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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重要的一笔，毫无疑问强渡嘉陵江也是红四方面军万里长征的开始。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央开始长征不久，就有要求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的电文，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是为了配合准备北上的中央红军而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从战局发展来看，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的确和北上的中央红军形成了互为犄角之势，后来两大红军又成功会师。但是通过分析中央和红四方面军之间来往的电文，通过分析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前后一系列重大行动，可以这样认为，强渡嘉陵江，只是红四方面军一次独立的战略行动。


　　一、撤出川陕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跟红一方面军撤出中央根据地的一个很大不同点在于，红一方面军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的，而红四方面军是在反六路围攻取得胜利后撤出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的。那么红四方面军撤出还有更深层原因是什么。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达陕南。当时适逢四川军阀混战，川北敌人守备空虚，红四方面军遂在陕南和川北的党组织的配合下，乘机入川。1933年元旦前后迅速解放了地处大巴山、米仓山南麓通江、南江、巴中，这里山川纵横，险峰林立，只有崎岖的小路蜿蜒穿行于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这里人口稀少，封闭落后，与四川盆地的富饶形成强烈的反差。但是这里与井冈山、大别山有相似之处：地处偏远，军阀的统治比较薄弱；山高路险，易守难攻，适合红军的休养生息；经济落后，人民贫苦，适宜发动群众革命，建立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西行千里，能在这里落脚生根，与上述条件有直接关系。


　　红四方面军初到通南巴，把根据地由3个县发展到八个县，活动范围扩大到22个县，红军发展到8万多人。川陕根据地全盛时发展到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镇巴、西乡、宁强。毛泽东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


　　1933年10月，四川军阀首领刘湘纠集各路军阀势力，组织120个团，20多万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这场较量长达10个月，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战役。川陕根据地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红军的胜利和刘湘的失败而告终，但此时的川陕根据地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根据地的惨状是惊人的，有的村庄，大人小孩都死完了无人收拾尸体。死尸味发臭，老百姓中了毒，得了瘟疫。三十里路以内的老百姓都得瘟疫死掉了。川陕根据地的深山老林，在军事上适合红军据险而守。可一旦受到经济封锁，就显现出脆弱的一面。徐向前回忆：“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我们的面前，废墟一片，困难重重。战争结束后，我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皆为战争破坏带来的灾难景象。良田久荒，十室半毁，新冢满目，哀鸿遍野。令人惊心惨目！红军士兵的来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物质短缺，补给困难。南部和通江的盐井，被敌破坏殆尽，短期难以恢复。敌人的经济封锁日甚一日。根据地急需的食盐、粮食、衣被、药物等无法解决。随着饥饿现象的日趋严重，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猖狂蔓延，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根据地的秩序大不如前，逃难的、抢东西的、当土匪的屡有发生。”可以设想，红四方面军这样一支大军想再坚持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军事斗争，而且要有雄厚的人力财力做后盾。


　　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胜利粉碎刘湘对川陕根据地的六路围攻后，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于10月7日急忙飞赴西安亲自策划“川陕会剿”；接着指派“参谋团”入川，监督川军“进剿”；同时调其嫡系部队胡宗南部丁德隆旅入川，接替广元、昭化的防务，准备参加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围攻。又令上官云相部第47师、54师进抵川东的奉节、万县一带，防堵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并策应“川陕会剿”。如何打破“川陕会剿”已经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当务之急。方面军于1934年11月中旬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了军事工作会议。要求部队加紧准备，以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会议期间，方面军还制定了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如能实现这个计划，红军的武器弹药、兵员、吃穿等问题都可以解决，也容易对付敌人新的“围剿”。会议决定在部队经过一段休整补充之后，集中主力向嘉陵江以西及甘肃南部发展，使川陕边革命根据地扩大为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正当红四方面军讨论新的行动方针之际，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时，中革军会19日致电正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要他们“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这是中央首次要求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的电文。红四方面军总部对此十分重视，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央红军的动向，电台不断将情报向中央提供，陈昌浩还经常想办法收集情况，同徐向前研究。为了迅速恢复和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巩固胜利成果，准备粉碎“川陕会剿”，徐向前回忆：“张国焘和我闲谈时，曾问我：你看将来该怎么办？现在根据地的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据我观察张国焘这时对老根据地已失去信心，不过没有说明就是了。”


　　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尽管取得了军事上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但也无力再坚持下去了。退出苏区根据地已经是早晚的事情。1935年1月4日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向已经转移至贵州遵义地区的中革军委，报告了川陕根据地周围和川黔边的敌情。电文中提到了红四方面军转移至外线作战的理由：“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少，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并非良策。如何？请指示。”这是四方面军最早向中央报告川陕根据地已经无法继续再坚持下去，准备进行外线作战的电文。应该说张国焘的这封电文反映了撤出川陕根据地的原因。

梦的忧伤

　　二、陕南战役的战略目的何在？

　　陕南战役是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撤出川陕根据地之前发起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的行动方向和当时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出击的方向是相反的，从当时中央的电文来看，中央的要求是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中段西渡，向南发展，以接应渡长江北上的中央红军。而红四方面军当时却北上发起了陕南战役，那么陕南战役的目的何在？

　　就在红四方面军谋划新的战略方针之时，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连续作出指示。中革军委于1月20日制定的《中央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计划》明确提出：“我野战军（指中央红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东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四方面军在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我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嘉陵江两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进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对中央的这封电报，徐向前记忆特别深刻，他回忆：“中央来了电报，要我们派出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时间大概是一九三五年一月间，电报我看过，印象很深。中央红军的处境一直是我们急切关注的问题。我记得除了由四方面军的电台不断将情报及时向中央红军提供外，陈昌浩同志还经常想办法搜罗这方面的消息私下里同我研究，讨论，……接到中央的电报，我们立即开会，讨论如何策应的问题。”张国焘也通过多种渠道了解中央红军的行动，并认识到中央红军西征对两大红军主力配合行动的意义。在一篇文章中，张国焘指出：“据反动报纸传出消息，中央红军的一部分是在大举西征。……中央红军西征对于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我们彻底消灭刘湘，冲破川陕会剿的战争中，现在不仅有肖克、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的配合，而且有中央红军的西方军直接配合，形成夹击刘湘的形势。这样消灭刘湘，截断长江，会师渝万的目的就更易达到了。”显然此时如何配合中央红军的问题已经提上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但是此时红四方面军并没有急于渡过嘉陵江直接配合中央红军。徐向前回忆到：“中央来电要我们派出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我们立即开会，讨论如何策应的问题。派部队出去多了，等于大搬家，放弃川陕根据地。少了，去一个师，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讨论来讨论去想不出好办法。最后，决定仍按清江渡会议制定的方针向川陕甘发展，先把广元、昭化拿下来，消灭胡宗南刚刚伸进四川的一部分力量。那里是嘉陵江上游，江面不宽，冬季水稳，容易渡过。如果拿下广元、昭化，我们就控制了嘉陵江两岸川陕交界的咽喉要地，进而可图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伺机接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为实现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设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总部、川陕省委、省苏维埃等领导机关，也从通江和巴中搬来旺苍坝。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乘敌“川陕会剿”尚未布置就绪之际，从便于打破敌人的围剿出发，于1935年1月下旬发起对广（元）昭（化）的攻击，目的是歼灭胡宗南部丁德隆旅，攻占广元、昭化两城，再向甘肃南部地区发展，寻找机会歼灭胡宗南主力。但因广昭之敌据守顽抗，攻坚数日进展不大，红军乃放弃原定计划，主动撤围另寻战机。

　　1月22日就在对广昭发起攻击的当天，中央又发出电报明确要求：“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的关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于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人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野战军配合最为有利。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制四方面军，而乘野战军立足未稳之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从速决定电复。”这是一封中央对当时敌我双方态势作出全面分析判断后，对一、四方面军配合行动明确提出要求的重要电文。结合当时中央的一系列电文来看，就是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从西南方向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间，寻求歼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的主要目的应以配合中央红军行动为主，要求红四方面军作战偏南。

　　但红四方面军仍然没有西渡嘉陵江，而是北上发起了陕南战役。陕南战役的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并策应进入陕南的红25军意图，徐向前回忆“以主力一部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北上，为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创造战机，并接应已经进入陕南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傅钟回忆：“为了配合红二十五军的行动，发展陕南苏区，于1934年12月底红四方面军以三十军的主力一部（八十八师3个团及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九军的二十五师及另外两个团，四军的十师，共约12个团的兵力向陕南推进。”红四方面军北上发起陕南战役，党中央并不知情。红四方面军最早向中央报告陕南战役战况是在1935年2月25日：“我四方面军一部于二月间占领阳平关、宁强、沔县，包围汉中、褒县两城，共消灭胡宗南部四个营，孙蔚如部两团，缴获步枪二千枝、机枪数十挺，俘虏二千名。”战役的结果，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但是总的来看，调动敌人和配合红25军团两个目的都实现得不理想：敌人从江东调动的兵力有限，只邓锡侯部5个团由昭化以南移至广、昭地区，胡宗南一个独立旅由广昭以北移至阳平关。而与红25军会合的目的也没有达到。那么进行陕南战役还有什么目的？

忧忧情

　　发起陕南战役的一个原因是为西渡嘉陵江争取准备时间。嘉陵江是四川四大河流之一，蜿蜒于深山峡谷，江阔水深，水流湍急。西岸之敌筑有坚固工事，配有重兵防守，妄图阻止红军过江向西发展。这对无舟楫的红军来说，要想渡江作战，并不容易！嘉陵江昭化以北虽然渡江容易，但渡江过后有剑门之险，向南发展会遇到很大困难。昭化以南江阔水深，有敌重兵防守，若无必要准备，渡江作战难以成功。鉴于渡江的困难程度比想象的要大，四方面军领导认为，必须充分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精心组织好强渡嘉陵江。红四方面军积极为渡江作战作准备，北上寻机发起了陕南战役，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准备渡江争取时间。

　　陕南战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使红军武器装备、人力、物力得到补充。打击盘踞在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获取良好的武器装备一直是红四方面军领导层的一个重要构想，“只要我们们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拿下甘南的战略要地碧口，打开战局，搞掉胡宗南，我军就能缴获一批自动步枪、火炮，装备会大大加强，弹药也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既能减轻老区人民负担，又能解决粮食、兵员等困难”张国焘也回忆到：红四方面军“兵力人数虽在5万左右，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支不到两万，共中多半是土制货，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次等货色，而且枪支在作战中损毁极易。因而同志们多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而此时陕南的形势是：因徐海东等率领的红25军在陕南一带活动，陕军孙蔚如部调去3个团兵力围剿，孙蔚如兵力单薄，防线过长，于是，宁强至汉中一带兵力空虚有迅速取胜的把握。

　　红四方面军部署集结于旺苍的红4军5个团、红30军4个团、红9军两个团共11个团，发起陕南战役后，先后占领了宁强、沔县两城和阳平关重镇，歼俘敌数千人后，于1935年2月中旬回师川北。红四方面军进军陕南的10 来天时间，先后占领了宁强、沔县两城和阳平关重镇，围攻了褒城，直抵南郑城郊。整个战役中缴获轻重机枪70余挺，步枪5千余支，俘虏敌团长以下4千余人。不少地方建立了革命政权，分配了土地。广大群众热烈参军，仅30军即扩大新战士1500余人。在宁强，县以下各级政权共组织游击队约50余支。阳平县游击队，组织了50余支骡马队，往四川运食盐、大米供给红军。陕南战役的确使红四方面军在人力、物力、装备上得到了补充。

　　陕南作战期间，川军乘机向根据地进攻，先后占领了万源、阆中、仪陇和苍溪4座县城，并向通江、巴中推进。原根据地有迅速丧失的危险，而整个西渡嘉陵江的准备也将无法进行。既然扩大红军和增加武器装备的目的已经达到，攻入陕南的部队回撤也就顺理成章，于是整个红四方面军全力进行西渡嘉陵江的准备。

　　三、成功强渡嘉陵江有何特点？

　　为了强渡嘉陵江一举成功，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作了充分的准备。强渡嘉陵江有和准备渡过长江进入四川的中央红军相配合的意图，但在中央红军来电北渡长江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如何理解红四方面军仍全力准备西渡嘉陵江。强渡嘉陵江的整个作战过程中，中央没有作任何战略上的指导，完全是红四方面军的一次独立的作战行动。渡江的成功除了准备充分，行动隐蔽突然外，跟主力渡江后出奇制胜攻占剑门关有相当的关系。

　　1935年月1月，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开始了南渡长江的准备。1月20日，中央命令一方面军各部队，迅速转至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区，渡过赤水河夺取泸州至江安之线的渡河点，然后迅速渡过长江。土城位于黔西北，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当黔北大道要冲，中央把巩固土城，作为实现渡长江的重要步骤。但土城之战是一次失利的战斗，此役，红一方面军虽然给予川军重大打击，但自己的伤亡也很大。其时，川敌援军仍然纷至沓来，为避免陷入重围，军委当机立断，决定暂不渡江，迅速撤出土城西进。土城受挫是中央红军未能北渡长江的直接、重要的原因。

　　红一方面军之所以未能渡过长江，原因还在于地形的险要和敌以重兵在泸州附近长江沿岸的严密防守。川南地形就其军事意义而言，最险要莫过于长江。长江自古号称天险。中央红军拟强渡的上游宜宾至泸州段，枯水期间江面也宽至500至700米。虽然不及下游宽阔，但较之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三省强渡的乌江江界河渡口（宽约70米）、赤水猿猴场渡口（宽约150米）、金沙江皎平渡渡口宽约120米，要宽上5至10倍。川军南北两岸的总兵力达到了43个团，并且筑起了大量的碉堡，严密封锁渡口、道路。这对于缺乏重火器的和渡江手段的红军确实直到了阻碍作用。

　　2月16日，中央把未能渡过长江的原因及下一步的行动及时电告了红四方面军：“我们现在是在云贵川三省的广大地区中，我们现在就要在这里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地联系与配合，曾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北发展，所以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阻挡我们，更由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⒃此电文表明中央红军在南渡长江的战略意图已经不能实现的情况下，没有再对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提出明确的要求。

　　中央红军已停止了原在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主力转向川黔边活动。中央红军情况的变化，两大主力红军的直接配合作战已成未知数。原定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配合渡长江北上的中央红军，既然这一目的不能达到，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是否还有必要？况且渡江作战并非易事，嘉陵江广元至南部一线即有邓锡侯、田颂尧的50余个守备团，用几个月时间在西岸修筑了大量了工事。嘉陵江是四川四大名川之一。苍溪经阆中至南部段，水深流急，江面宽约180--280多米。要在短时间内，组织8万人的大军，面对敌强大的兵力和自然障碍，发起进攻是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是，红四方面军因受1月22日作战方针的牵动，已若箭在弦上，非进不可。”⒄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严峻的形势，从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计划”仍未被打破的实际出发。而不以是否能直接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为出发点，决定仍在苍溪、阆中间强渡嘉陵江。可以认为，渡江的准备已经成为红四方面军的独立行动。

欢喜楊陽

　　红军根据敌人的防御特点和兵力配备情况，拟定了周密的渡江作战计划：决定集中主力，选择敌人防御的薄弱环节，实施多路而有重点的突破。突破成功后，先以穿插迂回战术消灭沿岸防御之敌，夺取要点，尔后则以主力向敌纵深发展，占领嘉陵江、涪江之间广大地区，打开战场，求得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从而为下一步向甘南发展创造条件。为了使强渡嘉陵江一举成功，整个川陕根据地都动起来了。

　　选择渡江的主要渡口，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可谓费尽心机。以剑门关为中心来看嘉陵江，北面江宽，水流也显得缓和平稳，在枯水季节，有些地段可用就便器材渡过；南面水深流急，长年波涛汹涌非船不能渡。红四方面军具体的军事行动主要由总指挥徐向前掌握。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带领参谋人员翻山越岭，沿嘉陵江东岸行进3、4百里，了解敌情，查看地形，寻找渡口，选择战机。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发现了敌人沿江防守的薄弱部分，决定选择在苍溪城南与阆中之间的塔子山下为强度嘉陵江的主要突破点。塔子山雄峙于江东岸边，居高临下，利于红军发挥火力，掩护部队强渡。山后是块宽阔的平坝子，利于集结部队和船只，不易被发现。此处江面宽阔，水流平稳，船渡比较容易。对岸又是一片平滩，越过平滩为丘陵起伏地，易于部队迅速展开，向纵深发展。徐向前还决定在苍溪城上游50里的鸳溪口和下游40里阆中以北的涧溪口作为另外两个强渡点。

　　一方面渡江战役的准备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另一方面红四方面军继续向中央报告沿江的前哨战，3月11日四方面军向中央报告了敌人的动态，提出了“我军目前在南部大捷，拟大进，彻底消灭敌人配合西方军行动。我军正围攻仪城，并已取回苍溪。”⒅这封电报表明，红四方面军有可能随时渡江西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红四方面军将强渡嘉陵江的准备情况乃至整个战役部署直接报告中央的电文。

　　3月28日，渡江战役开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进入渡江前线指挥部。部署在塔子山、五当山的20门迫击炮，已测好轰击目标。集结在塔子山后开阔地带的突击部队等待出击。晚上9时许，前线指挥部向渡江部队发出“急袭渡江”的命令，红军立即按作战计划分3路强渡嘉陵江。红军除在重点渡口强渡外，还在宽大正面的许多渡口实施多路突破。3路红军突击队均按计划胜利突破了敌人沿江防线；第二梯队也很快从苍溪渡过嘉陵江，主力向梓潼方向前进。

　　为了巩固嘉陵江沿岸阵地，扩大战果，扫除向西发展的障碍，必须迅速占领嘉陵江西岸的几个重要城镇和攻克西北要道的隘口剑门关。剑门为巴蜀四大名山之一，山势北高南低，72峰东西横亘数百里，齿仞参差，倚天如剑。站在关外由北往南看，整架山的地势北高南低，七十二峰峰密绵亘，极象七十二头雄狮面北而卧，日夜警惕地守护着蜀国大门。那高耸入云的峭壁，犹如刀切斧砍一般，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剑门关横跨于剑阁、昭化之间，是剑门山上的隘口。它扼川陕孔道，突兀高矗，峥嵘崔巍，冷兵器时代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但关口一破，就一泻千里，直下成都。剑门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四川军阀对剑门关的防御特别重视。这里是一个战略要地和川军江防的支撑点。

　　由于红四方面主力是在剑阁以南渡过嘉陵江，红四方面军形成了对剑门关的攻击方向由南往北的态势，从而避开了雄关，调动守关川军由原来的面北防御，变为面南防御。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能够很快站稳脚跟，跟出奇制胜迅速攻占剑门关有相当大的关系。徐向前回忆：“剑门关向来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而著称。三国时姜维就守过那个地方。战后，我去剑门关一看，真是个奇怪的地形。你从北面来的话，它是个高山，一壁千仞，险恶万分。你从南面来的话，它是坡地。南攻容易北攻难。人家说剑门关险要，我看也险要也不险要。从陕西到四川就险要，从四川到陕西就不险要。我们的部队是从南面打过去的，只用半天就解决了战斗，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⒆红军攻克剑门关后，川军沿江防线土崩瓦解。

　　4月5日，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战役遂告结束，先后歼敌7个多团，攻占阆中、剑阁、南部、昭化四座县城和军事要地剑门关，控制了近400里的沿江地区，取得了渡江战役的重大胜利。强渡嘉陵江是一次成功的战例，有着深远的影响。强渡嘉陵江四方面军各部队行动坚决果断，完全达到了战役的目的。强渡的江河之宽，渡过的人数之多，取得的战果之大，在红军战史上是罕见的。此次战役经验的取得，为尔后部队渡涪江、岷江乃至黄河，都是有益的借鉴。

　　中央红军此时正艰难地转战于云贵之间，但仍十分关注红四方面军的行动。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中央及时得到了消息。4月10日中央机关报《红星报》报道：“我红四方面军于不断胜利中，现乘胜于3月28日渡过嘉陵江，向川军田颂尧部猛攻，消灭田敌十团，我军势如破竹，连占苍溪、阆中、南部等县，敌溃不成军，我缴获正在清查，并继续猛攻中。”⒇中央对红四方面军成功强渡嘉陵江战况的掌握，可能来自四方面军的直接报告，也可能是通过其它渠道获得的消息。总的来看，两大红军主力当时基本是处于一种独自为战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