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扼腕的两个被暗杀的中国文化栋梁
民国初年，北京报界被人称“三怪杰”的三位名记者，他们是黄远生、丁佛言、刘少少。“三怪杰”当时都服务于民初立宪派的《亚细亚报》，三人均号称是“报界之骄龙”，其中特别是黄远生，可以说在中国，真正的职业记者是从黄远生开始的，其人“年少多才，好露锋芒，善击人痛处”，他的通讯不仅当时洛阳纸贵，在中国新闻史上也别具一格。不料，1915年12月25日下午六时许，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吃下午茶的黄远生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二枪命中，迅忽殒命，此后凶手一直未获。黄的死讯传至国内，其生前友好纷纷指责袁世凯利用其人不成，乃派人跟踪来到旧金山实行暗杀，以杀人泄愤。后来又曝出杀黄远生的竟是当地所谓“爱国华侨”所为，即他们以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走狗，黄远生因此成了革命的误杀！此后，关于黄远生之死一直是人们不时议论的一个话题。那么，他是怎样被暗杀、为何被暗杀的呢？
黄远生，字远庸，江西九江人，早年科场顺利，相继考取秀才、举人、进士，不过，黄远生没有按照一般士子的人生道路行走，他最后厌恶了仕途，转赴日本留学，学习法律，学成归国，任清廷邮传部员外郎、编译局纂修等。彼时，一位同乡官员李盛铎（近代著名藏书家）作为“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他颇为感慨地对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黄远生听了这话，又深感清廷腐败，做官之意顿消，遂投身新闻界。1912年，他与蓝公武、张君劢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因言论勇于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名声大震，一时有“新中国三少年”之说。此后，他更一发不可收拾，先后主编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的特约记者，同时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撰稿，成为一代“名记”。特别是在担任《时报》和《申报》驻北京特约记者期间，由于他善于调研，勤于采访，以擅长撰写新闻通讯著称于世，被称为是“报界之奇才”。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黄）远庸文章典重深厚，胎息汉魏，洞朗轩辟，辞兼庄谐，尤工通讯，幽隐毕达，都下传观，有纸贵之誉。”这个评价不谓不高。此外，黄远生还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就特别推崇黄远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声”人物；罗家伦也在《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中热情称道黄远生的文字，蓝公武更明确指出《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这些评价也是后来的史家们所公认的。
民国成立后，黄远生“立意不做官，不做议员，而遁入于报馆与律师”，然而没有多久他就感慨地说：“余于前清时为新闻记者，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肆其无法律之自由，而乃无害。及于民国，极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这真是一个悖论了：所谓中华民国竟在言论自由的程度上却远不及大清帝国。另一个悖论则是：民国建立了宪政和议会政治（也出台了法律），却又不及前清的“无法律”（所谓专制政治走到极端的空心化、松弛化），黄远生的职业兴趣为此大大受伤。此前，他有着新闻记者的“洁癖”，他评论新闻往往“不存成见”，他是骨子里崇尚独立的记者，“没有丝毫偏袒哪一党的意思”，而“这种不存成见，公平评论的气度，亦是很可佩服的”。然而，在上述的语境下，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的“洁癖”和追求就要大打折扣了，黄远生痛感自己和自己的同道真“一大作孽之事也”，要么无法直抒胸臆，要么坠入恶趣（“以今法作报，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诬陷，即可陷其人于举国皆曰可杀之中。盖一人杜撰，万报腾写，社会心理薄弱，最易欺朦也。”）。黄远生就是在左右为难的窘况下成为“尴尬人”的。
黄远生的时代，正值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实行报业管制，仅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的统计，被封闭的报馆已达七十一家，受到传讯的有四十九家，被完全捣毁的则有九家，其中有二十四位报人被杀害、六十余位报人被捕。当然，袁世凯知道光凭暴力是不行的，控制舆论最妙的莫过于“尽得风流”的不着痕迹，那么，不露任何暴力的痕迹，最有效、最凶险的又莫过于“潜规则”的“淘汰”法，即拉拢、收买有清名的报人，造成“天下乌鸦”也即“伪劣驱逐良劣”的局面，从而又造成天下人人“犬儒”的局面。1915年秋，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这位名满海内的名记者，欲设法将之罗列在门下。开始时，袁氏强邀黄远生担任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黄远生心虽不愿，却也不敢一口回拒。随后，袁又派人向黄表示：如能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则将酬谢十万元，并奉送一个部长的席位。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威胁和利诱，可以想见“洁癖”如黄远生他的烦恼了。他想拒绝，但又经不起袁氏的再三催逼，想来想去，只得写了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去搪塞。袁氏不满意他的搪塞，又派人逼他重写颂文，黄远生这才如梦方醒，他万难从命，深知再也不能与魔鬼周旋下去了，遂悄然离开北京。在抵达上海之前，他在《申报》的头版刊登出反对帝制的启事，明确表示“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实难赞同一日”。此后，他又连续在《申报》和《时事新报》刊登启事，宣布脱离和辞去《申报》驻京通讯员和上海《亚细亚报》的撰述（居心叵测的《亚细亚报》在广告中仍将之称为该报总撰述，黄远生再次在《申报》发布声明，宣布自己与《亚细亚报》无关）。10月24日，为摆脱袁世凯党徒的进一步逼迫和舆论对他的误会，黄远生索性“惹不起躲得起”，买舟渡洋，离沪赴美。
不料，甫到美洲的黄远生随即被革命党首领林森派来的杀手所暗杀。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台湾临终之前，道出全部真相，原来当年他执行的刺杀使命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所指使，并由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至于暗杀的命令，更是来自当时中华革命党的党魁。这说明在彼时，你要号称自己是“无彻头彻尾之主义”，甚至以职业之限不免对袁氏也有鼓吹之嫌，那么，你只有一死了。所谓政治，正是如此的刚性。于是，“方旧金山被刺之耗来，袁家报纸异口同声，骂乱党之不仁。吾人至愚，不知此不仁之乱党，果何为而必欲手刃一文弱之远生也”，这是某些报纸的评论，说的未必不是道理。再后，1916年初，黄远生的遗骸由当时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运回上海，并在上海举行了一个颇为隆重的追悼会，当时袁世凯臭名昭著的几个所谓智囊人物和“臣记者”如杨度、薛大可、康士铎、乌泽声等还联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为黄远生的丧事和其遗孤的抚恤作呼吁。这倒也不是惺惺作态，或许真是兔死狐悲，因此又有人称黄远生的死，是“死于君宪，死于聪明之过人，死于主张之不坚定”，虽然此前他已经深自“忏悔”，但“终未举忏悔之实，才有余而道心不足，是又后来新闻记者之鉴矣”。
黄远生之死，是震撼中国新闻界的一个大事件，它对中国的新闻记者和报人是极具警示和启示的含义的。反过来说，从他的死再回溯到他的生，更能让我们看到完整和清晰的一个报人的人生。
林森杀了黄远生，此前喜欢搞暗杀（自己最后也死于暗杀）的革命党人陈其美则又暗杀了夏瑞芳，这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如人所说，如果说蔡元培的北大的影响能达庙堂之高，那么，夏瑞芳开创的商务印书馆的影响则可到江湖之远了。堂堂北大出学人，巍峨“商务”呢，当不在北大之下，所谓书强于人——《辞源》、《四部丛刊》、《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百衲本二十四史》、《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等，全系“商务”所出，由是“商务”堪称近代中国文化传播的摇篮和中心。当年夏瑞芳偕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于1897年创办商务印书馆，此后历尽风霜，饱经劫厄，终成中国出版史上空前绝后的巨擘，至今仍惠人无数。然而，它的开创人夏瑞芳竟也屈死于革命戾气直冲霄汉的年代，可悲复又可哀。
夏瑞芳（1871—1914），字粹芳，上海人，他十一岁时随帮佣的母亲由青浦到上海，后在清心堂小学和清心书院读书，期间信奉了基督教。十八岁毕业后，先在同仁医院学护理，一年后进英文《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馆学排字，后来又先后在英文《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捷报》（The China Gagette）做排字工人，就是在这几家报馆中，一位区区的排字工人成长为一个中国文化的栋梁之才。
在报馆，洋人往往颐指气使，对下属也是动辄呵斥，排字工人的夏瑞芳和鲍咸恩不堪凌辱，约了几个朋友，准备自办印刷所。1896年，他们筹设股份汇聚资本，认股者有沈伯芬、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徐桂生、高凤池、张桂华、郁厚坤等，随之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诞生了。此后，夏瑞芳身兼数职——总经理、校对、收账、买办、供销，与众人合力同心，使这一出版机构渐有起色，逐渐走上正轨。加之欣逢时代之利，十九世纪末勃兴的思想文化观念的革新浪潮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正如高凤池在《本馆创业史》中所说：“甲午失败之后，痛定思痛，变法自强，废科举、兴学校，差不多是朝野一致的主张。正是维新时代，小印书坊设得也很多，机会极好，所以说商务的成功半由人事半由机会。”至于开办地的上海，它无与伦比的经济地位和相对宽松自由的言论空间更使其成为西学东渐的桥头堡和渴望自由的中国文人的一大渊薮，它为“商务”的乘风破浪开辟了广阔的世界和储备了充足的人才。当然，个中企业家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而夏瑞芳的卓识和胆略也决定了“商务”此后几十年的命运，如他断然出版“商务”第一书——《华英初阶》，让这一本汉英对照的教科书在十里洋场上一版再版，这不但使“商务”成功地掘到了“第一桶金”，也由此坚定了“商务”涉足出版业的信心，而“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此外，企业成功的经验无一不是要求企业家有能审时度势和掌握先机的本领，更要懂得选贤任能各尽其才的眼光。夏瑞芳对“商务”更加影响深远的另一个决断，就是他“慧眼识英雄”，延请了张元济入馆（任编译所所长。此后，张元济推荐了翻译家严复、林纾、伍光建和蔡元培等的译著在该馆出版，奠定了“商务”的实力和影响），此前，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执教，月薪一百两银子，夏瑞芳招揽他入馆，却给他月薪三百五十元的酬劳，这不仅是对张元济一人，此后他延揽人才，不仅薪金高，而且是实心实意的尊重人才，这样才使得“商务”积蓄了人才（这有高梦旦、蒋维乔、沈雁冰、杨贤江、叶圣陶、胡愈之、郑振铎、章锡琛等），人才优势的“商务”才能审时度势，在时代大潮下不断变革，使商务印书馆从印刷业向出版业顺利转型，并使其由此前的纯商业追求平添了文化报国和启蒙民智的灿烂色彩，俨然成为一大“文化泰山”。
夏瑞芳担任商务印书馆的经理，除出版了大量教科书和各种读物外，还创办了《外交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他还不断培训出版人才，组织国外考察，引进先进印刷技术，对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期间，他与日本的出版机构多有联系，毋庸置疑。在近代，日本各方面都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出版亦然，就在“商务”建立之初，夏瑞芳就亲赴日本考察，订购印刷设备和器材，后来他还收购了日本人在上海的一家“修文印刷局”，利用它较为完备的设备率先在国内用纸型印书。１９０３年，夏瑞芳与日本“金港堂”合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夏任总经理，此后参照日本的管理和技术（引进网点照相、彩色石印、凹版印刷、马口铁印刷术等，又派人赴日本学习照相制版，用珂珀罗版印书，并请美国技师指导试制三色铜版。此后在不长的时间内，该馆的印刷质量在全国独树一帜），编辑出版了《小学最新教科书》等许多销路很好的中小学教科书，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此外，“商务”已建立了自成体系的发行网，并在二十多个城市设立了分馆，资本和职工激增，馆内还设立了藏书楼的“涵芬楼”、职工业余学校的“商业补习学校”以及职工福利性质的“尚公小学”、“养真幼稚园”、“孤儿院”等，而“商务”业已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型文化出版单位。可以说，夏瑞芳为此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他还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当选为上海市总商会的董事。也就在夏瑞芳处于自己事业的鼎盛之时，当时社会上对日本在华不断扩张势力表示十分反感，夏瑞芳也是爱国的企业家，他顺应潮流，在1912年提出收回日股的建议，此后他几次亲赴日本，与“金港堂”洽谈，最后达成协议，使日资撤回，“商务”成为纯粹民族资本的文化企业。
就在这不久，1914年1月10日傍晚，夏瑞芳下班回家时，在商务印书馆的河南路棋盘街发行所门口，却不幸遇刺身亡，终年四十三岁。若说刺客是因为“商务”与日人有合作的“污点”，但当时商务印书馆刚刚公布了“收回日股”的通告，正如“商务”精英胡愈之所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是一个企业家，他首先主张同维新的知识分子结合，再是认清了需要利用日本资本和技术，最后把日本股子收回来，他可说是民族资本家中的一个杰出人物。”由此，断无暗杀夏瑞芳的理由。那么，暗杀夏瑞芳的理由只能是这样的了：传说夏瑞芳曾反对同盟会的上海都督陈其美驻兵闸北，抑或夏瑞芳没有资助过陈其美而身遭不测，在《张元济年谱》中，曾认为夏瑞芳之死“乃因先前出于维护商界利益，曾联合诸商抵制沪军都督驻兵闸北，陈嫉恨之，唆使人暗杀”，这应该就是夏瑞芳之死的真实原因了。原来，此前1913年7月，在反对袁世凯的风潮中，同盟会的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黄兴则任命陈其美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此后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上海商界自是一片恐慌，为此还成立了上海“保卫团”，借以维持治安，并试图调停南北纷争，在商言利，必要的秩序是商业的生命线，这当然都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以“中国商民夏瑞芳等人要求保护生命财产”为由，曾派遣总房巡捕三十多人至闸北福州会馆，驱逐上海“讨袁军”司令部，驻守司令部的蒋介石所部二百零七人被缴械，由此种下了夏瑞芳被刺身亡的缘由。
夏瑞芳不是袁世凯的党徒，却流血于革命党暗枪之下，这也应了“革命革命，多少假汝以行”的话。（夏瑞芳和清廷上海守备使北军将领郑汝成都是被陈其美所策划暗杀的，陈还派人暗杀过与之争夺上海都督位置的光复军领袖李燮和，事虽未遂，但也将李燮和从上海吓跑。陈其美还曾在不经任何法律的情况下，将镇江军政府总参谋、攻克南京有功的江浙联军参谋长陶骏葆枪毙，并企图暗杀镇江军政府都督、北伐军临淮总司令林述庆。）那是非赤即黑的年代，商人以及记者等等，这样的“灰色阶层”，由于没有成熟的、自洽的“市民社会”的奥援，只得在时代的夹缝中苟活，抑或死亡——“生存或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夏瑞芳遇刺两年多后，陈其美也被袁世凯收买的张宗昌暗杀于上海。那是一个崇尚铁血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