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臭啊

　　1947年5月的一天夜晚，福州中洲国民党福建省水警总队司令部灯火辉煌，如同白昼。司令部大门口两旁的哨兵荷枪鹤立。在强烈的灯光照耀下，哨兵的刺刀闪闪发光。而就在这戒备森严的省水警最高首脑指挥机关里，是夜发生了一起震撼全省的事件：该司令部军械室里的所有轻重武器不翼而飞；司令部警卫排长及8个水警士兵亦不知去向。这起奇异事件，就是发生在59年前，由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延古瓯中心县委所组织领导的福州中洲国民党福建省水警总队司令部携枪兵变事件。而这起事件的直接指挥者就是时任该司令部警卫排排长的中共地下党员陈统安。


　　陈统安，延平区樟湖镇下坂村人，生于1912年10月。福建省水警警官训练班毕业，后任省水警中队长。他为人正直，不畏强暴，1943年因主持正义与另部分警察发生械斗，被撤职入狱，后经保释返回樟湖溪口村开店做生意。他同情贫苦农民的疾苦，与贫苦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常向群众传播进步思想，宣传革命道理，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困难，并创办了全县最早的“溪口农民信用合作社”。1946年2月经同乡、中共地下党员杨良言（时任中共福州第二市委组织委员）介绍加入中国*，并直属于杨良言领导，从此投身革命事业。是年春，陈统安通过其内弟廖细俤在村里以组织“国术馆”名义，发展了20多名贫苦农民入馆，秘密组织一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1947年陈统安将这支队伍交给南古瓯地下党领导人周道纯直接领导，直到南平解放），在该地区开展抗丁、抗征和利用当局的“二五”减租与地霸斗争，并利用“国术馆”和游击队所处地点优势搜集闽江沿岸的敌特活动情报，建立革命据点。


　　1946年4月，陈统安得到警校教官的帮助，回水警总队，恢复公职，任水警分队长，后又调任水警总队司令部警卫排长。中共地下党决定利用陈统安的特殊身份，在水警总队司令部建立秘密据点，以掩护往返于闽北和福州等地的地下党人员。陈统安是警官训练班第二期毕业的，他的同学、故旧遍布水警的每个角落，凭着自己的机警、敏锐和对党的忠诚以及良好的社会关系网，很快地就把党的革命活动发展到敌人营垒内部，在水警建立了可靠的革命据点。同时，积极做其襟兄王忠文工作，王忠文是水警总队“江仪”号警艇艇长，属水警总队部直接指挥。该艇经常巡弋于闽江南岸水线，陈统安通过王忠文便把这艘警艇牢牢掌握在地下党手中，使该艇成为我党的一个秘密据点。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掩护往返于闽北和福州等地的地下党省委或其他同志的进出境工作。如1946年7月，中共闽江工委负责人王一平通过苍霞洲闽江轮船码头水上检查站前往闽北和是年春天孟起（时任闽江工委宣传部长）、陆集圣（福建学院特支组织委员）通过马尾罗星塔水上检查站前往台湾，都是在陈统安的掩护下顺利通行的。陈统安的思想和工作突出表现得到党组织的高度信任和重视。


　　为了尽快开辟江南敌后战场，配合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加强、充实游击队武器装备和配合当时闽东北地委在古田澄洋举行的武装暴动计划，1947年4月杨良言（时任延古瓯中心县委书记）准备通过陈统安在省水警总队组织一次携枪兵变起义。杨良言的兵变计划经请示得到了省委书记曾镜冰的同意批准后，杨立即找到陈统安，向陈统安宣布了兵变决定和传达曾镜冰的指示。陈统安欣然接受了这项光荣而艰险的重任，并与杨良言进行了周密的研究策划，决定于是年5月4日晚举行兵变。


　　5月4日晚，杨良言按事先计划化装成一个去港商人，并雇用2辆三轮车装运一大批“行李”直奔水警总队司令部门口，陈统安亲自出来迎接，并将这批“行李”搬进了司令部，寄藏在司令部军械室里。之后，陈统安在榕楼菜馆设宴招待杨良言。到了晚上9点左右，陈统安和杨良言二人便进入军械室，悄悄地在军械室里把司令部所有轻重武器和大部分弹药装进先前运来的伪装为“行李”的大旅行袋、大帆布包和皮箱、藤箱里。


　　拆装重武器和搬动几千发子弹，以及收拾零星小武器等约要在几十分钟时间做完并不容易，当陈统安和杨良言从军械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汗水已湿透了内衣。但此时，他们早已忘记了这一切的紧张和疲劳，他们更急切的是能尽快找到省委派来的接应人员和船只。按原先约定，当天晚上孟起（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候补委员、秘书处和社会部负责人）、庄征（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委员、城工部部长）会派1艘雀船准时停泊在司令部附近接应。他们急切地等待着，但半个钟头过去了未见接应人员船只，一个钟头又过去了，仍未见接应人员船只，他们心急如焚，眼看闽江上的潮水早已澎湃上涨了，这时接应的船只还不来，再过一段时间即使到了壁头，如潮水降落，峡南江水奔流湍急，重载雀船怎能逆流越过壁头再横渡乌龙江按时抵达目的地呢？陈统安与杨良言走出司令部，从司令部门口往闽江下游寻找接应船只，但找了几十米远，终未见接应船只（后来才知道船停泊的太远，无法接应上）。眼看当晚起义就要落空，他心如刀绞：这一大批拆装待运的武器，万一被敌人发觉，兵变计划就要全盘失败。于是他俩急忙返回司令部，再次走进军械室，关上电灯，趁着黑暗，迅速地把全部武器恢复原样。这样，他们才松一口气，镇定地从军械室走出来。第二天早晨，陈统安和杨良言立即找孟起汇报昨晚接应失约情况，并商定次日晚上再次举行兵变起义，省委同时派几位游击队战斗员随杨良言驾两只民船到中洲接应陈统安，另派饶云山（时任闽中地委委员）带领队伍到距离省委机关（设在永泰、福清、闽侯县交界的十八重溪）不远处的闽侯县南通浦口搬运武器和迎接兵变归来的人员。

　　5月6日晚9时，陈统安按计划再次进入军械室把轻重武器又一次进行了拆散伪装之后，便跑到水警总队司令部东南50多米处找到接应的船只和杨良言与游击队员林国金、黄金献、陈依财、陈依恩等5位接应人员，把船引领停泊在司令部门口，并领着接应人员经司令部大门直奔军械室去搬运武器。当时司令部门口虽然灯光闪闪，两旁站立着荷枪实弹的卫兵，但他们看见是陈统安带来的人，谁也不敢过问，眼睁睁地看着把一大批伪装为“商货”的武器全部搬运上船。


　　翌日清晨1时许，兵变队伍准备驾船出发。临走时，陈统安身带两支20发快慢机，以护送所谓“大客商”去马尾为名，命令水警刘班长带领他平时做过工作、能跟他上山打游击的8名水警士兵与先时到达船上的游击队员汇合，之后一起乘船向预先约定接应地点南通浦口进发。经过3个多钟头的行驶，于4点多钟顺利抵达南通浦口，并在古城里找到了老接头户陈铁的家。紧下来就是要把这一大批武器搬上山（省委机关驻地）。但由于兵变前几天连续下大雨，十八重溪山洪瀑发，饶云山带领的接应队伍被洪水重重阻隔，无法出来，使起义行动又一次失去接应。起义人员焦急地等待接应人员的到来，但3个多钟头过去了仍然未见接应人员。上午8点多，陈统安朝天鸣枪三发急求接应，并派几个战斗员分头跑进深山找寻接应队伍。到了10点多钟，仍“杳无踪迹”。在这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情况下，陈统安意识到保护革命的军火武器比生命还重要，他说：“如果在战场上要夺取敌人一挺重机枪，起码要付出几十个战士的生命代价，我们一定要把这批武器完好无缺地交给游击队，用它狠狠歼灭敌人。”于是，陈统安建议首先应把所有的武器转移到安全地带去。游击队员林国金、陈依恩、陈依财、黄金献亦提出要即刻把武器扛到十八重溪对岸深山幽谷中隐藏起来。可是溪面30多米宽，水势凶猛，如何过得去？但经过探测，水流最深的地方只有2米多。陈统安叫起义水警士兵解下绑腿绑带，用绑带打成一根粗绳，由杨良言泅水到对岸，把绳子捆在对河树根上。河这边，大家用力把绳子拉成一条直线。两端绑牢后，由几个游击队员把武器弹药扛在肩膀上，手抓着绳子搬过去。待全部武器搬过岸后，他们又立即找了个秘密的山洞，把武器埋藏了起来，以便省委另找时间来搬运。当做完这一切后，已是下午4点多钟。此时起义人员已近二十个钟头没有吃饭，一夜没有睡觉，加上多次转移武器弹药，身体疲惫不堪。陈统安和杨良言于5月9日到十八重溪找到省委机关。发动兵变起义时，陈统安才结婚20多天，为了革命，他连新婚妻子和母亲、孩子们（病故前妻所生）都未及转移安置处理。他那种对党忠心耿耿，毁家纾难、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和大智大勇、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深得党组织的好评和赞扬。于是陈统安到省委机关后被任命为机关特务连连长。


　　这次兵变获得了一大批武器：其中三十节式马克辛重机枪2挺，捷克式轻机枪2挺，20发快慢机驳克枪8支，汤姆式冲锋枪2支，捷克式冲锋枪1支，卡宾枪1支，步枪6支，白朗宁手枪1支，左轮手枪1支，曲九手枪1支，子弹8000余发。


　　陈统安组织的这次兵变，不仅为党组织和游击队获得了一大批精良武器装备，也给当时福建省国民党反动当局政治上一个沉重的打击。那时福州有3个敌伪司令部，而陈统安竟然在省会福州举行起义，出其不意地推毁了敌人的一个司令部。这对福建国民党当局来说如同晴天霹雳，当头一棒。事变第二天早上，敌人便调集了保安团1个中队和水警总队部的1个中队，沿江向湾边方向卷地铺式地搜索追捕，结果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