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坐落在今重庆市合川城东5公里的钓鱼山上，其山突兀耸立，从江边拔地而起，相对高度约 300米。四周悬崖峭壁，山下江水奔流，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十分险要。
山上有一块平整巨石，名“钓鱼台”，相传远古洪荒时期，沧海横流，洪水泛滥，百姓避祸于山顶，日久无食，祷告上苍求救。忽一日有巨人站于巨石上，持竿垂钓江中，把钓得的鱼分给百姓，以解饥馑，钓鱼山由此而得名。
由于城破之日，元兵根据忽必烈旨意对城中秋毫未犯，因而钓鱼城古战场遗址至今保存完好。主要景观有城门、城墙、皇宫、武道衙门、步军营、水军码头等遗址，有钓鱼台、护国寺、悬佛寺、千佛石窟、皇洞、天泉洞、飞檐洞等名胜古迹，还有元、明、清三代遗留的大量诗赋辞章、浮雕碑刻。1982年，钓鱼城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6年12月，其被批准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在这里发生了一个意外。
一个仅仅只有2.5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城，挡住了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长达36年，甚至蒙古大汗也因此丧命城下，南宋王朝的灭亡由此得以延迟，蒙古军队在世界各地的锐利攻势由此得以削弱。
这就是发生在宋元时期的钓鱼城之战。
1278年，在元兵攻陷重庆时，曾让人给合州守将张钰写劝降书，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君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州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意思很明白，宋朝的子孙都已投降了，宋朝的天下都已归了元朝，你张钰还死守什么？
想到这里，我不得不思索长期解不开的一个谜：钓鱼城这样的死守究竟有什么意义？在这36年间，宋朝与蒙元双方损失了多少生命？耗费了多少财产？特别是在南宋国势江河日下，主庸臣奸，四川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时候，张钰等在孤城固守完全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值得吗？记得当年孙道临先生筹拍文天祥的电影，我们也曾讨论过，文天祥抗元除了道义上的意义外，对历史的进步有没有作用？
当蒙古骑兵刚由蒙古高原南下时，他们曾经以杀戮为乐，大量掳掠人口，就像他们进入中亚、西亚和欧洲时一样。在蒙古占领华北之初，一位大臣还认为“汉人无补于国”，要求将他们全部杀光或赶走，腾出土地来放牧。但到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伐宋时，他已经明确规定了要保护宋境百姓的生命财产，要维护正常的农业和商业。是什么促使蒙元统治者由野蛮走向文明呢？一方面固然是中华文明本身的伟力，使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另一方面，则是宋朝军民的殊死抵抗，延长了蒙元的征服过程，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同时也逼使他们认识到，完全依靠军事征服必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南宋的军民从一开始就拱手投降，或者听任杀戮，尽管我们无法假设最终的结果，但可以肯定，蒙古军队绝不会自动减轻烧杀抢掠，破坏的过程还会更长，中华文明所受的创伤必定会更大。如果说蒙元统治者的转变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清朝入关的过程再一次证明了这一因果关系。
从这一意义上说，钓鱼城内外的鲜血没有白流，钓鱼城足以彪炳千秋。
人文寻胜
沿着钓鱼城顶部蜿蜒的城墙向下望去，一条小路曲折地消失在浓雾之中，静静地伫立在墙边，能隐约听到远处桨橹的划水声。当地人介绍说，城下面就是嘉陵江，沿着小路可以直达江边的水军码头，古时来钓鱼城，主要依靠的就是水路，因为钓鱼城是一座伸向江心的孤山，三面环水，一面靠山。
宋元之前的钓鱼城一直以蜀中名胜著称，早在唐代就修建有护国寺、悬空卧佛、千佛石窟等，文人墨客往来其间，留下诸多遗迹。举目四望，满眼青翠，山风徐徐而来，一派田园美景。但难以想象的是，从1243年至1279年，这里曾杀声震天，尸骨盈野，小小的钓鱼城仅以万余人，使近十万蒙古大军在36年间未能在此前进一步，蒙古大汗蒙哥也在这里受伤而亡。
700多年过去了，山下的江水依然平静地日夜奔流，但钓鱼城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以山景、石刻闻名的地方，它处处渗透着那些历史上民众誓死守城的痕迹。
“上帝折鞭”
13世纪中叶，蒙古铁骑风卷天下，所向披靡。当时，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大汗蒙哥，因在对欧亚诸国的战争中骁勇善战而声名远播，西方各国更是畏惧地称其率领的军队为“上帝之鞭”。为夺取天下，蒙哥定下先攻取四川，占领长江上游，而后顺江而下，一举灭宋的战略。1258年春，蒙哥亲率大军向四川进发，所部兵力总计约7万，不久就占领了川北诸县，前锋所指，正是重庆门户合川钓鱼城。其时，在四川的宋军不过5万余人，守卫钓鱼城的兵力更是不足5000人，即使加上招募的乡兵，总数也不过万人，与元军兵力对比悬殊。
1258年12月，元军逼近合州。蒙哥派南宋降将晋国宝赴钓鱼城招降，被守将王坚严词拒绝，并宣布晋国宝叛国投敌罪行，当众正法。蒙哥闻讯大怒，于1259年二月初三日率入川各路大军渡过渠江，进至距钓鱼城5里的石子山上扎营，随即，旷日持久的钓鱼城保卫战开始。钓鱼城守军依靠地势逐级抗敌，战斗几度白热化。从二月直至五月，蒙古军队始终难以前进一步。据后来正史及一些元人文集中的碑传、行状等记载，不少跟随蒙哥出征的将领都战死于钓鱼城下，可见当时战斗之酷烈。战时进入夏季，南方的潮湿酷热对于常年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带的蒙古军队来说是致命的，军中开始流行痢疫，战斗力因而大为减弱。相反，在经过数月的战斗、屡次挫败敌军进攻之后，钓鱼城的军民士气高涨，斗志更加旺盛。蒙哥为了尽快拿下钓鱼城，命令加紧攻击。
为了了解钓鱼城中的情形，蒙哥命兵士在与钓鱼城新东门相峙的脑顶坪上筑起一座台楼，楼上连接桅杆，上有飞车，人在里面可以窥视城内一举一动。王坚见状，命人在新东门城垛处安装了炮位。七月二十一日，蒙哥亲临脑顶坪台楼指挥瞭望，王坚在城内望见，吩咐发炮轰击台楼。顿时炮声轰鸣，飞石四溅，蒙哥因躲避不及，身负重伤。次日，王坚令城内军民从城内大水池中捞起30多斤重的大鱼，又做了几百个面饼，派人送到蒙古军大营，并附书信致蒙哥，上面写有“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十年，(城)亦不可得也”等语。蒙哥看后大受刺激，伤痛进发，愤恨不已道：“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意为以后一旦攻克钓鱼城，必定屠城以报此仇。二十七日，蒙哥撤军至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碚北温泉，一说在壁山县西北40里的西温泉），伤重不治而亡，终年52岁。“上帝之鞭”就这样折断了，一代天骄蒙哥至死恐怕也没有想到，他会在钓鱼城这个弹丸小城下结束自己的戎马一生。
元朝灭亡之后，有学者评价钓鱼城说：“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崖山而后忘哉！”在城中护国寺山门外有一个明代万历年间立的石坊，上面有明朝国史编修李作舟专为钓鱼城题写的“独钓中原”4个大字，正说明了钓鱼城在宋元时期对支撑南宋危局发挥的重要作用。
正是因为蒙哥在钓鱼城之战后的突然去世，使蒙古军队在世界各地的攻势发生了改变。首先是此次蒙宋战争的结束。蒙古军队群龙无首，被迫北撤，宋王朝因此延长了至少30年。其次，蒙古军队对欧亚的第三次战争被迫停止。蒙哥在大举攻宋的同时，蒙古大军发动了第三次西征，先后攻占了今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岛大片土地，兵锋直指埃及，通往非洲的道路即将打开。埃及举国震恐大骇，倾全国之兵欲与蒙古军决战于巴勒斯坦。正在此时，率军的蒙古王子旭烈兀得到蒙哥阵亡的消息，立刻率主力东撤，昼夜兼程向蒙古大草原进发。可以说，蒙哥之死是蒙古国大规模征战走向结束的转折点，也是大的蒙古政权从统一走向分裂的转折点，经过内部纷争，由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们建立的统一的蒙古政权已四分五裂，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国也已经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钓鱼城之战的作用已超出了中国范围，对世界历史也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坚守的秘密
1943年，在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作为中国战场的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阴雨濛濛中登上了钓鱼古城，在昔日炮火冲天的古战场上，感悟和汲取了“坚忍”的意义，手书“坚苦卓绝”4个字，字迹至今仍存古城之中。
几年前，一些国外研究蒙古学的学者纷至沓来，心中最大的谜团就是钓鱼城何以以一城之力抵挡蒙古铁骑30余载。事实上，这也是当年蒙哥心中的困惑，不过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钓鱼城的秘密其实就在于城内外地势形制的天造地设，在于守城者的军民一心。
首先，钓鱼城壁立江边，易守难攻。钓鱼城其实是一个向大江延伸出去的半岛，嘉陵江、渠江、涪江在山下交汇，从西、北、南将古城包围，东侧是崇山峻岭，难以通行。钓鱼城自古即为“巴蜀要津”，为守卫重庆的天然屏障。当蒙古军队来袭，有谋士冉氏兄弟向当时四川统帅余玠提出建议，“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钓鱼山扼嘉陵江、渠江、涪江之口，三面临江，岩岸陡峭，绝壁千仞，易守难攻，若徙合州城于钓鱼山，积蓄粮草以守，远胜十万大军矣。”余玠接受建议，即令冉氏兄弟开始大规模修筑钓鱼城，同时，“以山为堡、棋布星分、相形度势”地修筑了青居、大获、云顶、天生等11座卫星城池，这些卫星城池均有暗道和栈道与钓鱼城相通，使之与钓鱼城遥相呼应，互相拱卫，形成一个壁垒森严的钓鱼城军事防御体系。在被称为“一线天”的地方，最窄处只能容纳一人通过，据说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蒙军攻上码头后，一度逼近城墙，正是在这里被挡住了脚步。
其次，城中拥有充足的耕地、鱼塘、水池等保证长期坚守的基本条件。民国《钓鱼城记》记载，“西门之内，因沟为池，周围一百余步，名曰天池；泉水汪洋，旱亦不涸，池中鱼鳖可棹舟举网”，直到民国年间，大天池的规模仍然颇大，灾荒之年也难干涸，池中常年泊有渔船。1958 年大跃进时期，当地公社在大天池基础上开凿了一个水库，今天，水库蓄水量虽已大不如前，村里人却还经常来钓鱼，前几年还有人钓起过一条 10多斤的大鲤鱼。钓鱼城除了大天池外，尚有小天池 13 处，水井 92 眼；山上有耕地 2000 余亩，历史上，南宋时曾一直推广复种制和稻麦杂粮套种制，使亩产大大提高，可以解决水源、粮食之需；蒙军围几年，退几年，蒙军一旦退兵，军民便下山种粮，且带来食盐等必需品；钓鱼城外阡陌交通的山路、河道，也可以方便地与其他地区相连。可见，当时王坚派人把一条 30 多斤的大鱼及几百个大饼送到蒙军军营示威，应属事实。
再者，军民团结一心是钓鱼城难以攻破的最后一道关卡。从1243年到1279年，钓鱼城在蒙军面前巍然不动，最后不得不迫使蒙军改变灭宋路线，1276年南宋国都临安被攻克，南宋王朝被迫悬浮南海，直至1279年陆秀夫崖山背负小皇帝跳海自尽。在几乎是一片溃败的阴影下，钓鱼城的军民却坚持了下来。1279年，元军在攻克重庆后加紧对钓鱼城的进攻，此时天下已经尽归元朝，钓鱼城孤城无援，据记载，“城中之民，惶愰汲汲，危如累卵釜鱼，知其祸在顷刻，然皆协力而无异谋。”可见城中民众团结一心，坚守直至最后时刻。
持续七百多年的争论
1942年6月2日，郭沫若登临钓鱼城考察了古战场遗址，题诗《钓鱼城怀古》抒怀：
魄夺蒙哥尚有城，危岩拔地水回萦。冉家兄弟承磷蚧，蜀郡山河壮甲兵。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
诗中最后一句说出了钓鱼城中700多年来的一场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对钓鱼城最后一任守将，也即献城降元的王立的评价。
1278年，元兵再次大举进攻钓鱼城。其时，南宋国都临安早在两年前就已被攻占，天下归元形势已不可逆转。元军在占领重庆后加大了对钓鱼城的攻击。当时，钓鱼城守军已经连续3年不能得到宋王朝的命令，当时年逢大旱，城中缺粮，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剧。在这种情形下，守将王立召集众人商议：“某等荷国厚恩，当以死报，其如数十万生灵何？”话语未落已泣下数行，众将也都泣不能已。此时，王立的义妹熊耳夫人袒露自己与元军成都总兵李德辉是表亲，表示可以联络以便免去屠城之祸，得到王立同意。1279年1月，李德辉亲赴钓鱼城受降，此前得到元帝忽必烈下诏：“鱼城既降，可赦其罪，诸军毋得擅便杀掠，宜与秋毫无犯。”就这样，钓鱼城对元军关闭36年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但并不是被攻下的。
明朝弘治年间，当地政府在钓鱼城中修建了忠义祠，与钓鱼城保卫战有关的守将余玠、王坚、张钰列入其中，这就是郭沫若诗中所提的“宋三卿”。后来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重修忠义祠时又增祀冉氏兄弟。而王立虽曾作战英勇，但终因率众开城投降而被诟为失节，视为不耻。但到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当时的合州知州陈大文认为，王立“宁屈一己”，目的是为了保全一城百姓，此外，熊耳夫人和李德辉都对钓鱼城百姓有“再造之恩”，因此陈大文下令将王立、熊耳夫人和李德辉都立入忠义祠受人祭拜。可是100多年后的光绪七年（1881年），当时的合州知州华国英重修忠义祠时，又将王立等3人迁出，以示对王立降元的不耻。显然，前文郭沫若诗中之意也是表明了这个态度。
1981年，在合川召开的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上，对王立的评价仍然分为鲜明对立的两派。
看来，这场持续了700多年的争议，可能仍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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