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征召壮丁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我军兵员损失巨大，面临严峻的兵员形势。从华北抗战开始，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一天即遭到重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捐躯，伤亡官兵5000余人。忻口战役敌我相持20日，中国方面参战人数18万多人，阵亡20700多人（包括第9军军长郝梦龄中将等众多将官），伤35000人。娘子关会战，中国方面参战95000多人，阵亡1万人，伤11000人。在华东战场的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仅8月14日阵地战中，第14师第42旅，原有8000余人，只剩下2000多人，而且多是伤员和后勤人员。当时，一个师最多能守六七天，即已伤亡过半，又另换一个师再守六七天。淞沪会战历时三个多月，中国军队伤亡30余万人。全面抗战开始后，川军即有十几个师开赴前线，20军杨森部最早出川，直接参加上海战役，七天之内伤亡团长20多名，连长200余名，士兵7000多人。邓锡侯第22集团军在山西与日军作战40余天，伤亡过半，已无一个完整建制单位。由于兵员损失巨大，补充兵员已成为关系抗战前途的重大问题。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西迁重庆，四川开始成为抗战大后方。蒋介石十分重视四川战略地位，说“（四川）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特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谓各省之冠。因此四川同胞对于国家民族兴旺成灭的责任非常重大。”作为抗战基地，四川亦是兵员大省，在兵员补充上，则必须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和义务。鉴于前线急需兵员补充，为适应战时非常时期需要，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庆行营当时急电四川省政府，紧急征募壮丁，补充前线。于是征召壮丁，成为抗战时期兵员动员的一种重要形式。
二、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概况
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经历了从初期无序征集到统一有序征集的过程。过去我国主要采用募兵制。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以国难日亟，开始规划建立现代兵役制度，1933年6月17日颁布《兵役法》，1934年8月又颁布《兵役法施行条例》，作为战时兵员动员的主要
法规。《兵役法》规定，兵役包括常备兵役和国民兵役两种，凡中华民国男子年满18岁至45岁，都有服兵役义务。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30日明令征集国民兵，同年9月发布《战时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编成办法》，令各县市依照规定，编成义勇壮丁常备队，以备前线兵员补充。四川亦随之实行，但由于正值四川兵役机构草创，因而在抗战初期，出现了多部门、无定额征兵的无序状况。
1938年7月15日，川省颁布《四川省统一兵员征募办法》，规定以三个月为一期，将每一期应征壮丁名额配赋予各市县，由新成立的省军管区统一办理全省兵役。同时，开办兵役人员训练班，毕业学员分派各县，承办各县兵役业务。当年10月，还开办特别训练班，培训军官分发各县任大、中队长，训练壮丁，将兵员征集与训练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改变了以往征者自征、征者自训的分割和无序状态。
根据新的征募办法，四川壮丁征集按身家调查、抽签、征调、交拨四步进行。第一步壮丁身家调查，即调查年满18岁至45岁兵役适龄男子姓名、年龄、出生年月、原籍地、现住地、教育程度、体格等，一一登记在册，作为国民兵组训、管理、服役，常备兵征集、缓役、退伍及征属优待的根据。1942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公布《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对壮丁身家调查作了详细规定。川省据此于同年4月至6月开展全省大规模壮丁身家调查，由中央直接督导。第二步是壮丁抽签，根据身家调查情况，抽签决定谁应该服役。为此，军政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相关
法规，最有名的是1940年《非常时期征集国民兵及抽签办法》和1942年《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对抽签作出了具体规定。四川亦于1938年制定《四川省非常时期征集兵员第一次抽签实施办法》，规定每年10月以乡为单位举行抽签仪式，由县长主持。1939年9月，四川发布《四川省第二次抽签办法》，规定了由保抽户、由户出丁的抽签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可防止壮丁逃役。第三步壮丁征调。从1938年起，四川省府发布了多项征送壮丁办法，主要是保证如期输送足额合格壮丁，消除乱拉乱抽现象。第四步壮丁交拨。抗战初期一般由接收部队到县市接收。1938年四川省军管区成立后，兵员拨补由师管区派员送到前方，交其指定部队接收；前线部队不再派员到后方收领。
三、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成效评价
长期以来，由于《抓壮丁》等话剧、电影的影响，人们对“抓壮丁”的评价大都与贪腐、民怨联系在一起。那么如何客观地评价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的历史成效呢？
首先，壮丁征集在全民抗战的历史条件下，是战时兵员动员的一种必然举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根据《兵役法》迅即发布《征兵令》：“东邻肆虐，侵我疆土，自非全民奋起，合力抵抗，不足以保卫国家之独立，维持民族之生存。在此非常时期，凡属兵役适龄男子，均有应征入营服行兵役之义务。兹特依兵役法第三条之规定，由行政院转饬各兵役主管机关，得随时征集国民兵，裨资服役，而固国防。”尤其是在前线兵员损失巨大的严峻形势下，征集国民兵即征集壮丁以补充前线兵员，是合法的，也是战时非常时期征兵的必然需要。
从实际成效来看，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45年9月3日，川省主席张群在《胜利日感言中》称：“就八年以来，川人对于抗战之重大贡献言之，如征兵，则应征赴敌之壮丁，达三百万人以上。”根据档案材料统计，抗战八年四川历年实征壮丁数分别为：1937年，103837人；1938年，17145人；1939年，296341人；1940年，266373人；1941年，344610人；1942年，366625人；1943年，352681人；1944年，391112人；1945年，283086人；合计2578810人。加上西康省30938人，那么抗战期间，四川壮丁实征数为2609748人，居全国壮丁额第一位。如果再加上40万出川部队及5万余名知识青年从军人数，则四川的总征兵额远远超出300万之数。八年抗战，全国征兵总数1400多万，四川就占五分之一强；而当时四川总人口不过4000多万。这就是说，在全国抗日军人中，每5人就有1个四川兵。四川子弟分布在前线各个部队中，以至有“无川不成军”之说。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称：“在八年抗战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万零二万五千人……仅从此就可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为什么抗战时期四川在兵员动员方面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呢？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建立了一整套与战时兵员动员相适应的兵役
法规体系和征兵制度。抗战前夕颁布的《兵役法》，在1943年又根据战争实际需要修正，成为抗战时期兵员动员的主要法律。根据《兵役法》，国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又颁布了大量单行
法规，其中不少涉及壮丁征集。在此基础上，随着前方兵力形势的变化，四川省不断完善兵员动员体制，从混乱到有序，从而保证了最大程度地动员广大国民参战，征集到最大量的兵员。第二，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兵员动员方式和手段。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建立了省、县市、乡镇各级兵役宣传机构，组织宣传队，举办讲习会，利用报刊、书画、标语等多种形式，深入乡村，加强兵役宣传，广泛发动民众参军。为加强宣传，1939年1月，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制定《全川初中以上学校学生寒假回籍宣传兵役实施纲要》，发动学生，利用寒假回乡进行兵役宣传。抗战以来，四川省府还多次整编保甲和清查户口，以加强基层动员。为强化壮丁征集效果，从1938年10月起，四川省政府相继出台《出征将士及义勇壮丁优待条例》、《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办法》等
法规，通过发钱、发粮、建立征属合作社等形式，优待征属。此举既利于出征壮丁安心上前线，对于后方待征壮丁，亦可产生示范和引导作用。
我们在肯定抗战时期四川壮丁征集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兵役办理人员营私舞弊、强拉壮丁、顶替买卖、贪污敲诈等丑陋现象大量存在。壮丁征集本是抗战非常时期合法的必要举措，但人们却对“抓壮丁”赋予贬义，主要是因为当时强拉壮丁等弊端相当严重。1943年4月，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兵役视察员甘焘考察彭县役政后写道：“彭县征送壮丁皆由雇买估拉而来，以前数年买丁占十分之八，拉丁占十分之二，及至去年（1942年），则拉丁占十分之八，买丁占十分之二。乡镇保甲视役政为利薮，或买或拉无不有弊，如派款买丁浮支滥报，钱归中饱；拉丁或借机敲诈，得钱到手，拉获之丁亦可放纵，政府掩耳盗铃，不敢过问。地方人士恐贻后患，亦不敢举发，而乡镇保甲以无人监视之故，遂得肆其所为，而民间遂不胜其苛扰矣。”二是壮丁逃役现象严重，以致兵员欠额较大。尽管有兵役
法规严格规定，但仍然有不少应征壮丁逃避兵役，或往他方规避，或雇人顶替，甚至有不少地方出现壮丁断指避役及集体抗丁事件，如1944年，仁寿县就有三个乡10名壮丁断指抗丁。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央配额任务未能如期完成。抗战八年尽管四川壮丁实征额居全国第一（具体数见前），但离中央配额3193808人，尚欠60余万。尽管如此，但问题与成绩相比，成绩仍是主要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