义的另一个因素。
    二
    抗战胜利后，冯治安接到陆军总部的命令，大意是，徐州、海州一带有日军数万，着三十三集团军开赴徐州受降。冯治安以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既可乘机得到兵器的补充，又可借此发一笔大大的接收财，一举两得，自然是欣然受命。不料，开抵徐州时，受降及接收等事已由陈大庆办理完竣，始悟是受骗而来，大失所望。蒋介石集团令调第三十三集团军到徐州的真正任务，根本不是为了受降，而是准备对山东、江苏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进攻；受降云云，不过是作为一种钓饵，骗取冯治安来得快些罢了。
    军队开到徐州一带不久，第三十年集团改为第三绥靖区，以冯治安为司令官，张克侠、李文田为副司令官，陈继淹为参谋长。司令部设在徐州东北的贾汪地区，绥靖区辖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和七十七军（军长何其沣）两个军，五十九军辖三十八师（师长翟紫封，副司长杨干三），和一八零师（师长崔振仑）两个师，七十七军辖三十七师（师长刘自珍，后由吉星文接替）和一三二师（师长王长海，副师长过家芳）两个师，每师三个团。另有于1947年冬天归第三绥靖区指挥的泰莱支队约两千人。徐州附件十余县的团队共约一万树千。还有临城、枣庄、贾汪各矿区的矿警队共千余人，连同绥靖区司令部及军、师直属部队总计约六万人的兵力。
    我率七十七军向徐州开拔，经过漯河，许昌，开封等地时，深知曹福林（五十四军军长）刘汝明两部亦将开往陇海线。时张岚峰部驻商丘、砀山一带，吴化文部驻曹县、金乡一带，郝鹏举部驻徐州附件。孙良诚部驻灵璧，泗水一带（张、吴、郝、孙在抗战时期当了伪军头目，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收编）。他们都是西北军的旧人。而现在的防地又连在一起，彼此之间很自然地就取得了联系。约在这年九月间，七十七军于中牟县渡黄河，在柳林河，李坝集一带集结我即乘机到商丘张岚峰的司令部住了几天，和他商妥到一定时机采取“保全实力”的共同行动。三十三集团军部队到达徐州后，我约同刘振三几次和郝鹏举在郝的云龙山别墅彻夜商谈，吴化文亦派其胞弟代表参加。大家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出路问题交换了意见，都能认识到，蒋介石要打内战，把这些军队调往陇海线东段，显然是要这些军队打头阵，当炮灰，一方面用于消耗共军的兵力，一方面把这些杂牌军队逐步地消灭掉，当时大家把蒋介石这种手法叫做“以毒攻毒，一举两得”。为了对付蒋介石这种手法消灭异己的恶毒手段，都感到有早做准备之必要，并且表示愿意拥护冯治安为领导，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力的集团，共同对付蒋介石的阴谋策划。
    原来刘汝明和曹福林部都想把这几部分伪军改编的部队抓在自己的手中，又怕过于露骨，遭蒋之嫉。后经往复磋商，大家认为，无论是冯治安或是刘汝明，只要有一个人出来领导，大家就结合起来一起干。如果蒋介石挑起内战，就在徐州一带屯兵不进，公开表示不参加内战。不料冯治安坚决反对这种办法，他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很快地亲往南京请来了顾祝同，把徐州的城防和飞机场的警卫也交了出去，随即催他的将领督率部队星夜开往运河前线接防，并在台儿庄设置了指挥所。
    当时我就意识到，冯治安去南京一定暴露了上述我们的企图。不久，郝鹏举在徐州东北地区起义，顾的控制就更严了。特务项延光大肆逮捕进步人士，造成了白色恐怖。
    我率部开到运河前线，刚刚接防，冯治安就严令督促向运河以北的解放军进攻。我迫不得已，只好以炮兵一营和步一团虚张声势地应付两天。待解放军发动对贾汪及运河前线全面攻势，即以较小的牺牲自运河北岸撤退。将主力集中在贾汪附近，打了两天两夜，总算保住了贾汪的新老两矿。正在既不愿打而又不能不打的情况下，适双十停战令下，才算解决了这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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