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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战场     1936年的10月10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会师在黄河以东的甘肃会宁城下。会宁会师的第二天，党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
    那时的宁夏地域广阔，与外蒙古相交接。如果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甘肃西部)，就可以从外蒙古及新疆两个方向连通苏联，获取战略物资，解决红军长久以来谋求的战略靠背问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先期于1936年10月24日至30日渡过黄河，先北进一条山地区，后又西进河西走廊。这时，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已被快速赶来的国民党部队切断。
    就这样，西路军走上一条坎坷路。  

    1936年11月16日，攻占了古浪城不久的红九军被敌人团团围住。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共毙伤敌人2000多人，但己方损失达2400多人。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牺牲。
    在高台的一仗也异常惨烈，时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回忆说，红军刚进高台城，敌人骑兵就追上来了。这一仗打了20多天，2000多红军面对的是2万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敌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等2000多人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接下来的临泽倪家营子之战打了40多天，在6倍于己的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军阀的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西路军尚余存的1万余名将士全军覆没。仅有以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为首的左支队400余人，冒死穿过祁连山冰山地带，突围到达新疆，在新疆组建统一战线的陈云和滕代远接应了他们。
    西路军缘何惨败？军史专家郝成铭考证，敌军总兵力达18万，而西路军仅有21800人。而且马步芳的部队多为骑兵，而数过雪山、三过草地连续征战19个月的西路军多是步兵。加上没有群众基础和后勤保障，没有人员和弹药的补充，西路军劣势昭然。
    零下30摄氏度，红军还穿着单衣单裤。红三十军警卫排班长岳仲连只好把地主家的毡拿来，“剪一个方方正正的，当中剪一个洞，从脖子套下去，弄一个草绳这么一拴，这就是我们的棉衣。脚上没有鞋，就把毡子弄到脚上，一下子包住，用一个绳子拴住。冻坏了就烤火，结果烤了耳朵掉了，鼻子掉的，手掉的，脚掉的，也没有人叫疼，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
    让总编导江宁不能忘记的是对李先念的警卫员张毅的采访。“敌人把我们包围了三层，天天进攻，天天打，白天晚上打，没有喘息的机会。到后来手榴弹打没了，子弹很少了，步枪不敢放枪了，最后就是拼大刀。”
    原三十军二六七团营长政委宋承志回忆道：“一个小号兵爬到我背上，把我当他的工事了，结果(子弹)打在我的身上没有伤到心脏，打过去正好打在他的心脏，当时就牺牲了。当时环境艰苦，受伤要用脱脂棉上药，没有棉花只能用羊毛上药，结果伤口它不愈合，反而长出来了，又把它割掉再上药，然后它又长出来了。”
    最悲壮的是总供给部长郑义斋的死。在石窝战斗的前一天，总供给部长郑义斋接到总部命令，要他将西路军的全部经费送到总部去。郑义斋把自己的衬衣全部扯成条条，让怀孕8个月的妻子杨文局把经费封好，带着经费和几名战士一同前往总部所在地。刚走到半路，敌人就发现了他们。郑义斋让自己的警卫员把钱带上先跑，自己和另外一个警卫员曾少章断后。
    在郑义斋的火力掩护之下，小张带着西路军的经费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将资金完好无损地送到了总部首长手中。但郑义斋的子弹打光了，身上五六处中弹。为避免当俘虏，郑义斋命令曾少章开枪打死了自己，曾少章随后自尽。
    据后来统计，西路军牺牲人数达7000人(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虐杀、活埋5600人；最后被营救返回延安4700人；流落在各地的战士4500人。
    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晚年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认为，西路军兵败的原因归结于：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女性的逃亡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后，他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杆示众；身负重伤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决不投降被大刀砍死；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被马步芳绑在大炮筒上，活活轰死。有2400多男红军战士被就地活埋，有的被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死在树上……
几乎所有女红军战士都遭到了强暴和凌辱，这让江宁无比痛心。
    当时担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的张力雄回忆说，“他们(马步芳部队)把俘虏的女同志，拿去集体轮奸以后，把衣服裤子脱下来，阴道上插高粱杆，捆到树上示众……”当时的红军总医院二所护士牟炳贞描述得更是触目惊心：“一把把你抓起来，裤子脱掉，把树削得尖尖的……就这么死掉。”
    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被俘后，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被俘的女红军被马步芳、马步青作为战利品赏赐给各级军官做妻妾。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惨遭杀害，有的四处飘零。
    为了生存，为了今后能够回到红军队伍中，许多女红军都选择了先服从、再逃跑的权宜之计。女子工兵营的指导员刘汉润当时想的是，“先把这条命保出来，我将来再革命嘛”。
    妇女独立团的王泉媛(王首道第一任夫人)被一个叫马进昌的看中了，挑回家当了小老婆，但她心里想的是“我没死，没打死，存一刻就抗一刻，打死了就没办法。我就想点办法，走得脱就走”。直到1939年3月，总算有了逃脱的机会。王泉媛和女战士王秀英趁马进昌外出修路，女扮男妆，翻窗逃走，一口气跑了90多里路，直奔去兰州的大道。
    终于逃脱魔窟，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时，没想到她们已经不能再回到革命队伍里了。按照当时的规定，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更何况王泉媛头上还戴着马步青干女儿、马进昌小老婆的帽子！
    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了王泉媛5块钱，把她送出了门外。后来她又沿着当年长征走过的路，靠乞讨回到了家乡江西，从此隐姓埋名。
    50年后，当恢复老红军战士身份的王泉媛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见面时，两人老泪纵横，王首道说：我在延安等了你3年啊……王泉媛只是放声大哭。
    就在西路军撤离倪家营子的战场上，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在一块门板上生下了她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孩子。因为戈壁滩上天气寒冷，她因产后失血过多而昏迷，但孩子最后被埋在沙漠里。
    战斗结束以后，陈昌浩去看望刚刚生过孩子的妻子。陈昌浩安慰妻子，说自己没尽到责任。张琴秋说她也能理解，目前要以大局为重，孩子以后还可以再生。但她没有料到，她因此永远都不能生育了，还落下病根：1949年以后，她只要听说河西走廊找到红军留下的孩子，她神经会紧张好几天，还会发作妇女病。
    原西路军前进剧团的演员陈淑娥，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长征路上好上了。他们没有对外宣布结婚，也没有开会，生了个孩子。西路军兵败，陈淑娥也没能逃脱被俘的噩运，因为她年轻貌美，被迫当了马步芳部队一个军官的小妾。为了保护她和孙玉清的孩子，她受尽屈辱，顽强地活了下来，以一生为代价保存了烈士的遗孤。
    在丈夫郑义斋牺牲后，杨文局怀着8个月的身孕，在祁连山中被马匪俘虏。结果在押解过程中，因为她要生孩子了，敌人把她丢掉了。在一户老百姓家里，杨文局生下了郑义斋的遗腹子郑盟海。
    就在杨文局饥寒交迫、在逃亡路上快冻死时，一个路过的皮匠救了她，后来成为她的丈夫。因为这个婚姻，杨文局才能够躲开马步芳部队的搜捕，把她和郑义斋的孩子抚养成人。
    终于等到1949年，解放军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杨文局骑上毛驴，翻山越岭寻找部队。此后她先后担任了永昌县妇联主任和酒泉劳改局被服厂厂长，一直工作到退休。
    女红军在西路军失败时，或牺牲，或被俘，或散落民间，能够回到延安的是极少数。据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调查统计，甘肃省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231人，其中多数为原西路军女战士；青海各地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军女战士。
    硝烟之后，命运在继续
    55岁的江宁在拍摄中的遗憾是，如今健在的30多名西路军老战士，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的也有86岁。另外，因为资料的匮乏，他们无法拍全景式的纪录片，只能以人物故事来呈现西路军这段被尘封的历史。
    战争年代，人的命运真是难测。回到延安的李先念，组织上原先准备将他由军政委降到营级干部，经毛泽东干预才作罢。突围到新疆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委黄超，不久以托派罪名被枪毙。
    三十军二六七团营长政委宋承志当时受了伤，躲在一个山洞里。当他已经放弃一切希望时，李先念的左支队带上他们去了星星峡。建国后，宋承志成为了炮兵司令。
更多的西路军战士没有像宋承志这样的幸运，一辈子成为种地农民。赵明祥是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的马夫，在红柳园子一仗中不幸负伤被俘，他只能选择留在安西县，靠给人打长工、放羊、挖煤维生。直到1950年，他参加了农会，组织民兵进山打土匪，表现积极，才获得重新入党的机会。
    原红五军通讯连排长易明清，在石窝山战斗中负伤，他的腿折了，不能跟着转移的部队走，躲在石窝山下的康隆寺里养伤。但是，腿好了以后，易明清成了石窝村的村民，再也没有离开石窝山。
    西路军的军政委员熊国炳，在西路军被打散以后，就留在当地当了农民，再也没有回家乡。他觉得自己无脸回去，因为从家乡带出来了那么多的年轻人全部死在战场上，从此他隐姓埋名，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大雪天里被活活饿死。
    原西路军班长王怀文在梨园口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片击中，腰和腿严重受伤。在生死存亡之际，遇到了正好路过的老道士徐合德，他冒着生命危险先后5次将王怀文转移到不同的山洞里，每天给王怀文送水送饭，敷药治伤。伤虽然好了，可是王怀文的一条腿却瘸了，腰也直不起来。王怀文伤愈之后，就在张掖安下了家，结婚，生子。
    在西路军政治部工作的肖成佳在古浪战役中，全身多处被弹片击中，卫生员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在经过短暂的逃亡后，肖成佳被马家军的骑兵押回老家江西省泰和县，母亲用30块大洋把他赎了出来，一直在家务农。
    在采访过程中，最让江宁感动的人，来自王怀文。“他经常跟人家宣传说，我当了红军活下来了。你看和我一块儿的、那么多的战士、干部、英雄都比我早死几十年了。我活下来了，而且浑身钻了8个窟窿还没死掉。”
    即使在和平时期，散落在乡村的西路军战士的日子也充满了动荡。
    “文革”开始后，大部分西路军流落干部战士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1967年，61岁的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委陈昌浩在遭到毒打后服药自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后，仍然被投进了监狱，3个儿子陈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扬弃于荒野，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昌浩的墓穴里只有一个空骨灰盒。
    1983年，回到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老战士、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和伍修权分别以个人名义，致信给中共中央，反映流散在民间的西路军老战士生活困难。不久，胡耀邦批转总政治部、民政部、卫生部、人事部，要求他们出台联合政策，适当给予照顾。此次出台的政策是给每个老红军提供免费医疗和每年500元钱；另外，将以前颁发的流落红军证换为红西路军老战士证。这些举措令西路军老战士扬眉吐气，挺起了腰杆。
    江宁在去采访王泉媛时发现，她的精神比10年前应启明去采访时要好得多。随着物价的上涨，她的待遇也上涨，不仅享有普通老战士每年应有的1000元钱，她还享受当地退休副局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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