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革命史上“弄假成真”的七对著名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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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时期，一些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国*员，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就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假扮夫妻来迷惑敌人。由于双方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产生感情后，经党组织批准，就“弄假成真”变成了志同道合的真夫妻。现综合有关资料的记载，把“弄假成真”的七对革命夫妻简介如下，以飨读者。
周文雍和陈铁军
周文雍，1905年生于广东开平。1925年加入中国*。曾参加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历任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主席，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工委书记，广州工人赤卫总队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工人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和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在广州建立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对外假称夫妻。
和陈铁军假扮夫妻后，周文雍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广州工人暴动。当时，在广州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扮成“新左派”，鼓吹民主、自由，借以笼络人心。为了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周文雍率领数千名失业工人，在汪精卫的官邸“葵园”门前喊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敌人恼羞成怒，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工人。周文雍受伤被捕。周文雍被捕后，党组织成立了营救小组，陈铁军和大家一起制定营救计划。陈铁军派人把关押周文雍的地点搞清楚后，又让人设法告诉周文雍不饮茶水，以引起“高烧”，说是患了伤寒；再发动狱中难友起哄，迫使敌人把周文雍从监狱送进医院；这时组织便衣武装，把周文雍从医院救出。周文雍被救出来后，仍与陈铁军假扮夫妻在广州做地下工作。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1月27日（大年初五），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敌人向他们施用了酷刑，但他们坚决不向敌人低头。同年2月6日，在他们被判处死刑、即将就义之时，周文雍在监狱墙壁上题写了一首《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还提出要和陈铁军合影。敌人同意了他的要求。他们并肩站在牢房窗前照了相，以作为他们的结婚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敌人的刑场上，他们举行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悲壮动人的刑场婚礼。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04年3月生于广东佛山。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决心跟*走，她将原名“燮君”改为“铁军”。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宣传工作。1926年4月加入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10月，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并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1月27日（大年初五），在组织广州市春季骚动期间，被叛徒出卖与周文雍同时被捕。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判处他们死刑。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婚礼，从而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两位气吞山河的年轻*人面对敌人的枪口，把刑场作为结婚的礼堂，把反动派的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从容不迫地举行了婚礼。其婚礼之悲壮，空前绝后。
熊瑾玎和朱瑞绶
熊瑾玎，1886年生于湖南长沙。曾参加毛泽东同志等组织的新民学会，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担任过教导主任。曾为毛泽东、何叔衡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筹措了旅费。1927年“马日事变”后，遭反动派通缉，于10月逃亡汉口，并在这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刻，经郭亮介绍，加入了中国*。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任会计。后至湘鄂西苏区，任宣传教育部长兼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日报社总经理、《晋绥日报》社副总经理、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不久因年高体衰而休息。
朱瑞绶，1908年生于湖南长沙。1924年入长沙女子师范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后在株州搞了一个时期的铁路工人子弟教学和职工家属工作后，因“马日事变”转入地下。1928年夏天到了上海。不久，也调到了中央政治局机关。
1928年，熊瑾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任会计，负责筹措经费，并奉命建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由于对外用“福兴”字号老板身份掩护党中央秘密机关，做经营湖南土布土纱的生意，因此同志们便戏称他为“熊老板”。为掩人耳目，他和朱瑞绶假扮夫妻。后来于1928年8月结婚。
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搬迁，熊瑾玎和朱瑞绶先后去湘鄂西苏区工作。第二年又回上海，二人同住中央交通机关。1933年4月8日，熊瑾玎去法租界给贺龙同志的家属送生活费。这时，贺龙同志家属已被逮捕，熊瑾玎被守候在那里的法国捕房捕去。熊瑾玎被捕后，根据党的指示，朱瑞绶积极设法营救，她找了宋庆龄，请了史良、唐豪、董康等律师。在第二次开庭时，朱瑞绶经组织同意随史良前往探望，不料在候审室门口被叛徒徐锡根指认，也遭拘押。朱瑞绶被关押了八个月，终以无罪获释，而熊瑾玎却被判了八年徒刑。1937年，随着抗日高潮的到来和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同志委派毛泽民同志来上海探视和营救熊瑾玎。饱尝了四年又五个月的铁窗生活以后，熊瑾玎终于在抗日战争的炮声中获得了自由。从1938年起至1946年止，一直在重庆任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瑞绶也在报社工作。
1966年初，熊瑾玎80岁诞辰时，周恩来总理特地带着邓小平送给自己的两瓶绍兴花雕陈酒为他祝寿。1973年，熊瑾玎病危且已不能说话，周恩来不顾自己重病在身仍亲去医院看望。熊瑾玎于1973年逝世，享年87岁。著有《革命老人徐特立》，出版有《熊瑾玎诗草》。1990年的时候，已经82岁的革命老人朱瑞绶，还曾接受过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榕的拜访。
任国桢和陈少敏
任国桢，祖籍山东。1898年生于辽宁安东（今丹东市）。原名任鸿锡，曾用名任国藩。1918年入北京大学俄文系预科。1924年加入中国*。1925年起，任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哈尔滨《东北早报》编辑。1928年9月，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市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候补常委等。同年底赴上海，进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1930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因出现叛徒连遭破坏，几位主要领导人均被捕，省委机关也由济南转移到青岛，故中共中央派任国桢到山东，任临时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党的组织。3月中旬，任国桢到达青岛后，首先要租间房子，作为省委秘密办公机关。但当时招贴租房启事都写着“没眷属不租”的字样，当时尚未结婚的任国桢，自然没有眷属，房子也就租不成了。为了能租到房子，更是为了掩护新来的省委书记，组织上便派陈少敏到任国桢身边，假扮夫妻，协助工作。陈少敏当时在打蛋厂当工人，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陪着任国桢外出从事秘密活动。很快，山东党的组织就得到了恢复。任国桢到山东不到一年，又出了叛徒。为安全起见，组织上调任国桢到中共北方局工作。陈少敏也一同前往，协助任国桢工作。1930年12月，任国桢被中共北方局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委员。任国桢、陈少敏二人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相爱了，经组织批准，这对假夫妻成了真夫妻，并且生了一个女儿。1931年春任国桢被调到天津工作，同年9月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10月9日以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山西工作，21日由于叛徒出卖，于山西特委秘书处（太原市典膳所8号）被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和叛徒的无耻指证下，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于1931年11月13日被阎锡山杀害，年仅33岁。
任国桢牺牲后，陈少敏非常悲痛。从此，她再也没有结过婚。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任国桢的照片挂在卧室内。同别人说起爱人来，更是很动感情：“他呀，任国桢，任国桢！鲁迅的爱雏！他写的《苏俄文艺论战》一书，就是鲁迅先生给写的序！”
说起陈少敏，熟知中共党史的人们肯定都对下面这件事记忆忧新：“文革”时期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到会的中央委员就“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进行表决时，除一人外全投了赞成票。这惟一未投赞成票的中央委员就是陈少敏。表决的时候，陈少敏庄严地用右手捂住左胸趴在桌上，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因此，陈少敏在“文革”时期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
陈少敏，原名孙进修。1902年生于山东寿光。1921年冬进入青岛日商内外棉纱厂做工。1928年加入中国*。曾和任国桢假扮夫妻从事秘密工作。曾任中共青岛市委工委委员。1930年随任国桢调往中共北方局工作。后和任国桢结为革命伴侣。曾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1932年冬，因叛徒告密被捕。次年出狱后，先后担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长、冀鲁豫特委组织部长、副书记，并在那里建立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武装第四支队。1936年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候补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建国后，在任中国纺织工会主席期间，到青岛发现并总结推广了“郝建秀工作法”等。1953年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1956年8月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递增为中央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7年1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
李白和裘慧英
李白，1910年生于湖南浏阳，曾用名华初。1925年加入中国*。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通讯连指导员。参加过长征。1937年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
李白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后，当时的电台领导人龚饮冰（建国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凭着自己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认为李白身边必须有位女同志，与他假扮夫妻，这样才不致引起左邻右舍以及敌人的怀疑。因此，龚饮冰就亲自物色人选，把绸厂的青年女工裘慧英调到了李白身边。
裘慧英，又名裘兰芬。1917年生于浙江省嵊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12岁时到上海入日商裕春绸厂、美亚绸厂当包身工，后受到厂里中共地下党员的启发教育，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0月入普益绸厂。同年12月加入中国*。1938年任中共沪西绸厂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4月奉调至中共中央驻上海的地下电台，和同延安来的李白扮成假夫妻，通宵达旦地收发电报，及时把延安中共中央的指示传达给上海地下党，又把日、伪的重要情报传递给中共中央。鉴于他们之间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党组织便于1940年秋批准他们结为伴侣。
1942年9月中秋前的深夜，日本侵略军采取分区停电的办法，搜索中共地下电台时，李白夫妇双双被捕，押至日本宪兵司令部。敌人让裘慧英亲眼看着李白受刑，她虽心如刀割，但仍咬紧牙关推说丈夫做的事自己一概不知。半个月后裘慧英获释，她一面进大诚绸厂做工，一面接受组织嘱咐以妻子名义到处寻找李白下落。1943年1月打听到李白关在极司斐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就以妻子身份入内探监。通过密语，知道李白咬定自己私设电台是替一个阔老板了解黄金价格升降消息，未涉及政治。由于李白一口咬定是为一个做生意的老板服务，帮朋友了解商业行情，而日军又未掌握实情，不知李白是为谁发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酷刑折磨的李白后经地下党营救获释。
李白出狱后，为了避免敌人继续追踪，暂不恢复情报工作，由组织安排在良友糖果店当店员。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李白继续从事秘密电台工作，通过电台又把大量情报传送给党中央。1948年12月30日凌晨，遭国民党武装特务包围搜查，李白夫妇和孩子一起被捕后，被押送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1949年5月7日，李白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后，已出狱的裘慧英强忍巨大悲痛，继续忘我为党工作。建国后，裘慧英先后担任中共上海电信局基层支部副书记、上海邮电技工学校副校长、邮电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和顾问。1983年离职休养。1992年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75岁。
彭咏梧和江竹筠
彭咏梧，又名彭庆邦。1915年2月生于重庆市云阳县红狮乡。1931年，上中学时便投身于*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秋，在省立万县师范学校就读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加入中国*。1939年6月，任省立万州师范特支书记，领导全校党的地下斗争。是年秋，受党组织委派到重庆，进入南方局党员干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被派往云阳、奉节等地开展革命斗争。1940年秋，任中共云阳县委书记。1941年秋奉调到重庆，先后以大陆运输行业会计、中央信托局职员等公开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43年，党组织派江竹筠同他假扮夫妻，协助其工作。两年后，经党组织批准，两人结为夫妻，后生下儿子彭云。1947年1月，参与领导了重庆63所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的反抗美军暴行的大游 行。后来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任临委成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主要负责下川东的武装斗争。在云阳地区组建了“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游击纵队”(后改名为“中国*川东游击纵队”)，并担任政治委员。1948年1月9日，参与领导了下川东“奉大巫起义”。16日，率游击队向巫溪方向转移时，突遭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战友突围英勇牺牲。时年33岁。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随母亲到重庆外婆家寄居，不久进厂当了童工。1932年，进孤儿院小学免费读书。1936年考入重庆南岸中学。1939年考入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她班上有个女同学，叫戴克宇，是地下*员。戴克宇经常带些进步书刊让她阅读。她思想进步很快，不久就加入中国*。1940年考入中华职业学校会计班，任该校党组织负责人。1941年，任中共重庆市新市区区委委员。1943年5月，出于工作需要，按着党组织的要求，与彭咏梧同志假扮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
1944年5月去成都，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并以学生身份做群众工作。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与彭咏梧正式结为夫妻。人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1946年7月江姐回到重庆搞学运工作。在丈夫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江姐还担任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领导武装斗争。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1948年1月，彭咏梧不幸牺牲后，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刑，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员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江姐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监狱，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王士光和王新
王士光，原名王光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四哥。1915年生于天津。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5月加入中国*。同年在天津组建党的秘密电台。王光杰到解放区后，改名王士光。曾任冀察热辽军区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1947年组建邯郸广播电台及时接替陕北广播电台工作，曾获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的特等功臣奖章和锦旗。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工业管理处处长，第二、第一、第三机械工业部无线电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北京市电子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国防装备委员会技术顾问。是中共八大代表。
王新，原名王兰芬。原籍连山，1921年出生在辽宁兴城一个颇有名望的官绅家庭。1936年考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就在这一年，年仅15岁、还是中学生的王新就加入了中国*。王新入党后的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王新留在天津，除了继续在学生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外，还与中共北方局保持着联系。1938年夏，王新向党组织要求去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不久，和王新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张洁清（彭真的夫人）通知她到河北省南宫县抗大分校学习。王新以为将要奔赴根据地，顿时热血沸腾，准备投身抗日烽火中，但却被调到天津和王光杰假扮夫妻。
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姚依林在1936年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1938年8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知道王光杰精通无线电技术，以前在家中组装过无线电台，而且工作热情高，是筹建天津秘密电台的最佳人员。于是，1938年8月20日，王光杰被姚依林从北平“招”到了天津。同年9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就是王新。
姚依林按照地下工作的惯例，为王光杰、王新分别取了化名。白天，化名吴厚和的王光杰在天洋商场其同学开办的一家电料行当技师，修理收音机。这样不仅可以掩人耳目，而且容易搞到电台所需要的电信器材，而化名黄惠的王新则终日在“家”料理党的地下机关事务。在几个月的战斗生活中，共同的理想和使命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当王光杰生病时，王新像真正的妻子那样不怕脏不怕累日夜守护着；为了减轻王光杰的工作压力，从没有接触过无线电的王新也学会了发报。渐渐的，爱情的种子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扎下了根。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1938年12月26日正式结婚。
1939年8月，上级命令撤销秘密电台后，王新和王光杰一同离开天津，奔赴平西革命根据地。王光杰改名王士光，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王新则去了房山、涞水、涿县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不久，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夫妇之间失去了联系，但他们始终爱情专一地互相等待着。直到1947年底，断绝音信长达八年的王新和王光杰才重新相逢。王新在组织的安排下，穿过一道道封锁线，越过几个解放区，终于回到了丈夫身边。短暂的团聚后，这对革命夫妻又开始投入到新的战斗生活中。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继续为人民通讯事业呕心沥血，曾担任四机部（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等职，王新则被分配到北京邮电设计院工作。“文革”开始后，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身为王光美胞兄的“特等功臣”王士光也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被关进监狱长达七年之久。王新一次又一次地为丈夫申诉，拒绝写任何“揭发”材料。幸运的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1974年，王士光恢复了自由。这年国庆节，他和王新一起应邀参加了国庆招待会。2003年6月24日，王士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