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夺泸定桥（Z）
“飞夺泸定桥”之战在中国革命的战史上极为重要，它使红军避免了第二个“石达开”的命运，从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因此它也受到了无数次的宣传和赞扬。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其战斗情节纯属虚构。
1、体系内的争论
根据体系内的资料，所谓飞夺泸定桥有两个版本。两种版本对泸定桥之战的回忆，竟然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可能同假却很难同真的叙述。第一种叙述是泸定桥是红一军团的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下的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22名突击队员夺取的；第二种叙述是泸定桥是红三军团的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下的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带领12名勇士夺取的。
第一种说法比较流行，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第二种说法好象一直受压制，但从未被压服。覃应机在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硝烟岁月》中，再次强调，泸定桥是他们红十三团侦察连拿下来的，不是杨成武的红四团夺取的。下面从他书中摘录的一段文字：“……见到彭雪枫团长，他说上游有一座泸定桥，只有敌人的一些地方部队把守，我们决定从那里过河，他令我连务必在下半夜赶到泸定桥附近待命。我和韦杰即带上部队急行军，向泸定桥方向前进。天已经黑了。又下着雨，道路难走，部队又有些疲劳，我们便点着火把走。下半夜，我们按时赶到了泸定桥桥头附近的天主教堂。桥头已被我兄弟部队占领，彭雪枫团长骑马先到了天主教堂。我们一到，彭团长便亲自向我们交代任务，要我连组织突击队，天亮以前突击泸定铁索桥，占领对岸右侧的高地。我们从手枪排里挑选出11名侦察员，加上我共12人，组成了突击队。这11个人中，有一个同志叫蔡树礼，是湖南人；另外10人都是广西人，他们是韦尤、韦日由、黄先木、覃日用、黄仪、黄雨等，另外3位同志的姓名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当时我们每人除了手枪之外，各人尽量多带上手榴弹，有5个侦察员还各带一支步枪。佩戴整齐后，我即带队来到桥头的冲锋出发地。韦杰则带领连队，准备好就地筹集的竹筏、麻绳和从教堂里临时拆下来的板凳、桌椅板、床板、门板等材料，待命行动。拂晓的时候，部队开始总攻击。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我们12个人飞奔上桥头，冲向桥面。桥上被烧的木板还在燃着火焰，铁索在摇晃，几乎要把人甩下桥去。我大喊一声：‘同步前进’。桥身减少摇晃，我们一阵风地向前冲，灼热的火焰闪开了一条火路。我们冒着弹雨，迅速接近对岸桥头，向敌人扔了几颗无柄手榴弹，就穿过燃烧的桥头，追赶逃跑的敌人。敌人向泸定城方向跑远了。我们留下3个同志牵制敌人，我和其余同志立即登上桥头右侧的高地，占领了制高点，掩护部队过桥。我们12个人，胜利完成了任务。我们之中有6个同志被不同程度地烧伤了。我们挑选来的突击队员，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侦察兵，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他们都是在山区里长大的农民子弟，还在家里劳动的时候，赤脚爬山攀崖、过沟越涧，走吊桥独木桥，都已经不在话下，所以能够胜利地突过泸定铁索桥。”（第62-63页）这段描述里面，天主教堂、铁索桥、城在对岸等等，表明覃应机所说的地方为泸定桥无疑。但是他讲的故事，不如杨成武讲的曲折紧张有趣，少了许多诸如一昼夜行军240里、打着火把与对岸敌人赛跑等情节；攻桥的时间也对不上，杨成武版本是凌晨到达泸定桥，下午4时开始攻击，傍晚5点多结束，而覃应机版本则是拂晓开始攻击，天亮前得手；此外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覃应机对敌情的描述，与杨成武截然不同。
杨成武早期回忆录，声称对岸“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
覃应机则说，他们早已侦查清楚对岸只是少数地方杂牌部队，所以，夺桥行动从一开始就只安排了12个人冲锋，扔了几颗手榴弹，敌人就跑了。红军没有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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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说法比较，覃应机的版本，与陈云1935年向共产国际做的汇报，吻合较大一些。
却说红军在控制泸定桥之后，中共中央在泸定城举行了会议，史称“泸定会议”。这个会议决定派遣陈云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党组织工作。此后陈云就在天全县灵关殿离开长征队伍，作为中央代表去上海。同年9月，又奉命离沪赴苏，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作了关于红军西征情况的汇报。汇报纪录稿长期尘封在共产国际档案中，1996年被发现，后全文发表在中共中央《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在1935年的汇报中，陈云谈到了大渡河战役中的安顺场之战和泸定桥之战，这是我所找到的有关资料中最早的一份。关于安顺场之战，陈云提到有5个人受伤；泸定桥之战则不同，陈云未提伤亡，描述也比较戏剧化：
我们派出一个最优秀的连队作为前锋, 他们双手抓住铁索前进。我们终于找到了木板, 大家在前锋连掩护之下爬过了桥。敌人见红军战士如此顽强, 大声喊道：“好啦, 我们投降。”随即便交出了武器。(《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第20页)
然而再到后来，情况就不同了。红十三团覃应机方面的比较平淡的叙述，被中共所忽略；而红四团杨成武方面的比较惊心动魄的描述，则受到亲睐，被大肆宣扬。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宣传文字中此种厚此薄彼的区别待遇，是从什么时候起，在什么背景下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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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能追溯到的最早文字，是彭加伦写的《飞夺泸定桥》，大约成文于1936年。彭加伦在长征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宣传科科长，他写的文章，自然一切功劳都说成是本军团的，只字不提红十三团有什么贡献。
说起此文的背景，很可玩味。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来到陕北采访，这被看作是一个向外宣传，特别是向外国人募捐筹款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发起征稿，要求各人在长征经历中，“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
“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此一征文活动，三个月内共收到稿件200余篇，50万字，由丁玲、成仿吾等人参与编辑，最后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统稿成书，共挑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题名《红军长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既然是为了宣传募捐，自然是故事越精彩有趣、越曲折紧张、越惊心动魄越好。因此上，毫不意外地，彭加伦《飞夺泸定桥》一篇，成为描述泸定桥之战的首选。而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中对泸定桥之战的绘声绘色的动人描写，许多都则取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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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斯诺的再传播，彭加伦讲述的故事，遂成为对外宣传的主调。不过，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即使是红一军团人员内部不同人员讲述的故事版本，仍然有相当抵触。最突出的是，宣传科长彭加仑的叙述，又比杨成武的回忆显得惊心动魄不少。例如对岸敌人人数，杨成武回忆录说有两个团，彭加伦则夸大到了“两个旅以上”，红军是以一个团对付两个旅！又如伤亡问题，杨成武的早期回忆，说22个人都冲过了桥，进城与敌人展开巷战，未提有人伤亡；彭加仑则声称死亡三人，斯诺更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三人在桥上中弹，落入河中。这个问题，直到杨成武1980年代写《忆长征》和《回忆录》等书时，才改变了说法，称三人阵亡，大约是为了与流行宣传取得一致的缘故。可惜，就在杨成武最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前后叙述仍不一致：前文刚说了22人都过了桥，接着补充说有三人阵亡，过了两段，又说22人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等奖励。
然而，无论有多少不通之处，从此以后，红四团的飞夺泸定桥故事版本，就压过了红十三团的版本。红十三团虽然不服，却也无法扭转宣传大局了。（本节摘自百度百科《飞夺泸定桥》）
2、体系外的说法
英籍华人作家张戎及其夫婿乔"哈利戴所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对泸定桥之战是这样叙述的：
“中央红军往北去与张国焘会合，行进到四川中西部时，面临天堑大渡河。陡峭的山谷中，五月下旬喜马拉雅山的融雪卷起奔腾咆哮的激流猛浪，漩涡密布，河床布满尖利的岩石，使涉水无法想像。河上只有一座桥，叫泸定桥，建于十八世纪初叶，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这是一座雄伟的吊桥，全长一百零一公尺，宽两公尺多，十三根粗大的铁索连接东西两岸，九根作桥底，每两根相距一尺左右，上面铺着木板做桥面。
红军‘飞夺泸定桥’是后来长征英雄史诗的代表，美国作者索尔兹伯坚(HarrisonSalisbury)的《长征》(TheLongMarch)一书封面，赫然就是这座桥。美国记者斯诺一九三六年采访了毛以后写道：过泸定桥‘是长征中最关键的时刻’。‘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着他们，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的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河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着是第三个……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二十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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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五月二十九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可以看出，长征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二十四军第四旅李全山团，其实并不驻屯泸定城，而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驻扎泸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长余松琳。红军到来前夕，该旅就离开了，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泸定、康定并属的西康地区专员六月三日的通报也表明，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不在泸定。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只提到红军在去泸定桥的路上，和离开泸定桥之后，有几次小型遭遇战。
红军先头部队到桥边时，指挥部设在离桥不远的天主教堂里，向河对岸已无国民党军的泸定城打炮。当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妇女家里开豆花店，就在红军所在的桥边，红军还住在她家。一九九七年这位妇女已是九十三岁高龄，但头脑十分清晰，她对我们讲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
有的木板是被损害，可能有拆去的。九十三岁的老太太记得红军来借老百姓的门板去铺桥，有的人家交出了宝贵的棺材盖子，队伍过完后老百姓各自去认领。泸定桥只有一次剩下光溜溜的铁链，那是中共政权拍宣传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时。
过桥时红军没有一人伤亡。首批过桥的二十二名战士，在六月二日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二双筷子。他们中没其他红军过桥时也没有伤亡。周恩来的警卫员描述周听说有一匹马掉在河里淹死了很着急，问过桥的指挥宫杨成武：‘人有没有受损失？’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覆是：‘一个都没有。’
大渡河上还出了个神话，即‘强渡大渡河’，在泸定桥南七十五公里的安顺场。那里渡口宽阔，没有遮掩，红军渡了足足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侦察机的眼皮底下。但同样，无一伤亡。一九四六年，一位英国作家问彭德怀过大渡河的事。彭委婉地说：‘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也记不清了。我们过了那么多河－－金沙江、湘江、乌江、长江……我记不清了，记得有人掉在河里。’他对战斗或桥起火之事不置一辞。有两三个人命丧此桥，朱德夫人和我们访问的九十三岁老人都说是红军修桥时，年久失修的桥板突然折断，他们失足掉下去的。
国民党部队再无能，凭借天险优势，也不至于让红军毫无伤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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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质疑
其实泸定桥之战编造的痕迹很明显，漏洞很多，许多地方都违背了常识。人们对其的主要质疑有：
其一，敌人的兵力问题。有人说敌人是两个团，有人说敌人是两个旅，还有人说敌人是杂牌军，更有人说是民团。实际上他们都不知道敌人是多少兵力，因为至少是没怎么打敌人就跑了，他们自然就不知道敌人是多少兵力。按最原始的文字（原红一军团宣传科长彭加伦的《飞夺泸定桥》）所述，敌人为两个旅，两个旅人数至少应为六千人以上，相当于红一军团的总兵力，与进攻泸定桥的红四团比较，人数比较为6：1，与进攻的具体人数22人比较，为273：1，中间还隔着一百多米去掉桥板的光秃秃的铁索，红军即便就是打过去，也会伤亡很大。打过去后，一个团与两个旅作战有取胜谈何容易？在1935年1月下旬红军利用土城地区有利地形，以红三、五军团为主力，集中优势兵力，企图围歼川军郭勋祺师四个团六千多人，由于情报有误，实际敌军为六个团一万多人，人数与红军人数相当，红军作战不利撤出。如果飞夺泸定桥为真，看来杨成武指挥能力比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要强得多，当时中央苏区反围剿由杨成武来指挥，何至于长征？可能后来杨成武也觉得彭加伦说得太荒唐，就把敌军人数改成为了两个团。按常理，如果对岸有敌军，最多是几个民团而已。
其二，是谁打的泸定桥。这虽是体系内争功的事情，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飞夺泸定桥的不确切。在攻打泸定的前两天，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当时执行渡河任务的是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没有任何争议，那么泸定桥之战为什么争议很大呢？这只能说明过桥没什么组织，也没怎么打，哪个部队到了，哪个部队过桥。相对而言，覃应机版本比较客观，一是说敌人是杂牌军（估计是民团——笔者），后来跑了，民团跑了很正常，两个旅敌人跑了就太不正常了，况且后来也没有报道敌军的指挥员受军纪处罚；二是在有桥板的条件下过的桥（不管是敌人没拆桥板，还是新铺的桥板）；三是几乎没有打。另外，作为红军主力的红三军团在那段时间失去踪影也太不正常。
其三，红军不可能不伤亡。对于红军为何能在铁索上无一伤亡的打败众多的敌军，军史作家王树增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是这样说的：除了红军英勇作战精神外，是敌军吓破了胆。王树增可能也认为那样的奇迹不可能的，只好用“敌人被吓破了胆”来自圆其说。按杨文声称对岸“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战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铁索桥有一百多米长，战士在铁索上一分钟只能前进一米，敌人的准头再差，恐怕也不可能无一伤亡，如果像杨文所述的那样密集的火力，可能要成十成百地伤亡。
其四，作战人员名单。同时间的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名单在红一军团政治部编印的《战士报》所登载。覃应机版本中的十一人，虽未被报纸登载，但其本人可以回忆起七人的名字，也可说比较符合实际。红一军团政治部编印的《战士报》在193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一八四期和1935年6月3日出版的第一八六期，详细介绍了5约5日打响的强渡大渡河战斗。飞夺泸定桥战斗是5月27日打响的，据说这场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泸定桥之战在《战士报》第一八五期上有报道，但该报已遗失，由红一军团政治部红宣传科科长彭加伦亲自追踪报道的泸定桥之战，竟然在随后的《战士报》也未像大渡河战斗那样有后续报道，这一点令人不解。在长征后编写的《红军长证记》中以新闻稿为基础的彭文却没有二十二勇士名单。可见，彭文比较脱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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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作战时间问题。杨成武版本是凌晨到达泸定桥，下午4时开始攻击，傍晚5点多结束。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作战讲究的就是时间，为何要在到达之后的8、9个小时之后才进行攻击，岂不贻误战机？在这8、9个小时之内，敌军干了些什么？莫非在坐以待毙？还是覃应机版本随到随攻比较符合常理。
其六，敌人太笨问题。按杨成武版本，既然敌人拆掉了桥板，说明敌人已有了充分准备。有备之敌打一天一夜行军300里的红军，再加上泸定桥这样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应该说有很大的优势，结果却战败了。不知是敌人太笨，还是“共军太狡猾了”？其实这也只能说明，即使有敌人，也是人数不多的素质很差的“民兵”式的民团，而且没有多少准备，要不然怎么会临时烧桥？
其七，没有统计战果。按杨成武版本，不但“飞夺”了泸定桥，而且还进行了巷战。不管是击溃了两个团也好，还是击溃了两个旅也好，又有迫击炮和机关枪，战斗规模应该很大，红军相应歼灭和俘虏敌人、缴获的武器装备数量应该也较大，但所有的资料中都未提。
其八，二十二勇士肯定未打。如果敌人拆掉了桥板，按陈云的说法，“他们双手抓住铁索前进”，二十二勇士腾不出双手，即便有世界走钢丝第一高手阿迪力的本事，估计也不能作战，更不要说像传说的一样“冲”过桥去。毛泽东已经走下神坛，二十二勇士也应该走下神坛了。
4、邓小平盖棺论定
实际上，军队为了鼓舞士气，做一些过分的宣传再正常不过了，*的军队如此，国民党的军队也如此；中国的军队如此，外国的军队也如此。但说到历史的时候，就应该还历史一个事实。对于泸定桥之战，邓小平曾在一九八二年对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自百度百科《飞夺泸定桥》）。应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是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讲这番话的，他没有必要贬低泸定桥之战的光辉之处，也没必要过分宣扬报道中的不实之处。至此，泸定桥之战的真伪大概是盖棺论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