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舌战阿登纳：我先到地狱去拜访你
外交谈判也是“战争”，只不过它是“战场”在谈判桌上的交战。谈判者之间唇枪舌剑，甚至恶言吵架，也非罕见。
外交离不开谈判，无谈判即无外交。
外交谈判，源远流长，早在史前时期，原始氏族部落之间就已有了谈判的实践。《奥本海国际法》把谈判列为外交使节的三大“经常职能”之首。不妨说，外交官若无谈判之能，即无称职可言了。
外交谈判是有理念的，可概括为“12字诀”：“谈须立足于打，能战始可言和”。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道：“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此中国制夷之上算也”。毛泽东主席也有言：谈判不过是对敌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它是武装斗争的继续。朝鲜战争，打了三年，谈了两年。毛主席为朝鲜停战谈判制订的战略方针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
外交谈判也是“战争”，只不过它是“战场”在谈判桌上的交战。谈判者之间唇枪舌剑，甚至恶言吵架，也非罕见。1955年秋，西德总理阿登纳访问苏联，双方谈得很僵。对阿登纳所提之建议，赫鲁晓夫反唇相讥：“在我同意你这个意见之前，我先到地狱里去拜访你！”有一次双方甚至都气得互相挥舞了拳头。1951年开始的朝鲜停战谈判也非寻常。双方的谈判代表见面不握手，也不打招呼，都板着脸；有时枯坐三个小时相互不发一言。一次，彼此询问对方有无对话要说，回答都是“没有”。然后一方提出下次会晤时间，另一方表示同意，会谈便结束了，历时仅三五分钟。
国家不同，人物有异，外交谈判的风格因而五花八门，各领风骚。据说，拉丁国家在谈判时喜欢把问题搞得很具体，不厌其细。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讲究含糊，在含糊中求突破。东方人的谈判则是，下面唱白脸，上面唱红脸。西欧国家外长经常通宵达旦地进行谈判，在争执得不可开交后，最后达成协议。勃列日涅夫在谈判时喜欢站起来踱步，他说“我每站起一次，就做出一个新的让步”。赫鲁晓夫在谈判中“好摆教师爷架势”，在同埃及总统萨达特会谈时吼叫道：“你们国家搞的社会主义是吃土豆，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吃烤羊肉串。”尼克松善于把玩扑克的把戏用于谈判，总是掩盖自己的底牌，不让对方摸清自己的意图。
外交谈判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明”的，也有“暗”的。“直接”谈判，在情理之中，不用细说。值得一述的是“间接”谈判。上个世纪80年代时，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外交上互不承认，但相互间又有难题亟须解决，于是就搞起“间接”谈判。做法是：巴、阿外长身处同一栋楼的两间房内，而联合国副秘书长科多维茨则居中，来回穿梭传递巴、阿各自的观点和提议。联合国称此为“中间人会谈”。另一种特殊的外交谈判，外交界称之为“双重渠道”谈判。此类谈判有“明”、“暗”两面，一面是双方公开的正式谈判，这里有着礼宾的喧闹和媒体的报道，另一面则是双方在幕后静悄悄的秘密谈判。正是这“暗”的幕后谈判，扮演着解决外交难题的角色。冷战时期美苏间达成过多项重要协议，靠的就是此种“双重渠道”的谈判方式。
《孙子兵法》有言：“兵者，说道也”。外交谈判，也同此理，其“诡”也比比皆是。外交官在外交谈判时习惯的做法是，以打“高方案”始，经讨价还价，最后以相互妥协的“低方案”告终，此之谓“取法乎上，仅照其中”。叶卡捷琳娜二世时的外交官波将金“善于在谈判时把他的对手拖得疲惫不堪，然后迫使对方让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继承了波将金的衣钵，在谈判中善以“蘑菇”战术对付敌方(基辛格语)。西德总理阿登纳也说过，最好的谈判者是“能把别人坐垮的人”。斯大林于1942年年中同丘吉尔、哈里曼谈判时采用了“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方略。基辛格在谈判时则善用模糊语言先取得外交突破，把许多细节留待以后补充。最为匪夷所思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时，哥斯达黎加总统阿里亚斯，为促使中美洲五国签署和平协议，竟把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总统同他一起关在一间屋里，进行整宿的谈判，不让出门一步，此举竟也以协议签署告终，全球为之一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