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毛主席是中华文明的大救星 7 （历史研究）
内容提示：关于古代中华文明的同化力；建立在海关管理方法上的错误开放理论；现代中华文明是已经经过毛泽东时代改造的文明，是一个新的文明；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史诗。
古代中华文明一贯被热捧的就是其强大的同化力，所谓“无百年胡”，历史上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无论他看上去多么强大，都最后被同化了，不是文化上被同化，就是连种族一块儿被同化，时间不会超过100年。“中华文明无与伦比的同化力”这一贯是汉民族的骄傲。但是，现在，得承认，这个骄傲是虚幻的，是假象，从来就没有什么“无与伦比的同化力”，这是个伪命题。
所有文明都一样，同化能力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般来说，先进的文明对落后的文明就具备同化能力，而遇到更先进的文明，就只好被同化了。比如：蒙满民族都有文字，有独特的风俗习惯，也就是说，有自己的“礼义廉耻”，但他们进入中原之后，还是不能抵御被侵略者的文化侵略，自觉不自觉的就被文邹邹的汉人同化了。这不是由于汉族文人阴险，而是因为汉民族的“礼义廉耻”的确比他们的先进，他们可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在政治文化方面注定要败下阵来，蒙古人到了亚细亚也是这个结局，不独到江南才如此。因为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都比他先进，相比于这些军事失败者，蒙古人就像野蛮人，被同化是必然的结果，被谁同化都不奇怪，要避免这个结局，只有退回到草原上去。
当中华文明遇到西方文明的一小撮传播者时，就立刻意乱神迷起来，立刻显出被人类发展潮流埋葬的趋势，汉奸、叛国者立刻如雨后春笋般一茬一茬的出现，汉奸、叛国者都认为自己比死守家园的同胞更有文化，更有国际眼光，如果文明的颓势不能彻底扭转，任何时代的汉奸都能获得同情，翻案是后来的汉奸必然的选择，因为从个体的角度看，抛开民族感情，做汉奸有其合理性。改革以后的汉奸、叛国者也是如此，他们之所以高尚化自己，除过他们本身就是利益之徒，不具备文明创造素质之外，母国的文明弱势是根本原因，汉奸叛国者的成长过程，就是民族被同化的过程。
好在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中华民族不得不选择做西方文明的附庸的关头，击退了西方国家的进攻，回头看，与其说中华文明有强大的生命力，不如说，中国大地从来就没有被先进国家大规模的占领，也没有被他们的势力控制的蒋介石政府之流长期统治，假如西方国家甚至日本占领中国100年，估计中国绝对不会取得对付满蒙的结果，是否一定比非洲部落文化表现出更强的自主能力都值得怀疑。至少在1949年之前，看不出中华文明在抵御西方文明的攻势方面有比非洲部落更强的能力，没有被全殖民主要是列强瓜分的时候，列强之间闹了矛盾。
中华文明至今保持着崛起的态势，不是由于传统文明在政治文化方面有非凡的自主能力，而是由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政治军事上同西方划出了地理防御边界。文明的交锋是思想文化的交锋，但切不可忽略军事界线的巨大作用，对于弱势文明，阻止敌人越过边界，自己也不要越过边界到对方的地盘上去，都是同等重要的。如果一个文明形态不能有力的更新，那么，不管是占领敌人的地盘还是被敌人占领，结果都是亡国灭种。在文明新生之前，保证军事界限的有效防御性，才能保证文明的独立的新生。比如：有一种说法，认为长城捆住了汉民族的思维，而我认为，对于汉民族来说，长城就是一条单纯的很长的军事要塞，并不具备文化抵御方面的心理暗示功能，相反，它倒是北边的“胡人”的防御地带，“胡人”一旦越过这个线，不管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还是失败者的姿态，结局都是“无百年胡”。
而沿海的炮台本来是阻挡西方人的军舰的，但一次也没有完成任务，使其军事价值若有若无，屡屡炮台失陷，严重的打击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使得“炮台的陷落”成为正常的事，而炮台的没有陷落反而成了不正常，这种状况下，中华文明没有表现出一贯引以为豪的同化力，而是遍地汉奸、假洋鬼子、崇洋媚外之徒，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将“无百年中华”。因为西夷不是不会跪的蛮族，他们挟先进的火器和文化游走世界，四处牟利，他们和北胡不同。我们与“北胡”在以长城划界的优势，到了海边与“西夷”对峙的时候，这个界限的意义刚好相反。海岸炮台对中华文明来说，不是单纯的军事要塞，而是文明交锋的地理界线，不管被攻占，还是我们自动放弃，还是我们越过炮台打到对面去，只要忽视它的存在，都将是中华文明的灾难，只有明确它的存在，并且保证它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才可使得落后的一方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去争取新生。
这里涉及到对开放和封闭的理解。近年来，好像认为加强海关管理，或者对进出口贸易设置条件，就是类似于死守炮台严划界限的，就是闭关锁国的，而闭关锁国就必然导致落后。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因果倒置了，或者说本末倒置了。一个文明社会最终是否失败，不是由海关管理方式来决定的，而是其创造力、先进性来决定的。如果是落后文明，敞开怀抱只能导致速死，连一个生长发芽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是先进的，那么，是否禁止闲杂人等胡乱走动，都不会减弱其魅力，都不会招致所谓封闭的恶果。
这种例子古代有，现代也有，比如：（放弃满蒙这个例子）鲜卑族不但不封闭，甚至十分喜欢汉族文化，也十分喜欢印度佛教文化，在文化的接收方面，他们一点儿不设限，可谓十分开放，他们占了好大一块地盘，仿汉制建立自己的朝廷，这就不只是开放，甚而进入了，但鲜卑族并没有发扬光大任何“鲜卑文明”，北魏灭亡后，这个民族不知散落到何处了。当然，这谈不上悲剧，只能说，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这个民族贡献甚微，只是在某一短暂时期，某一小区域努力模仿了一阵，然后，灭亡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开放不开放，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文明的成长完全取决于内在的自决能力，而自决能力决定了它应对挑战和压力的态度，而开放是态度之一，这个态度不可能因为政治正确而改变一切。那么，在文明的弱势或者成长时期，一个较为明晰的界限就是不可或缺的。
毫不夸张的说，1949年前的中华文明，是一个行将就寝的文明，就像今日之台湾，不管台湾人给繁体字赋予多少文化含义，可以肯定，如果解放军再不解放他们，那么，用不了50年，这个小岛的社会形态一定是西方文明排泄的残渣，不管这个小岛最终落入谁手，都不会有一个有凝聚力的台湾人群体。解放前的大陆，也正是如此，民族自豪感彻底分崩，少数学者还捧着经典做着治国平天下的梦，但是，很明显，传统经典已经仅仅是一门手艺，不再是活的东西。而1949年，这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截断了西方文明一统地球的脚步，保住了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别样的生活。
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相对比较封闭，不仅以地理国界，也以明确、固执、极端的意识形态与西方划出界限，拉开距离，结果，我的看法，正如此，才保护了中华文明的独立形态，继而焕发了新的创造力。近年来，政府到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以为推出孔子这个品牌，就能增加文明的竞争力，这完全是缘木求鱼胶柱鼓瑟，100多年事实早就证明，在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的进攻时，儒家思想是一个完全没有还手能力的幻影。而现在的中华文明，早已是经过了毛泽东时代改造过的新的文明，现在的中华文明早已不是儒的灵魂，在这时候力推孔子学院，实在是对伟人及其领导的一代杰出人民的亵渎。
那么，新的先进性，新的创造力是怎么来的？
从对抗中来。
从反抗压力并战胜压力下来。
从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来。文明的改造不是躲在书房里写什么忏悔录，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行动，也可能是社会动荡，人人参与，“触及灵魂”。知识分子们不用一听见运动就发抖，知识分子们要用心去理解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改造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些运动，扭转了民族性格，树立了中国农民改造世界的信心。
至于现在的种种不合理社会现象，只是仿佛肌体健康的人偶感风寒，不必担心他的基础素质。
也正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改造运动，打造了新老青三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可惜，这些知识分子们自己还不晓得，以为他们那一点点良知是由于反对专制才得来的，岂不知在新中国反专制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理念，因为并没有什么专制曾经可供他们反。他们错误的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受迫害的艰难处境，唉，这些文化人除过矫情就是矫情，实难担文明改造的大任。知识分子的确最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中华文明自古多的是怪力乱神，没有英雄史诗，而毛泽东时代，正是我们的父辈、祖父辈、祖祖父辈创造的现代英雄史诗，我们有必要以崇敬之情认认真真读懂这个时代。
记住：神不需要崇拜，人需要！
