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星悟语

　　（一）“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中国人民将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的前夕酝酿产生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开始思考如何处理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的。新中国“外交方针政策的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间”，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毛泽东用形象化的语言所阐释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以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可以使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因此，中国*人态度非常明确：新中国将不“继承”旧中国的外交“遗产”――“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宣布“废除卖国条约”，宣布对于旧中国“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这里，自然也包括“割”、“租”香港的中英《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正是在“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营造新中国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的原则指导下，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香港问题的特殊政策也开始有了“腹案”，即后来所归纳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形象化的说法就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据周恩来1951年回忆：“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这是一项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超越了“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束缚的“现实主义”的战略决策。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人绝不放弃对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香港的主权要求，坚持彻底洗刷殖民主义的耻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的立场和奋斗目标，在这一点上，没有也不允许有“丝毫的动摇和妥协”；但是同时，中国*人强调在具体解决香港问题时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要“谨慎从事”，要避免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从“单纯的革命热情”出发“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国内、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一揽子”地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时，“暂时维持现状不变”。1949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曾经非常透彻地阐释了这一战略决策的思想背景：“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1949年2月，米高扬代表斯大林来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了解已经酝酿成型的新中国对内、对外政策时，毛泽东也向他耐心地说明过中国*人的这一立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事实上，早在中国内战刚刚爆发的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已经非常明确地阐释过“解决香港问题可以从缓”的战略思考。当时，毛泽东会见哈默、罗德里克、陈依范三位西方记者，哈默问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二）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默契”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内对于香港问题最早提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具体建议的是“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汉年和廖承志。潘汉年向中央建议说：“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惟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惟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乃是上策。”廖承志向中央建议说：“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我们能从香港进口我国亟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国兄弟党同志可以从这里进来，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也可以从这里入境；另外，香港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窗口，这些深远的战略意义，会随着似箭的光阴，越往以后，越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意见非常赞赏。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对于香港问题作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主要是出于“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双重考虑。


　　一方面，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中国*人有必要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对外开放，而不是“闭关锁国”；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也不放弃争取外援。这是中国*人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十分明确地讲：“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建国大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但是同时，中国*人也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于“*在中国的胜利”是“十分不满”、“十分不安的”，“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新中国一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就“三管齐下”――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了巩固年轻的共和国，为了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外交关系上采取了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把香港问题放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考虑，”作出了“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以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的“桥梁”。关于这一点，英国人有比较客观的评论：“*领导人或许预见到把英国管理的香港作为朝向西方的‘窗口’所具有的战略价值。例如，从早期的中日战争中，他们已经发现香港可作为一个重要的供应基地，九龙到广州铁路在此期间所发挥的作用已可对此作出明证。他们也很可能认识到，若香港一直由一个英国殖民政府管治，它便将可作为日后处理与英国关系的一种政治筹码，甚至是一张与美国――一个与*势不两立的国家――保持联系的皇牌。不管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毛泽东的行动，他得到回报的速度却比预期中快。1950年，中国要求香港成为朝鲜战争中供应石油、化学品、橡胶、汽车和机械储备的基地。而当朝鲜战争导致联合国和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时，香港和澳门的同胞在百感交集下为中国提供了躲避制裁的主要通道。此秘密一直维持了三十年之久。”


　　当然，中国*人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的“桥梁”，也不能排除还有对苏联一贯的“大国”、“大党”之“霸权主义”保持必要的警惕和预防措施的深远考虑。新中国成立之时，严峻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但是，“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前提是不能“牺牲”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对于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有高度共识的。因此，香港学者所言――“斯大林在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前，曾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划江而治’的主张，被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开始警惕中国会不会成为苏联卫星国的危险，他始终对大鼻子的意图存有戒心。保留香港，是为了向苏联表示可以得到别的援助来源，以帮助恢复受战争蹂躏的中国经济，以加强同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实力。”――虽有偏颇，却不无道理。


　　另一方面，英国对待“*在中国的胜利”所执之与美国“公开的敌视”有别的“现实主义”或曰“机会主义”的外交立场，为香港问题的“弹性”处理提供了“政治空间”。由于英国在中国内战中基本上保持了“不干涉”的“中立”，没有像美国那样“深深陷入中国事务的泥潭”，“失去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机会”；由于英国“最关心的是保护在华利益和香港的地位”，“英国在华有超过三亿英镑价值的贸易利益，因此英国绝对不愿意失去中国市场。”因此，英国也绝对不愿意失去香港这一苦心经营了一百年的“远东最大和最重要的殖民地”。所以，英国在1949年“*在中国的胜利”已经明朗化的情况下，没有跟“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国亦步亦趋，采取“自断其路”的“拒不承认”和“经济封锁”的极端政策，而是“保持一个立足点……原地不动，以寻求和中共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关系”。包括“政治承认”和“经济往来”。他们认为：“拒不承认一个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不仅在‘法律上是讲不通的’，而且还会‘对西方在华利益的保护造成严重的实际困难’。”他们认为：“美国人所倾向的用经济制裁达到政治目的的企图”是很难实现的，虽然新中国“需要援助，也不会屈服于西方的经济压力”。而且，“英国企业占外国在华企业的多数。……若实行经济制裁，势必遭到*的报复，并势必使这些企业遭受沉重的损失。”尤为重要的是，英国还有一个必须“挽留”的“借来的时间”与“借来的空间”——香港。“因为它在华的投资不仅比美国多得多，而且香港的经济地位也仰仗和中国大陆的积极的转口贸易。”“在制约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诸因素中，保持香港及与之毗邻的新界的原有商业地位的愿望，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香港和新界的生存，有赖于与中国大陆的持续不断的贸易。”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英国在华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承认中国的*政府”；英国在华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必须无条件而且不惜任何代价地与在很大程度上尚很陌生的中国进行贸易。”


　　正是因为英国首先意识到必须向新中国“示好”，与新中国建立“正常”的政治与经济联系，使新中国对外开放，而不是相反，然后才有可能在“不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尊严”的前提下与新中国“坐下来讨论”如何处理英国在华的特殊利益——香港问题。“英国人希望香港免遭*控制，方法是强调香港在对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并表示愿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问题与*进行讨论。”因此，英国从“现实主义”或曰“机会主义”的外交立场而非意识形态出发，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第一个与中国*的新政权发生“事实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并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为了避免“剌激中国”，还主动搁置了已经设计完成的让香港逐步走向“地方自治”的所谓“杨慕琦计划”。“如果香港走向独立式的自治，反而会刺激中国，提早收回。”“英国人搞外交富有现实主义精神，也颇为老练圆滑。……如果英国欲得到中国许诺，香港地位暂时不变，杨慕琦计划反而变成绊脚石，英国的策略是通过外交渠道行事，而不是兵戎相见。1949年10月，英国下议院宣布杨慕琦计划寿终正寝。”这样，中英两国“灵活”地处理香港问题的合作契机就凸现出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正是鉴于英国从“在华和香港的利益”出发对新中国“示好”之“现实主义”或曰“机会主义”的态度，认为可以“利用”香港问题“拉住”英国，从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中打开一个缺口，因此才有“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之战略决策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主要是出于政治而非军事上的考虑。毛泽东讲：“至于香港，英国人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是可以的。”海外曾经有一种声音——新中国之所以“容忍英国人在香港、容忍资本主义在香港”，是因为“没有接管这一地区的实际能力”，“以战争的地理位置和一般的数学逻辑来推算，人民解放军可能……需要打一场血流成河及耗费时日的战斗才可以占领香港，而不是一场代价轻微的‘闪电战’”，“他们要攻占香港，将付出一百万人伤亡的代价”——纯属臆测。1951年春，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到北京请示工作，周恩来曾经向他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中央‘特殊’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周恩来讲：“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1949年建国后，英国很快承认我们，那是一种半承认，我们也收下了。艾德礼政府主要是为了保全在香港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辉。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是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招。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在这个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了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


　　（三）冷静、慎重、低调地处理香港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始终保持低调，十分冷静、十分慎重，坚持只要“暂时维持现状不变”对新中国还“有用、有利”，只要“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就“暂时不去触及它”。1954年，周恩来在一次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而进行的干部准备会上明确指示：“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至于我们是否要收复香港，如何收复，政府还没有考虑过，我们就不要谈。”周恩来曾经对来中国访问的英国客人直接讲：对于香港问题，“如果我们需要解决，也得和你们谈判，我们不会采取突然行动。”1959年，毛泽东针对中国*内少数人在香港问题上的急躁情绪，耐心地解释：“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其后，他在同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中又说：“我们现在不谈香港问题。”1963年，中苏论战正酣，美国*发表声明责难“中国人民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正确政策”——“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因此，中国*不得不打破沉默，第一次公开对外阐释新中国对于处理香港问题的战略思考和基本原则：“在国际斗争中，我们既反对冒险主义，也反对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无论如何是安不到我们头上来的。”用“中国对香港、澳门的政策”来“证明中国人是胆小鬼”，“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嘲笑我们”，是“愚蠢的”、“可悲的”。“老实说，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我们的勇气和坚定性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领教过的。”时隔不久，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客人谈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问题时再次就新中国对于香港问题的态度发表意见：香港“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直到1972年中英外交关系完全正常化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认为“改变”或“放弃”对于香港问题的“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之特殊政策的“适当时机”仍然没有出现。1972年10月，周恩来分别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路易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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